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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统统地扔进了垃圾筒。我希望墓石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您的名字，您的笔名，那个与雏菊相同的名字。那些装饰，那些破玩意儿都没必要。
然而，我有时也听之任之。这是先人古老而幼稚的传统。一天，我买了三盆雏菊，把它们放在刻着您名字的墓石上，紧挨着您的名字。我露出微笑，说：“既有名字，又有鲜花。”这没必要。但我有时希望那块白色的墓石上有无数鲜花，摆满鲜花。希望这个墓，您的墓最漂亮、鲜花最多、最让人喜爱。不，我不这样做。决不这样做。就此一次，放三盆花。以后再也不放了。
我在公墓中兜圈，读着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那两个日期，出生日期和去世日期。我看着所有的墓、所有的碑、所有的名字和我所不了解的种种忧伤。我看着所有那些也被埋葬的死人和所有那些在公墓四周、在城里来来往往的活人。他们相爱、微笑，或痛苦，生活如此艰难，每天早上艰难地起床。“他们一生中干些什么？”我问您。“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等待死亡的那一天，也许这是一种痛苦。”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城里，在蒙帕纳斯区的“罗斯比”、“塞莱克”酒吧或更远一些的丁香园大道喝酒。晚上，一杯酒，听钢琴，听那首旧歌《我的路》，然后再喝一杯。他们活着，并没有死，没有忧伤，见一个爱一个，微笑，大笑，说话。这就是生活。他们还活着，在唱《我的路》。他们还没有死。根本没有死。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区别。无法消除。就这么简单。第二天，必须起床，不能再那样做了。不能再那样喝了，不，这太难了，这无济于事。只能更可怜。后来，当然，又坚持不住了，回到了酒吧，与男侍应聊天。那些穿着白色上衣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只需几句话。感觉好多了。
我在蒙帕纳斯的那个花园的小道上散步。以后，我可以这样做了，想您或不想您，这看情况。我走的总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步伐。我走着，重新抬起头。我走得更舒服了，呼吸得更舒畅了。我在外面走着。我不哭了，不哭。没有您，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您仍然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我也能这样做了。
我离开封闭的公墓，来到城中。我不坐出租车，我可以独自在城里走着，沿着塞纳河，一边走到夏乐宫。有时，我也走进帕西公墓，在里面转转。那里面也是秩序井然，一切都井井有条。有的坟墓花哨、富丽，有的坟墓简朴。名字、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无名的巨墓。每次总会看到一个新名字，想起这个已被遗忘的名字，因为我就是去那里找这个名字的。是的，我回巴黎后就干这些事，一大早在大街小巷里散步。我开始远离公墓了，在周围来来往往，越走越远，然后又回到那里。我没法不这样做。我监守着、看守着那个名字。
后来，1999年初，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我可以这样做了，走进那条路，呆在那个现在已刷成白色的房间里。我甚至让人把梁也刷成了白色。头顶再也没有那种阴暗的颜色了，这多让人高兴啊！我在圣伯努瓦路睡了第一个晚上，然后是第二个晚上，后来我就留下来了。行了，我可以在那里住下来了，在您给我的那个房间里住下来了。我又可以去花神咖啡馆了。“好久没有见您了。”系着白色长围裙的侍应们说。是的，好久了，三年了。这算不了什么。需要这么久，需要这空虚的、意识不到的时间。什么都不干，不说话，尤其不谈论您，对谁都不谈。我无法说出您的名字，不能说，对谁都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愿听见。但愿谁都不要说话。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像我还想把您关在屋里，和我在一起，让那种日子持续下去；好像我想到那个洞穴里去找您，找个有效的、不痛苦的方式自杀。但我没那么做。我一瓶一瓶地喝酒，一天抽三包烟，什么事都不做，人变得越来越迟钝，就像躺在床上的一棵白菜。我越来越胖。身体发胖了，越来越胖，胖得让人害怕。光阴流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明天，这种状况就会结束的，因为我要死了。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我并没有死，您看，我并没有死，因为我今天还活着。我把这整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您的故事都写下来寄给您。多么神奇的故事啊！
这并没完。为什么？您是谁？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提。我对您知道些什么？您对我又知道些什么？那是什么，1980年夏天之后您我之间发生的故事，以及在这之前，寄走的那些信，几百封信？“您的那些信，我全留下来了。有一些写得非常好。”几年后，您这样说。您以这些信为题材写了一本书，您把这本书取名为《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是您把这个故事公开的，全世界都知道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故事。简单而又平常，大家都看，一直都看，世界各地的人都看。什么“我爱您”呀，“我喜欢您”呀。这是怎么回事？总是同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真事。就这些。应该生活，也应该撒谎、写书、相爱、爱。“爱对方的什么？”我这样问您。
“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词都用光了。无法再说。几乎写不下去了。难以继续。是的，是这样，我停了下来，然而，在沉默四周，在沉默与沉默之间还有词。我给您写了几个字，我继续给您写了一封信，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您知道。几个月前，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我很高兴，是的，是这样。就像一种幸福。我可以这样说。
1999年3月8日，我让人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为您举行了一场弥撒。我想这样做。为了我自己。回到那个地方，回到教堂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三年前，您最后一次来到那里，被放进那具浅色的木棺材。
