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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玉书先生把我介绍给他，因为我刚答应了翻译《铁皮鼓》。后来格拉斯说，他
在几个地方都遇上《铁皮鼓》中译者，言下之意是：不知哪一个是真的。我承诺后
有些悔不当初，由于职业关系，我没有整段时间来啃这样的大部头书，巴不得有谁
抢在前面译出此书免了我这份苦差。到一九八七年初我才译完交稿。一九九○年四
月出书后，我致函格拉斯先生并附去样书一册。不久，他的回信来了。他写道：
“我很高兴，奥斯卡·马策拉特，如您所说，会讲中国话了。我感激您为翻译工作
而作出的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努力。”又说，“我乐于了解中国文学界对《铁皮鼓》
的接受情况”，“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年轻时在巴黎写的，一九五九年在德国出版后
有过激烈的争论：一边是喝彩叫好，一边是一棍子打死”。他说，现在他的主要职
业又是当画家了，他关心的是环境污染问题。他赠我一册附有格言的画册《死木》，
一九九○年八月出版。他当时已经六十三岁，却还在山间野外写生，这种不倦创作
的精神令人钦佩。国内关于《铁皮鼓》的评论，就我所见，录在下面，有兴趣的读
者可去查阅。叶廷芳：《试论君·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注＇。钱鸿嘉：《一
部别开生面的社会小说介绍当代德国长篇小说〈铁皮鼓〉》＇注＇。余匡复：
《联邦德国第一部有世界声誉的小说介绍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注＇。
还有本人的：《现代流浪汉小说〈铁皮鼓〉》＇注＇，《君特·格拉斯和〈铁皮鼓〉》
＇注＇，以及《铁皮鼓》＇注＇
在联邦德国的三位重要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和荣称德
国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阿尔诺·施密特已经辞世，只有君特·格拉斯还健在并笔耕
不止。今年是他的七十寿辰。“但泽三部曲”中译本的出版，将是赠给他的最好的
生日礼物。
1997年于北京
肥大的裙子
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注＇。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
每刻都监视着我；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
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因此，我的护理员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位门后窥视
者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这样一来，尽管有窥视孔的阻
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看来，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因为每当我给他讲
了点编造的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最新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他是不是一个艺
术家，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可是，如果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新闻界定会给
予好评，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他用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线绳是在探望时间
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来的，经过整理，编结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
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使之僵化，再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经常转念头，想创造出五颜六色的作品来。我劝阻他，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
请他想象一下，这张最完善的床如果涂成五颜六色，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一听
这话，惊恐地把护理员的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力图在他那张过于呆板的脸
上同时露出各种恐惧的表情来，并且放弃了他的涂彩色计划。
因此，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乃是一种准则。对于我来说，它甚至还不止如此：
我的床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地。它是我的安慰，还可能成为我的信仰，如果疗养院
管理处允许我作一些改变，让人把床栏杆升高，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的话。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
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
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有教养。他们用手指
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不正派的长线条小人。我的律
师每次“哈啰”一声闯进病房来后，随即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
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精神
上的平衡和欢畅。
来探望我的人们，把礼物放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铺蜡布的小白桌上，把他们
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告诉我，并且说服我，说服他们不倦地设法
搭救的这个人，高度相信他们的博爱精神。在这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
存的乐趣，便离我而去。他们一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换空气，同时收集捆扎礼
物的线绳。换完空气以后，他经常还能找到时间，坐在我的床边，解开线绳的结，
整理好，让寂静扩展开去，直到我把寂静叫做布鲁诺，把布鲁诺叫做寂静。
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护理员的姓名，而不是在做文字游戏），
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钱挂在我的账上。我储存
的纸张还不够，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替我买没有横
格的纸，给我提供必要的场地，以便施展我的记忆力。啊，但愿我的记忆力准确无
误！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仁爱之心
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
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布鲁诺抬头
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
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傍晚时，他买
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
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
“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
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之为清白，
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
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多，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
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来点
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
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
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
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
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
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
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
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
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
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我将从自
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
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所
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
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
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
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
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最后
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她的靴
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
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西，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
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卡舒贝地区＇注＇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
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
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
到热灰下面去。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
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肥大的裙子》的标题，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
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
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
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
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我的外
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裙子都偏爱土豆色。这种颜色必定同她最相称。
除去这种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尺寸宽大，过分地浪费衣料。它
们圆墩墩的，风来时，似波浪翻滚，风吹到时，倒向一边，风过时，劈啪作响，风
从背后吹来时，四条裙子一齐飘扬在我外祖母的前头。她坐下来时，四条裙子便聚
拢在她的周围。
除去这四条经常蓬松一团、下垂着、起皱褶，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挂在她床
头的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第五条裙子。这一条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
别。这第五条裙子并非永远排行老五。同它的弟兄们一样（因为裙子是阳性名词），
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轮到它的话，那便是在第五天星期
五，它就被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到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
了以后，又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每逢星期六，我的外祖母便打扫屋子，烤面包，洗衣服，熨衣服，挤牛奶，喂
母牛。一应杂事完毕，她便从头到脚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随
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坐在床沿上，
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她用右手的食指
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任何人——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征求意见，因此很
快就打定了主意。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已经失去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
踢到一边。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就顶替了这个空缺。
星期日早晨，她把裙子的顺序作了新的调整后，便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去朝
拜在她心中有固定想象的主耶稣。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不仅
爱干净，而且也是个有点爱虚荣的女人，她把最好的一条穿在别人能看见的那一层，
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星期日穿在最外边
的那条裙子，星期一换到了第二层，而星期日温暖她肌肤的那一条，在星期一阴暗
的天色里飘荡在她髋部的最外层。她吹着口哨，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一边
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门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她把它扒到离问烧着的土豆秧堆
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用一根尖树枝插住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举
到嘴边。她不再吹口哨，而是从两片被风吹得焦燥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捧土
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闭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