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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眼里的扬（2）
但三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美妙的信。只有一页：“我想伴您左右……”他马上就明白了他寄给她的无数信件起了作用（后来，这种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他发现所有的信都集中存放在一个抽屉里）。他想：我的什么东西打动她了，我以为自己是在单相思，谁知她也同样激动。沉默了七年后，这封信给他开辟了一块天地。他因此而失眠，而疯狂，他最后开始寻找她的电话号码。
几年前，他得知了她的真名，他失望极了。当时，他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在纸上写她的名字。他以为自己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就是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的她的名字。现在，他发现这个名字是假的，这是个化名，写小说用的笔名。对他来说，书与作者的署名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他无法接受除了书的作者以外还有别的人存在。他急于忘记这个真名，但没有忘记，他轻易地在电话号码本上找到了这个名字，尽管她声称这个名字只出现在内部电话号码的红页上。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只报了自己的名字。他听到她说：“天哪……”然后又说：“啊，是您给我写信。”接着，她开始说起来，说了很多。他记得电话里的声音很响，他记不清她说了什么，只记得她长时间地抨击新哲学，并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似乎被这笑声淹没了。他对这笑声赞叹不已。这么多年来，他已忘了她还会笑。他突然想：她只有18岁。她说她要去某个城市，他们得见见面，让他在那里打电话给她。
一个月后，这位大学生来到作家写作的那个城市，壮着胆给她打了电话。这回，作家答道：“不，不，我在工作，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见面，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见您，我害羞。我怕见生人，这没有必要……”大学生赞同地说：“事实上，也许真没有必要，好，我在这儿……”这时，他听见她叹了一口气：“啊，您在那……好吧，两小时后打电话给我。”大学生照办了。这时，她终于说：“来吧，不过要带瓶酒来。”一开门，她就柔情万般地拥抱他，就像是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他没想到她会这样拥抱他。这么自然。而且，他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立即就被她的声音给迷住了。他很难听清她在说什么，他看着她在动，在激动。他想，生活中的她和书中的她同样富有才华。他们一起喝酒谈书。大学生没发觉夜幕降临。他眼里只有她，她使世间的万物都不存在了。很晚了，晚上几点了？他打听哪家旅馆可以住。她说现在是夏天，当地所有的旅馆都满了，他可以睡在她儿子的房间里。
第二天和以后的几天，他们一同去散步。他们形影不离，她当着他的面工作。她显得很多情。他想，他也许坠入情网了，但他对这种感情缺乏经验。他从来没有直接接近过任何女人，总需要一个迂回的办法、一个借口、一段虚构的故事来接近女人。而这个女人则以她的书为中介，已经接待了他。更妙的是，第二个星期，他觉得她给他指路了。那种含情脉脉的语气与她对一个崇拜她的普通读者说话的口气完全不同。发现她因激动而颤抖，他自己也不觉颤抖起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已经知道他根本无法拒绝。每天晚上，他们各自回房间之前都接吻。大学生任她把自己带到任何地方，他爱上了一部小说，他遇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强迫他爱她，就像他爱她的作品一样。完全爱她，他甚至都想不到还能在肉体上爱她。他无法逃避，她是他们之间将发生的一切的动因，无法阻挡。他害怕了，但他如此心慌意乱，竟不理会自己的恐惧。面对女人，他总会产生这种恐惧。他感到有东西袭击他，他只能屈服。他将被人俘虏。这很可怕，但他从中感到一种快乐。