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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眠在布伦陶。无论她的情人还是我家店铺的主顾，人人都这么说：是那个侏儒
敲鼓把她敲死的。因为奥斯卡的缘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奥斯卡把她害死的。”
我是故意夸大其词，想尽可能打动罗丝维塔太太的心。其实，大多数人把妈妈
的死归罪于马策拉特，尤其是扬·布朗斯基。贝布拉看透了我的心思。
“您言过其实了，我的好友。您纯粹出于嫉炉才怨恨您死去的妈妈。她不是因
为您的缘故，而是因为那些令人厌烦的情人的缘故才进了坟墓。所以，您觉得自己
被冷落了。您既爱虚荣又调皮捣蛋，这两者，大凡天才，都兼而有之的！”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斜视了罗丝维塔太太一眼，又说：“像我们这样身材的人
捱过这一生，可真不容易啊！虽然是个人，身体却长不起来，多难做到的事情啊！
多艰巨的使命啊！”
罗丝维塔·拉古娜，那不勒斯的梦游女，她的皮肤既光滑又多皱纹，我估计她
只有十八岁，但是转瞬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妇。罗丝维塔太太抚摩着
贝布拉先生那身英国裁缝做的时髦服装，她那双樱桃黑的地中海眼睛送我一道秋波，
并用阴沉的声音——像给子女许诺言似的，不仅打动了我，还使我周身麻木——说
道：“我最亲爱的小奥斯卡＇注＇！我十分了解您的痛苦！跟随我们一起走吧：去米
兰、巴黎、托莱多、危地马拉。”
我一阵头晕。我抓住拉古娜的苍老的手。地中海拍打着我的海岸，橄榄树向我
低声耳语：“罗丝维塔会像您的妈妈一样，罗丝维塔会理解的。她，伟大的梦游女，
看得透任何人的心思，了解任何人的内心，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妈妈呀，唯独不了
解她自己。天哪！”
奇怪的是，拉古娜刚开始用梦游女的目光像照Ｘ光似的透视我，就突然胆怯地
缩回了被我捏住的手。难道我这颗十四岁少年的饥渴的心吓着了她吗？难道她已经
明白，不论罗丝维塔是少女还是老太婆，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罗丝维塔罢了？她用
那不勒斯话低声说着，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画十字，似乎她在我身上所观察到的
使她产生了无穷的恐惧，随后，一声不吭地把脸藏到扇子后面去了。我不知所措，
极想听个究竟，便请贝布拉先生讲一讲。可是，贝布拉尽管是欧仁亲王的直系，却
也惊慌失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讲的话：“您的天才，年
轻的朋友，是天赐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这使我的善良的罗丝维塔
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您身上有一种突然发作的无节制的因素，这是我感
到陌生的，虽说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不过，”口布拉打起精神说下去，“不论您有
怎样的性格，那都无所谓。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参加贝布拉的魔术团吧！只要
自己多少约束一点，纵使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您还是能找到观众的。”
我当即明白了。曾经劝过我要永远在台上不要站在台前的贝布拉，自己也混到
陆军里去了，尽管他继续在马戏团里登台表演。因此，当我客气地表示遗憾，并拒
绝了他的提议时，他丝毫也不觉得失望。我能听到罗丝维塔太太在扇子后面的呼吸
声，看到她又朝我露出了那双地中海眼睛。
我们还聊了一小时光景。我让侍者拿来一个空水杯，用歌声在玻璃上刻了一颗
心，上面加了漩涡形花饰，下面是一行题词——“奥斯卡为罗丝维塔而作”，并把
杯子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贝布拉付了账，留下不少小费，我们起身离去。
他们两人一直陪我到体育馆。我用鼓棒指着五月广场另一头光秃秃的演讲台，
并且——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注＇——把我在演讲台下那段鼓
手生涯叙述给我的师傅贝布拉听。
贝布拉尴尬地微笑着，拉古娜则板着面孔。趁这位太太离我们有几步远的时候，
贝布拉同我低声话别：“我不行啦，亲爱的朋友，我怎能再当您的老师呢？哦，这
种肮脏政治！”
随后，他像几年前在马戏团活动房子中间与我相遇时那样吻了我的前额，罗丝
维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我做作地躬身吻了这个梦游女的手指——一个十
四岁的男孩子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老练了。
“我们会再次见面的，我的儿子！”贝布拉先生挥手说，“不论时局怎样，像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失去联系的。”
“要原谅您的父亲们！”这位太太告诫我说，“要习惯您自己的生活，这样心
灵就得到安宁，撒旦就不能得逞！”
我觉得，仿佛这位太太给我施了第二次洗礼，不过照样徒劳。撒旦，滚开——
但是撒旦不走。我心中空虚，悲伤地望着他们两个的背影。当他们登上一辆出租车，
完全消失在里面时，我还在挥手；福特牌汽车是为大人们造的，所以，马达一响，
汽车开走时，车里不见乘客，却像是开出去寻找主顾似的。
我想法说服马策拉特去看王冠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他不为所动。我可怜的妈妈
死后，他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支配过她。那么，有谁完全
支配了我妈妈呢？扬·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因
为妈妈去世后，最受苦的是奥斯卡，日常生活被打乱了姑且不说，连活下去都成问
题了。妈妈扔下我不管了。对于我的父亲们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贝布拉师傅已经
把宣传部长戈培尔当成了他的师傅。格蕾欣·舍夫勒一心一意干她的冬赈＇注＇工作。
据说是为了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我坚持敲鼓，在原来是白漆的、现
在敲薄了的铁皮上，擂出我的孤独来。晚上，马策拉特同我面对面坐着。他看他的
烹调书，我则用鼓哀诉。有时，马策拉特哭了，用烹调书挡住脸。扬·布朗斯基成
了稀客。鉴于政治局势，这两个男人都认为小心为妙，谁也摸不准风向。玩施卡特
牌——如今在他们两人之外，另加了一个男的，而且经常换人——次数也越来越少，
即使玩的话，也很晚才开始，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灯下，并且避而不谈政治。我的外
祖母安娜，看来连从比绍到拉贝斯路我家里的路该怎么走都忘了。她怨恨马策拉特，
也许还怨恨我，我可听她说过：“我的阿格内斯是因为受不了鼓声才死的。”
尽管我可怜的妈妈的死，我可能要负一份责任，然而我却更加死抱住受诽谤的
鼓不放。妈妈会死的，鼓却不会死，鼓可以买新的，也可以让老海兰德或者钟表匠
劳布沙德修理。鼓理解我，始终给我正确的答复，鼓和我相依为命。
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房间的天地未免过于狭小，街道则不是太
短便是太长，白天没有机会去当橱窗前的诱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
非要我到黑魆魆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不可，这时，我便跺着脚走
上四道楼梯，踩出节拍来，一边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每到一层停留片刻，闻一
间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气味，因为气味也同我一样，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
狭窄了。
起初，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小号手迈恩。他烂醉如泥，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
