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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
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
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
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
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
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
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
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
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注＇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
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
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
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
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
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
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
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
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
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
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
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
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
在替他担心。
“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
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
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
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
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
管呢！
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
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
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
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
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
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
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
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
—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
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
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
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
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
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
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
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
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
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
赫伯特倒不反对。”
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
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
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
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
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
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
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
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
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
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
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
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
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
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
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
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
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
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
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注＇，
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注＇，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
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
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
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
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
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
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
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
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
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
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
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
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
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
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
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
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
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
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
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
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
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
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
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
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
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
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
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
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
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
或者将敲几点。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来同历史性的收
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太阳是历史性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并
且我们开始怀疑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在搞什么阴谋的话，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既无兴致也无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
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照射着我们。我们心情压抑地熬过了还得
坚持的半个小时。五点正，博物馆闭馆。
翌日，赫伯特独自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但不想在售票处等候，便到
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
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不用说，台阶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
铸铁尾巴。我很少敲鼓，可是敲起来就响得可怕，多半是对过路的女人表示抗议，
因为她们都乐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
虽然短但微微鬈曲的头发。上午过去了。在圣灵巷的尽头，在肥胖、臃肿的钟楼下，
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
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
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
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
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
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
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
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
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
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
骑在宁芙＇注＇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
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
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
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