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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今年24岁，像如今这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老爸在气象部门一扎根就是一辈子，儿子却连跟用人单位签一个五年合同都不肯——要那么长？五年时间！不行，不签，不干！老爸问他要不要趁年轻考个研究生或者出国读两年书，儿子摇头——书读够了，不读！要留学倒是可以考虑，不过不去美国英国，要去就去日本，因为日本有卡通啊！
看看孩子，就会知道新一代人长起来了，他们和自己的差距，就是时代和时代的距离。谭晓光很少回忆过去，对于他来说，他手里有忙不过来的课题，还不是停下来感慨往事如烟的时候。谭晓光能够理解年轻一辈，理解他们有更多的追求，对未来的生活有更多的设计，不像他们这一代，永远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永远谦虚谨慎，永远把荣誉理解为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是人民给予的，得到的荣誉越大，意味着自己的工作越要努力，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祖国。
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会为他惋惜——他如果不搞气象，如果下海经商，如果留在国外，他一定比现在有更大的名气，更多的财富。
机会都被他错过了！替他心疼的人真不少。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人更多。
其中，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气象界的人都知道，也有许多人搞不懂谭晓光当时的选择。
1988年国家派谭晓光赴美国环境研究实验室进修，学习气象数据处理，并进行“神经网络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用于1小时中尺度气压场预报的神经网和中尺度天气系统自动识别系统等项目，所撰写的《一个用于中尺度预报的神经网络系统》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被美国气象部门的人工智能年会接纳。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出现了政治风波。当时美国国会宣布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签证自动延长半年，没过多久，那些留在美国的中国人都获得了“绿卡”。而谭晓光就在这种时刻回来了。许多人都说他傻，多好的机会？有多少人为了一张“绿卡”，要忍辱负重多少年？而当时，年富力强的谭晓光，其学术方面的才华得到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只要他留下，工作和生活都会翻开新的一页。当然，现在看，许多当时留下的人，如今又以海归身份回来，不是照样受到热烈欢迎？身价暴涨？
对于这个问题，谭晓光的看法很朴实，他说他之所以要回来，有很多原因，虽然在国外的生活条件各方面可能都不错，但是他当时更惦记他的课题——后面有一个亚运会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来呀。
据北京气象协会介绍，1989年下半年，刚刚回国的谭晓光立刻投身于北京第11届亚运会的气象服务工作中，他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短期预报工作站”的开发，针对气象预报资料处理时遇到的难点和亚运会气象服务的要求，谭晓光开发的系统解决了DOS系统下英文状态汉字显示等难题，设计和实现了快速数据检索的方式，大大提高了预报人员检索气象数据的进度，受到预报员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谭晓光在科研机构工作了二十多年，他深知其中的甘苦。他从来不对那些想方设法奔赴西方的科研人员说三道四，相反他还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在国内，尤其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科研环境和国外简直没法比，人家为什么往外跑？尤其是搞科研的？不就是咱穷，没有好的科研条件？但现在，为什么人才回流？咱们环境好了，发展机会多了，所以又开始‘海归’。”
谭晓光亲身领略了美国的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所谓生活不必说，也许那种生活对于美国人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中国穷知识分子来说，则是有吸引力的。24小时热水、自动空气调节、恩格尔系数很低，也就是说花在吃饱肚子上的钱很少。当时虽然住的是美国穷人才住的房子，但要是放在国内，也相当于一个设施齐备的二星级宾馆了。再说科研条件，谭晓光进修的地点在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所在地，该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谭晓光在预报系统实验室做访问学者，当时的名字叫环境研究实验室。
“科研条件好——数据很快拿到，编个程序很容易实现。我到那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有点儿像导师带研究生，他给你一个课题，一批文章，让你做项目，通过做项目你学习到一些东西。我从美国人那儿学了不少东西，美国人不保守，不像日本人，最保守了。美国人有点儿什么东西，他爱显摆，有那种‘美利坚自豪感’，所以显得特别开放。”谭晓光的访问学者生活是充实的，在国外中国人喜欢开PARTY，就是一大帮子人聚在一起聊天吃饭，彼此说说以后的发展。有很多人为了老婆而留在美国，因为老婆喜欢美国的生活啊；也有人是因为工作环境的缘故留在美国，因为担心回来没有机会啊。为此有人劝过谭晓光。
谭晓光自己也发现在美国做科研比在国内轻松多了，在国内每天都忙，忙得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可是在美国，工作效率特别高，没有那么多操心的事，就是一种很单纯的科研环境。但是谭晓光从来没有想过就不回来了——待在那个吃什么东西都有一股子奶油味儿的国家？待在那个说什么都得用英语的地方？没兴趣。何况和美国人比，怎么比怎么觉得没有公平待遇。说出来都是很小的事情，不值得提，但感觉不好。搞气象是没有国界的，全世界搞气象的都是一家人，大家关系都很好，你有学术上的成绩大家也很服气，但是你能说一点歧视也没有？比如实验室在一个大楼里，晚上加班需要磁卡，可是这个磁卡中国人就没有，人家就不给你。当然你可以不在乎，不给正好，晚上在家歇着看电视，可是—一“我为什么要呆在那个地方呢？”
真正了解谭晓光的朋友，从来不会问他为什么北京要搞亚运会他就一定要回来，更不会问他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利用高干子弟的优势去下海？原因很简单，谭晓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有一天，谭晓光下海，那也一定是为了搞事业。这种人生的价值观从小就深入到他的血脉之中，单纯的做买卖挣大钱，他不会感兴趣，单纯地为了一个生活条件的改善留在海外，也不能吸引他，他会觉得那样的人生没有意思，至少不如他一辈子和天气打交道有意思。