您躺在棺材里，您的脸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我不敢碰它。可我想碰。您已无能为力。这对您，对上帝，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只有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碰您，尽管我觉得这没有坏处。我没有做我想做的事：不，别以为真的是这样。我根据一种我并不完全了解的真实需要行事。否则就不会去公墓拜访，不会让人举行弥撒，不会献花，不会写信，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不会在沉默中思考。不，什么都不会做。您我只会面对上帝。会这样的。您别笑，别说我又来了，别说我是个小丑。不，不要这样说。我跟您知道得同样清楚。然而，事与愿违。
什么？您将变成什么样子？您最终会说的。
“不，我不会告诉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不完全知道。”
我们俩一起在那里看世界，看世界上所有的面孔，看了又看，并且说怎么办？拿这些东西、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又会怎么样？有时，我们百思不解。有时，我们哭着；有时，我差点扔下一切，扔下自己，扔下您，扔下一生。我们越来越不明白：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后来，又发生了变化，又重新开始了，不再停止。我给您写信。有时，情况不错；有时，我相信一切，就像孩子一样。相信只要看到那个人，那个人就长生不老。于是我看着您。我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您的目光。我读您的书，读所有的书，只要作者是同一个人。
您呢，您在干什么？您跟我一样，跟您以前常做的一样：您看着我。您看着全世界，别的什么都不干。这是一件大事，占了您很多时间，让您精疲力竭，差点要了您的命。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不能总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种情况必须停止。1996年3月3日，这种情况停止了。那是一个星期天。
我在那儿。
哪里？
文字的真实（4）
这里。还有那里。
这是不可能的。
完全可能。这我知道。我不很清楚怎么对您说，于是便给您写信。您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我们坐着那辆黑色的汽车，行驶在伊夫林的道路上。我们开着车，听着巴赫的大提琴独奏，变奏曲。您知道，就是当蓝色的卡车也驶向那几条道路时突然响起的变奏曲。那辆卡车运送着那位夫人和那个蒙在鼓里的司机。她说：“这没必要，让世界灭亡吧！”她笑了。
好像我们喜欢那段音乐，喜欢那辆不知为什么行驶的卡车。不知道它驶向何方。那个女人，那个逃离禁锢、犹如平民的王后，我们真的很喜欢她。
是的，我们喜欢她们。
还有，埃内斯多，《夏雨》中的那个孩子，他并不遥远，他在游荡，他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向他的兄弟姐妹背诵着《传道书》。
他可能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
是的，他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兄弟。他们互不认识，没必要认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既离又分。灰眼珠的那个小男孩也在，和他们同在这个世界中。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他们在行走，来来往往。他们去了哪里，互不理睬。没必要。他们全都一样，同样天真，同样完美，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走着，散着步。有时，他们被认出来了，被看见了，被人看见了。他们摔跤了，不知道如何对付那些看着他们的目光。他们害怕自己的天真，怕伤人，怕给人造成痛苦，什么都怕。他们想跟大家一样，不想分开，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彻夜不眠。他们和我们一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活着。
是的，我听到您说的话了。我看见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您口述着《夏雨》。完整的书名应该是《暴风雨的天，夏天的雨》。句子很对称。后来，我们觉得太长了。您决定删掉前半句。完整的句子书里面有。
您在拉埃内克医院住了九个月。昏睡了九个月，日夜输氧，没有呼吸辅助器您就无法呼吸。我每天都来，看见的是一具躺在那里呼吸的身躯。那是1988年秋天。过了年您还躺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和那台帮助您呼吸的机器连接在一起。后来，我不知道是病毒还是微生物使您的病情变得很严重。血压很低，身体发冷。我给您戴上帽子，盖上被子，心里非常惊慌。我相信您完了，我们几乎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听天由命，等待着，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们决定让您醒来，我们不让您吃安眠药。
您睁开了眼睛。
您看见了我。
您并不感到惊奇。我在那儿。您复活了，您活过来了，您说：“我要继续写埃内斯多。从这里一出去，我就要把这部东西写完。”
还得等上几个月才能回圣伯努瓦路。我们俩从医院里开车出去。那是1989年夏天。九个月来，您这是第一次出去。我们出去时，您带着氧气瓶，您还需要氧气瓶，还有我。您说：“去森林吧，凉快凉快。”我们去了森林。一片碧绿。那儿的一切都是绿的。树木。您哭了，说：“我忘了这些树、这片绿。怎么能忘记它们。没有这片美景如何是好？不可能的。不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树，这片森林。”
您哭了。
我慢慢地在森林的小道上行驶，看着在张望的您。我任您一个人看着，任您为这么美丽的景象而流泪。
您说：“这世界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开着车在森林中行驶。
您不想回去。我说该回去了，晚饭早就准备好了。您说：“他们可以等。他们做的东西难吃极了。对，我们去买三明治，我们去‘拉杜雷’。那里的三明治天下第一。上学时，我有钱就去那里。肥肝三明治，太好吃了。走，迟点回去，这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去了王家路。我买了一套各式三明治和巧克力杏仁饼。
我们回到医院，看到推车上放着两个托盘，饭菜用一个不锈钢罩罩着。您掀起盖子看了看，说：“不可思议！”您按了铃，说：“这东西根本不能吃。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三明治。”我们拆开三明治吃了起来。您说：“一点都不好吃。这杏仁，让人难以置信。”
6月底，天很热。天安门广场出了事，您在电视上看着那些中国人……我们回到圣伯努瓦路。信件多得足有几公斤重。您坐在桌前，把所有的信件都拆开了。您打电话给保尔 · 奥查克夫斯基…洛朗斯1，您说书很快就将写完，“是的，我很好，一切都好。我会写的。我最终会尽量把埃内斯多的故事写完。也许是一部电影。我很乐意。”
是的，您开始写作，沉浸在一种幸福中，一种欢笑，一种让人赞叹的自如中。您没有受到损伤。您口述，我打字，我们和那些兄弟姐妹一道大笑。那个孩子，埃内斯多，他独自在念《传道书》。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拯救维特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