就像夜间他想自杀一样。他同样也害怕得发抖，心想：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死神，她力量强大，是她创造了一切，她无疑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他断定她会嘲笑他所写的东西，她首先是一个想让别人吻的女人。他听她讲话，又惊又怕。怎么可能有这样野蛮的自由，他从来没见过。这个身躯在请求，想享受，几乎是在恳求：吻我吧。他被逼得更怕了。他从来无法使她满意，从来无法满足她的欲望。与此同时，她也把这种让人疯狂的自由传递给他，说：“不，您不是鸡奸者，您是个七尺男儿。”她骇人听闻地建议道：“好了，我在这，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什么都不想，只想跟随她。他本来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现在她命令他当主人。她说着主人的话，命令他当她的主人。为了命令她，他得让步、服从，这无法担当的双重角色使他不知所措。她替他作决定，她想扮演所有的角色，并让他一同扮演。最后，她竟这样对他说：“为了创造您，我要先毁掉您。”新生的诱惑使他被蒙住了双眼。她一再说：“不，您是个七尺男儿。”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能够成为七尺男儿。一个女人投进他的怀抱，他占有了她，尝到了能够拥有她、能够确实达到目的的快乐，那真是妙不可言。他问自己，以前是否曾做过爱，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以前，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享受，不知道随心所欲地拥有一个女人是什么滋味。最终，他可以享受并且让一个喜欢这种享受的女人也得到了享受。这个向他揭示了性爱的女人，这种使他陷入激情的疯狂的爱，正是他过去所想象的飘渺的崇拜目标。这个女人破坏了所有的等级。大学生又害怕了。他不想放弃他在文学上所崇拜的对象。他想退却，保持那个作家的形象，尤其不要步入现实。但作家把他带进了她的想象当中。她永远生活在小说中，她在生活中和在书中一样骚动不安，充满激情。他明白了她把自己当做是一部小说。他没有把对她的爱带入现实。他们的爱情不是真实的，它跟她所写和正在写的东西一样强烈。这个女人丝毫没有把她所生活和所想象的东西分开，她把大学生安排在这个无边无际的透明的空间里，而他在遇到她之前，已本能地在其中就位。他们一道与世界隔绝，直到冬天。大学生尝到了幸福。她很快就要他用打字机打下她想写的东西，她口述着。他能明白她作品中隐晦的东西。她征求他的意见，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她的头脑，就像曾进入她的身体一样。一具不老的身躯。他甚至没有发现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破坏痕迹。他本人也没有感到自己的年轻。从此，他像她一样，生活在时间之外，生活在那部爱情小说之中，而他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爱情的目标。
有时，事情会变得让人不安，他发现自己几乎就像不存在一样。比如说，在饭店里，她在菜单上选择他应该吃的东西。还有，她给他穿衣，给他羊毛套衫、衬衣。她给他做了一件和服式的便服，颜色也是她定的。她让他换香水。她不能容忍他在电话中跟他过去的朋友们说话。他必须全盘接受她的一切，她的饮食、散步、看人和赤身裸体的方式。她向他作出的就是这种骇人听闻的建议。她完全献出了自己，他得全部接受。他要么接受一切，要么一钱不值。他接受了一切，就像接受她的作品一样。有时，他进行反抗，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做些小小的抵制。不，不要这肉片，不，不要这件衬衣。但这正如她所说过的那样：要或者不要。他唯一的自救显得很无力。对于这种躲躲闪闪，一个女人会无能为力，但从女人的这种痛苦中，作家获得了写小说的新法。她没有让人控制。只要这个年轻男人沉默，她的作品就增强了力量。有时，他想拯救自己，但进行这种努力的念头没能维持多久。几年后，他还想着这事，但方式同样模糊。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谈起她，希望能靠自己的故事生存一段时间，但他感到自己像犯了罪一般。他担心背叛她。他从此相信，如果他跟别人说话，他就是犯了一个严重得像罪行一样的错误。当他问到听他说话的朋友几点钟时，钟敲响了。刚好到了他答应回去的时间。
（米榭勒·芒梭）
