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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番论辩之后，胡适明显占据上风，这种胜利是通过读者抉择的方式取得的，尽管蔡元培并没有认输。但是大家经过比较甄别，大多站在了胡适这边。胡适创建新红学的意义因研究者论述较多，谈得比较深入，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也并非毫无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红学成为一门专学的初始阶段，他将读经解诗的传统治学方式应用于小说研究，这是一种十分可贵而且值得尊敬的尝试，毕竟各种方法尝试之后才知道哪种更为适用、有效。在证明索隐式研究已经行不通的今天，还有人利用胡适考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延续这种思路，这倒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通过与蔡元培的论战，胡适一派获得了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胡适也因此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研究也正契合了红学研究这一专学的内在发展需要。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专学，其形成需要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胡适的考证之学虽然在他本人是一种学术方法的演练和示范，但实际上起到了正本清源、奠定文献基础、创建专学的开创作用，后人所看重的也正是此点。
正是胡适的提倡和示范，培育形成了一种重视红学文献的学术风气，其后大量红学文献被挖掘出来，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搜得了甲戌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等重要红学文献。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红学的开创可以说是有意识的，如果没有胡适，这一过程将会延缓很多。
从索隐到考证，胡适完成了从一般文学爱好者到专业研究者的根本转变。他的这段学术历程，可以看作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缩影，由此也可更为清晰地了解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渐变过程。而胡适能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第一人，绝非偶然和运气，这是他个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个人的自觉努力与历史的内在需要、演进达到契合，相互作用，成就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也成就了一位优秀的学人。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也开风气也为先胡适的新红学之路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位不可替代的重量级和领袖级人物，他整整影响了几代学人，其人其事有太多的可说之处。以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树和影响，以其极为广泛的交游，以其丰富广博的著述，以及相关资料的丰厚和近年来研究者的重视，对胡适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颇受社会关注的专学，这门专学将来不管是叫胡学还是胡适学，都不会让人感到惊奇。
不管是否喜欢胡适其人，不管对其学术成就究竟如何评价，但谁都无法否认他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依然能感受到。对在诸多学术领域有着不俗建树的胡适来说，《红楼梦》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点。仅仅是这一点上，胡适仍有许多可说的地方。
时势造英雄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基本没有什么人明确反对。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学界，功力深厚、能啃硬骨头的高手并不少，何以创建新红学的重任和荣誉会落到这位年轻人的肩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其中有多少运气的成分？相信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容易，因为既要充分考虑胡适的个人因素，更要审视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且会有事后诸葛之嫌。前文已经谈到，胡适在出国之前，其红学观点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没有多少高明之处，他甚至还是一位索隐派。但是几年留学美国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他不仅受到正规严格的学术训练，更受到西方文人思潮的熏陶。无论从学养还是从学术功力方面来看，他都已具备了一名优秀学者的素质。而在当时的国内学界，具备如此个人素质者并不多见，这就使他与蔡元培走上了不同的红学研究之路。
但是仅具备个人素质是远远不够的，新红学的开创还需要时代为胡适提供适合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条件。可以想象，如果《红楼梦》还是被官府查办的禁书，被斥为淫词邪说，如果整个社会还在把小说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新红学是无法创建的，一门不被学界和社会承认、接纳的学问注定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势造英雄，胡适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文化英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新红学何以在胡适手上诞生。
总的来看，由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创建的新红学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红学研究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尽管其中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同时，它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学术的实绩与特色，与其他学科的转型、创建进程同步展开。
新红学既是一百多年来红学研究自身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又是特定时代各种文化因素催生的产物，它的产生由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启其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随后进行的整理国故之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可以看作是这些文化运动的深化与收获。因此，探讨新红学、了解胡适的心路历程，必须在这个大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来进行，不少问题也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准确的解释。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产生的时代摇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属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本身，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很明确：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志，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首倡之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多具学者身份，他们自然也有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改造社会、重铸民魂的雄心，早年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其思路与梁启超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继承和深化。也正是为此，他们才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不必再为提高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而大费口舌。
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发起、参与者比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更为务实，或者说是更讲究策略，他们选择文学作切入点，以语言为突破口，口号和目的都十分集中而明确，那就是要废除文言，建立使用白话的新文学，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正如胡适当年在《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一文中所说的：
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
显然，语言的变革并非简单的交流工具的置换，它通常会引起附着在这些语言工具上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中国，文言与白话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种种差别。尽管此前已有人提倡采用白话，创办白话报刊，但皆着眼在开启民智，未能从文化层面渗入。对此，陈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答张护兰》一文中说道：
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
由于这一观点不带政治党派色彩，容易得到认同，因而受到较为广泛的支持，最后获得了成功。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小说教材逐渐采用白话文，先从一、二年级开始。这样，白话正式成为政府认可的主流语言，从此翻开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
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不仅着眼于文学创作，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研究问题，并予以落实。陈独秀在《三答钱玄同》一文中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
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
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古代通俗小说作为白话文学的重要范本在这一时期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活文学”或“平民的文学”。与20世纪之初一样，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古代通俗小说从语言的鲜活生动方面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在思想内容上给予较高评价的小说作品依然很少。《红楼梦》就是少数几部得到肯定的作品之一。这是红学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的重要文化基础。
尽管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观点颇有差异，但他们的不少看法还是基本接近的，即多从白话语言的使用方面对《红楼梦》给予肯定，对其思想内容也有相当的注意。无论是小说界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皆对《红楼梦》给予特别的关注，由此也可看出《红楼梦》在知识阶层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其后有众多学者涉足《红楼梦》、推动红学成为显学，也不是没有因由的。不过陈独秀等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多为即兴之言，还缺少严谨的论证和足够的学术性，真正能代表当时研究水准的是吴宓、佩之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还与那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出版商积极配合，进行古代小说的普及宣传工作，以巩固扩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比如亚东图书馆1920年起陆续推出的系列校点本小说，就得到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为这些小说写序。尽管其中有些文章学术性不强，但并非毫无意义，它为新红学的创建奠定了一种良好的话语氛围，起到了一种造势的作用。
新红学的建立与随后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学术界对整理国故及胡适的突然转向还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信息。如果说当初大家还处于喊口号、设计蓝图阶段的话，整理国故则是将各种口号变为现实。整理国故与当初的文学革命看似反差极大，有开倒车之嫌，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以《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实绩，选择古代小说为突破点自然也非偶然，而是胡适有意采用的一个文化策略，目的在扩大学术研究的范围，将以前为学者所歧视或忽视的民间文学纳入学术殿堂，应该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思路的延续和深化。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和示范，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民间通俗文学研究从此像经史一样成为专学，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和特色。
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破天荒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小说课教员。以北京大学在当时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它无疑意味着小说研究的被认可，得到了学术制度上的保证，此举既为研究者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又保证了学术薪火的延续，这是古代小说研究正式步入学术殿堂的开始。随后，不少大学纷纷效仿，由此形成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研究人员大多集中在各个高校，研究成果也多为讲义或讲义的延伸之作。《红楼梦》研究由此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走上大学讲堂。
先驱者的首倡示范、学术制度的可靠保障、媒体的宣传造势、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