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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这篇文章的观点或论述方式也有不少可议之处。其中最大的不足在以叔本华的理论来套《红楼梦》，束缚住了自己，尽管作者对叔本华的观点也作了一些选择和变通，但较之后出的《人间词话》还是显得有些生硬，毕竟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与发展轨迹不同，文学创作的情况各异，叔本华的理论并不完全符合《红楼梦》的实际，只能说是部分契合，以欲望的受阻和自我解脱来解释《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动机和心态颇有牵强附会处。
这种以外国理论来硬套中国小说的做法在当时具有实验探索的意义，但在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对该文的长处、不足以及形成原由，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曾有十分精彩详尽的分析和评述，可参看，此不赘述。
以学术史的眼光来观照，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当时无疑具有开拓和典范意义。它将西方的哲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索，论述系统严密，善用比较，视野开阔，比起先前那些直观、印象式的批评，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王国维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与当时政治、伦理式的功利性解读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他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道：
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
作者似乎还有纠正时弊的用意在。这固然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大体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作者独特学术个性的展示。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开创的这种红学研究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正面、积极的回应，其意义和价值要经过一个时间段后才会在总结和追述中逐渐显露出来，毕竟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需要渐进的一个过程，确实如他本人所批评的，当时人们的着眼点在政治教育，而不在学术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直到五四时期，随着文学研究这门现代学科的建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该文的开创意义。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日后由胡适等人开创的新红学研究建立在比较科学、规范的基础上，但由于研究者对考证的过分看重和强调，王国维创立的研究范式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忽视了。直到现在，红学研究中仍存在这一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红学风雨后，再回首反观这段历史，对王国维这位先驱者的开拓精神当会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对《红楼梦》这样一部作者、版本问题极其复杂的作品来讲，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考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考证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注重作品本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性才是第一位的。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大师之外的红学风景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红学文章也值得关注。比如成之在《小说丛话》一文涉及《红楼梦》的部分，借鉴王国维的悲剧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观点：
所谓金陵十二钗者，乃作者取以代表世界上十二种人物者也；十二金钗所受之苦痛，则此十二种人物在世界上所受之苦痛也。
应该说，这一见解尽管缺少充分的依据，但不失为一种别出心裁的解读，能给人一些启发。同时，作者还对当时的索隐派提出批评：
必欲考《红楼梦》所隐者为何事，其书中之人物为何人，宁非笨伯乎，岂惟《红楼梦》，一切小说皆如此矣。
可见作者对小说的艺术特性有着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也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红学论文，刊于《小说海》1915年第1卷第1—2期。这篇文章从作品的题材着眼，将《红楼梦》视作一部解剖中国旧家庭的样本，提出：
欲以科学的真理为鹄，将中国家庭种种之症结，一一指出，庶不负曹雪芹作此书之苦心。
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很有见地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并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季新即汪精卫，此时的他还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思想敏锐、超前，很难把他和日后的大汉奸放在一起。但人生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富有戏剧性，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此外，侠人的《小说丛话》、解彛摹缎∷祷啊贰⒄炮し傻摹豆沤裥∷灯懒帧贰⒑Ｃ摹豆沤裥∷灯懒帧返任恼略谏婕啊逗炻ッ巍肥保膊环手邸Ｕ庑┪恼麓芯墒狡赖愕暮奂＃共皇茄细褚庖迳系难趼畚摹�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
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和一部值得敬重的书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能得人赞誉者在数量上并不算少，但口碑如蔡元培之好者却不多见，无论是行事、为人还是立言，他无不得到社会各方人士的交口称赞，具有现代圣人的声望和地位。在党派立场截然分明、对立的现代中国，能获得这种具有共识性的称赞显然是十分不容易的，由此可见蔡元培的高大人格。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红学界，蔡元培基本上是以负面形象登场和被描述的，他屡屡以索隐派代表人物的身份受到红学家们的轮番批评，成为他们批评旧红学的一面靶子，被脸谱化、丑化。大概是为尊者讳的缘故吧，就连蔡元培的传记及研究专著对其红学研究也基本上是避而不谈，即使涉及，也不过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
相比之下，倒是蔡氏本人对自己的这一研究成就还比较看重，在谈到自己的著述时，常常提及，比如他在1923年秋至1924年间所写的《自书简历》中，就特意提到《石头记索隐》，将其与《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等著作并列。在1921年3月2日的日记中，他不无得意地提到，法国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在演讲时，“注重于北大废院存系之办法，对于我个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头记索隐》”。