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使我的鼓获得快感。一九三八
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说：“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他当上了冲锋
队骑兵队乐队队员。我看到他脚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上楼时一步跨
五级。那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他还养着，因为可以预料，有的时候杜
松子酒还会占上风，并使他乐兴大作。
我很少敲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他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人。
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兰德的小作坊始终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他始终还是干敲直弯钉子的活。
同过去一样，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但是，院子里的孩子却换了人。他
们都系黑领带，穿制服，不再煮砖头粉浑汤。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我
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都在当学
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发师，阿克塞尔·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苏西·卡
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已经有了男朋友，关系相当确定了。变
化真大啊！不过三四年间的事。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始终还屹立在院子里，住房须
知的规定也未变：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不多了，拍得羞
羞答答，不敢让人听见似的，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
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为麻雀服务了。
因此，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我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读我保
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特鲁钦斯基大娘
总会开门的。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自那
以后，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她总会开门的。
“别敲得这么响，小奥斯卡，赫伯特还要睡一会儿。他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
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说完，她拉我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
用线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我喝咖啡，嘬冰糖，
让鼓休息。
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脑袋小而圆，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
皮透出微光。有限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很小—
—比台球还小，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
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装纸——红的，退色的——擦她那笑
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圆脸颊。她的脸形像耗子。她有四个孩子：赫伯特、古丝特、
弗里茨和玛丽亚。
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
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别人难得见到他。他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
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蓝色维也纳人”，也是
他养的，但实际上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根本不
得分身。古丝特，三十岁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
她始终还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
是老大，是唯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
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正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
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他给我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我至
今仍把他称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
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
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
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不
无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仅仅由于在那个
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郊区方言掺上一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
“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人家
免费用救护车送他回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难，因为他体重一百公斤，
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个劲儿地骂他，却又
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
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
长着小胡子，有点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页上那个蓄小胡子的人。
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
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难、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
可是，她从来也不明说，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哪儿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