写不完的杜拉斯
她对他说：“我是个金贵的题材。”对某些人来说，她甚至就是金矿。且不说洛尔 · 阿德勒的那本畅销传记（写得很认真、客观而公正），最近还出版了杜拉斯遗留下来的菜谱及电视谈话。那是“杜拉斯公司”的子产品。
她还对他说：“杜拉斯永远没完。”这个他，就是扬 · 安德烈亚。十六年来，他没有离开过她，除非为了求生而出逃。他就像被囚禁得发疯的囚徒，逃出牢房去散步。
1980年夏，他在特鲁维尔投身于杜拉斯。没有历史，没有行李，没有专长，没有名字。当时他二十七岁，而杜拉斯已经六十五岁。他给了她一个空白的生命，就像一张可以写字的白纸。她将在上面印上她想印的东西。首先，改他的名字、把他叫做“安德烈亚”。那是扬的母亲的名字。她总是病态地想到或求助于母亲。后来，她又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斯坦纳”。那是她书中的一个人物的姓。于是他便成了扬 · 安德烈亚…斯坦纳，成了杜拉斯世界里的主人公。这个无职业的年轻人成了她手中的面团，任其无情地搓捏。他在学习一个艰难的工作：爱她。这个工作随时都要干。一场永不闭幕的戏，每个人都在戏中扮演几个角色：扬是情人、司机、读者、秘书、护士；杜拉斯是小女孩、堕入情网的女人、女暴君、单纯而轻佻的城市少女、引诱者、破坏者。直到结尾，她才在一场融悲剧和喜剧为一体的戏中说出尾白。在这场戏中，演员们轮番成为受害者和刽子手，成了情场上出色的败将。他们不需要任何人，他们既是自己的作者、导演、演员，又是自己的观众。
演了十六年，场场爆满。幕间没有休息，只有一次例外：1988年至1989年间，她因酒精中毒而深度昏迷。扬曾写过他的第一本书：《玛 · 杜》。那是一本日记式的编年史，写得很大胆，催人泪下。在等待杜拉斯苏醒的过程中，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救生法。她出院了，变得丑陋了，继续着他们的故事。1996年初，冬天的一个夜晚，她像往常一样推醒扬，对他说：“杜拉斯，完了。”杜拉斯再也不能写了。杜拉斯要死了。连续几个月来，他照料她，给她洗澡，晚上守着她，跟她说话，听她说话。他预感到那个时刻已经临近，试图在幻想中作些准备。
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幕无情地落下了。当安娜 · 辛克莱打断嘉宾的发言（这是极罕见的），发布了这一消息后，传媒的锣鼓就敲起来了。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举行了弥撒，在蒙帕纳斯公墓入土为安，所有报纸都是头版报道。
杜拉斯消失后，人们很快就发现扬 · 安德烈亚也消失了。大家都在问，但谁也不知道，包括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传说他在以色列，有人确信他在他姐姐家里，躲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她”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东西，他没有经济来源……圣伯努瓦路静悄悄的，只有一些真正关心他的圈内人不时地问：“有扬的消息吗？”差不多三年来，总是没有回答。
终于，某些人家里的电话响了，那个平静的声音又出现了：“我是扬，我在圣伯努瓦路。”这是他的习惯用语。在回巴黎之前，他又在洛特…加龙省呆了一段时间，他不想离开母亲的庇护。要抵制“以前”的地方和“以前”的人，那里可要坚固得多。
1999年3月，刚好三年之后，他开始像以前那样约人在花神咖啡馆见面。像以前一样，他谈起她，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只是再也没有必要老是看表，不必去替换女护士了。他小心地提及他正试着创作的这本书：“我想把它取名为《爱情》，但这个书名也已经被她用了。”他笑着说。他的谈笑也带有杜拉斯的味道。《痛苦》、《死亡的疾病》、《摧毁吧，她说》，这么多书名都适合“那场爱情”。这本书现在完成了。一本无所不包的书。根据于连 · 格林的标准，“什么都说或什么都不说”。在杜拉斯康复期间，他曾读过于连 · 格林的书，但他并不知道格林的这道命令。他解释说：“杜拉斯也说过这话。”对杜拉斯来说，真理，更多是“她的”真理，她以她惯有的那种野蛮加以摇摆，而他则作为爱情的考验加以接受。正如他曾抄写的这个句子所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爱太强烈了，强烈到让人害怕的地步。”杜拉斯在她写于1995年的最后的作品《全在这里了》中口述过这句话。《情人杜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