细细想来，这里面是大有问题的。以蔡元培天资、学识之高，并不比当时和后世的哪位红学家低，何以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一部在其他红学家看来属小儿科的著作，何以会犯在红学家看来如此明显的低级错误？既然错误如此低级，为什么在被胡适等人批评、指出之后却并不服气？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动机和过程究竟如何？《石头记索隐》到底是不是蔡元培人生的一个污点？
尽管此前有不少研究者涉及这些问题，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少人往往批评一番草草了事。俗话说：盖棺定论。但盖棺之后的定论能否成为定论，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起码在笔者看来，红学界有关蔡元培的一些定论是存在问题的，与事实并不完全符合。这里依据相关资料对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那段历史进行考察，为读者重新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一个较为感性、全面的文献基础。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索隐之外的红学风景（1）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还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并非《石头记索隐》一书所能概括，并非索隐一词所能涵盖。《石头记索隐》之外，蔡元培还从其他角度对《红楼梦》一书进行过评述，时有精彩见解，可惜这些观点为学术界所忽视。为全面、深入了解蔡元培的红学研究情况起见，这里稍作介绍。
应该说，蔡元培有些观点在当时还是颇有新意的，比如他在1920年6月13日的《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曾有一段专门谈论《红楼梦》的文字：
许多语体小说里面，要算《石头记》是第一部。他的成书总在二百年以前。他反对父母强制的婚姻，主张自由结婚；他那表面上反对肉欲，提倡真挚的爱情，又用悲剧的哲学的思想来打破爱情的缠缚；他反对禄蠹，提倡纯粹美感的文学。他反对历代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习惯，说男污女洁，且说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的习气，就坏了。他反对主奴的分别，贵公子与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对富贵人家的生活，提倡庄稼人的生活。他反对厚貌深情，赞成天真烂漫。他描写鬼怪，都从迷信的心理上描写，自己却立在迷信的外面。照这几层看来，他的价值已经了不得了。这种表面的长处还都是假象。他实在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所以说‘满纸荒唐言，一把酸心泪’。他还把当时许多琐碎的事，都改变面目，穿插在里面。这是何等才情！何等笔力！……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蔡元培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钻牛角尖，他对《红楼梦》一书的思想、艺术价值有着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
像这样的论述还有不少：
在189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将《红楼梦》与《茶花女》进行比较：
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人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
1916年12月27日在《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他提到：
《石头记》一书，世人多视为言情小说，其实为政治小说。书中述男人交际，皆取放任主义。
1917年4月8日在《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中，他说道：
《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
上述观点在红学研究已有多年丰厚积累的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并不是谁都能提出这样的见解。从社会文化视角评述作品，强调作品所体现的批判现实精神，由此给予《红楼梦》很高的评价，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代风气，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在，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此外，蔡元培还将《红楼梦》与外国文学作品《茶花女》进行比较，表现出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可以说是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尝试，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实际上将《红楼梦》的内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艺术层面，即他所说的“表面的长处”；一个则是内在的层面，即他所说的“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这样的区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的着力点在后一个层面，后人对其《红楼梦》研究的印象也在后一个层面。
既承认《红楼梦》自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同时又强调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内容，熔艺术分析、索隐于一炉，具有从传统旧学到现代学术的过渡色彩，这就是蔡元培红学研究的特色所在。
即使没有《石头记索隐》一书，仅靠上述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言论，蔡元培在红学史上也是应该写上一笔的。
也是以治经史的功夫研究《红楼梦》
总的来看，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石头记索隐》一书虽然不算太长，只有四万多字，但它可以说是一部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的心血结晶，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一书中称其“征引繁富，用力甚勤”，其后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称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可见鲁迅虽然不同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观点，但对其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还是给予肯定的。
为写作《石头记索隐》一书，蔡元培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花费如此多时间的，似乎仅此一部。
据现有资料来看，蔡元培最早研究《红楼梦》当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这一年9月6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阅《郎潜纪闻》十四卷、《燕下乡胜录》十六卷竟，鄞陈康祺（钧堂）著，皆取国朝人诗文集笔记之属，刺取记国闻者。
其中《燕下乡胜录》当为《燕下乡脞录》，即《郎潜纪闻》二笔，在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