是谁说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故事，即使一个一生平淡的人。而所谓平淡实际上是一种境界，比轰轰烈烈还要可遇不可求。谭晓光总是说自己的一生都很平淡，很简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我们家六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样儿，我是最平淡的。这里可能有性格因素，我从小安静，从来不觉得一个人呆着孤独，我觉得孤独挺好。家里的事，过去是哥哥姐姐拿主意，结婚以后归老婆管，我当甩手掌柜。以前老头老太太在世的时候，看我没什么目标，非给我张罗了一门亲事，也是高干子女，算是门当户对，可不是一个路子的人，性格上合不来，后来离了，但我们关系一直到现在都还不错。我这个人就是脾气好，没别的。再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广东人，就是我现在的老婆，特别爱干净，家里的活儿什么都不让我沾手，我也就不干了。省得干不好，还得挨一通说。经过她的考核，我现在也就擦桌子还能及格。不过，我老婆说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性格随和，平常心，大大咧咧。我觉得这也好也不好，干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雄心大志，就适合做科研，做科研得坐得住，钻得下去。对于我来说，工作就是玩，一项课题完成了特有成就感，就是课题遇到暂时的停滞，我也不急，我就翻书查资料或者先放一放干点其他相关的事。我知道对于科研来说，你只要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那个时候，就没什么难题了，所谓一通百通势如破竹说的就是那个状态。我做科研项目还没有失败过呢！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做的项目大部分业务性很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倒不是因为我牛。”
常常有人把人生比喻为变幻莫测的风云，因为风云难测，所以世事难料。假如一个人能够预测出自己的一生哪朵云彩会下雨，那么他是否就一定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谭晓光的一生都在与云雨打交道，他说自己是平淡的一生，简单的一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好庆幸的——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后话“晚霞”
■ 礼 平
作家们常说在写作的时候要平心静气，专心致志。但我在写这本《晚霞消失的时候》时却一直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从头至尾，始终有一个念头缠绕在我的心头，这就是：“我写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它真的是一篇小说吗？”
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我从未写过小说。各种各样的小说我看过不少，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代的，但就我看过的那些小说而言，我总觉得我正在写的东西和它们很不一样。我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情节，那一对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在公园的小树林里坐而论道，一说就是一个多钟头。难道就不能让他们做一些什么吗？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一般的中学生也不一定会感兴趣。而当真正的冲突在第三部中展开的时候，女主角却又迟迟不肯露面。那一章有数万字，她却在最后的一千多字中才出现。这个主要人物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甚至不足三分之一。那么，我又是在写谁呢？至于在最后一章中我信马由缰，离题万里，又去写那个与所有的故事都毫不相干的老和尚，就更是匪夷所思了。所以我简直毫不怀疑我写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小说。那、它会好看吗？但我仍然将这个“小说”写到了底。当时除了胡乱涂写，我似乎没有再去想更多的事情。然后我就将笔一丢，在心里对自己说：“行了！想了很久的话，终于痛痛快快地说完了！”
这是1978年。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两年，但直到这一年才终于被彻底地否定了。这时，有很多的人在哭泣，有很多的人在欢笑，还有很多的人在呼喊或者思考。而我则选择了“说”。我迫不及待地想说一些什么。这种“说”便成了这篇小说的主旨。但那些话是说给谁的呢？鬼才知道。而我后来倒霉就倒霉在了这个“说”上：我说得太多了。
我在这部小说中说历史，说文明，说战争，说人生，还说到了哲学和宗教。其他的好像都不重要，我所说的哲学却触动了许多的人。在李淮平和南珊的爱情故事中，有一个哲学命题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了始终，它便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开始写的时候是没有的，但到终篇的时候，它鬼使神差地自己冒了出来。那是一个真正的幽灵，我的感觉就好像你若是不说出它，它就要让你永远地不得安宁似的。而就是因为它，我被人抓住了把柄。
我说不清我在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中扯哲学干什么。在哲学诸多的特质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特质就是没意思。一个学生在考大学时要是想选一个最没有意思的专业，十个人会有九个人向他推荐哲学系。而一个姑娘要是想结识一个最没有意思的人，那十个人也会有九个人向她推荐哲学家。但在那时，我却正在为它而着迷。那是因为我在又一次看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后，我觉得我突然悟出了什么。
那似乎真的是一次大彻大悟。因为恩格斯在这本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我说，哲学其实什么也不能告诉你。那个倒霉的工人哲学家杜林正是因为试图用哲学来解释世间的一切而受到了恩格斯无情的嘲弄。这曾使我在困惑了一阵以后，突然地醒悟了。而就在这时，我开始动笔写我的那个烂故事。这个故事中似乎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胡讲一气。我便将我的那些心得（它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所说的那种“学习心得”）一古脑儿地写进了我的小说。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冲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那样热情地去讲大家似乎都已经不再感兴趣的东西。我将我认为是最优秀的那些论断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我的小说。其中有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唯一的只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个学派的东西。它们不可能再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当它发表以后，却招来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一片讨伐与喊打之声。其实我知道他们批判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但我在争辩了几次以后，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