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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点滴受益理论，将给予大企业的经济利益转而给予小企业和消费者的一种经济理论。作者曾是工商管理学的硕士，所以在书中经常引用一些经济方面的术语。——译者注。
不过，在这个长时间的飞行旅途中，我们把官职和政治都抛到一边去了。我们进行了亲切、风趣和轻松的交谈。我们开玩笑地假装睡着，以免陷入杰斯·杰克逊在过道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陷阱。黑人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德洛·塔克对我说：“科林，你应当进入政界，我是说作为一个民主党人。
你太好了，不应是一个共和党人。”
此时此刻党派政治是第二位的，摆在首位的是我们是美国人，来非洲观看我们过去曾希望但未敢具体想象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天的活动安排得非常好。合唱队高唱原来的白人国歌“南非的召唤”，然后唱黑人自由国歌“上帝保佑非洲”。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包括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进行祈祷。曼德拉在9分钟的就职演说中，阐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倡导的种族和平与和解的主题。4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飞过，释放出代表南非新国旗的不同颜色的烟雾，这些不同的颜色在飞机的后面混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新生自由国家的各种希望聚合起来一样。种族隔离成了历史的陈迹，南非从一个种族等级森严的国家成为非洲的榜样。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曼德拉由一名抗议者、一个囚犯成为总统。
就职仪式之后，在我们等车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德勒姆斯、姆富米和我三人一起以街头爵士乐的格调唱起了《在静静的夜晚》这首歌，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跟着我们唱了起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与查尔斯·兰热尔、戴夫·丁金斯和迈克·埃斯皮一起打扑克，结果迈克·埃斯皮输得很惨。他总结的教训是千万不要与纽约三兄弟一块玩牌。我很喜欢这种亲密无间的气氛。“关心非洲”这一组织的负责人佩恩·卢卡斯在我们即将离开南非时对我说：“你知道兄弟姊妹们在说什么吗？‘嘿！鲍威尔挺好的。不要相信关于他与里根和布什是同伙的胡说。他是与你和我一样的黑人。’”以前我们一直很友好，现在他们进一步把我看成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了。
几天之后我去历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学校的霍华德大学①，在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演讲。这时我在比勒陀利亚目睹的情景涌上心头。自从与伊斯兰黑人穆斯林国有联系的演讲者在该校校园内公开谴责了犹太人后，霍华德大学就成了种族纠纷飓风的风眼。这些讲话在犹太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霍华德大学因提供种族迫害的讲坛正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南非时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纳尔逊·曼德拉邀请了他被监禁27年中曾监管过他的3名监狱看守参加他的就职庆典。他绝不让种族仇恨的强酸腐蚀他的仁慈博爱信仰。前一周，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签署了一项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协议，然后握手言和，从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解开了他们之间的宿怨。当我思考霍华德大学的混乱时，我知道自己该讲些什么。
①霍华德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建于1867年。——译者注。
那个星期六，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居多数的社会中的黑人，讲了一段肺腑之言：“非洲裔美国人已经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很远，同时在我们的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离开正道，陷入仇恨的泥潭。”新闻媒介对我在霍华德大学的讲话做了非常广泛的报道，这不是因为我比在那个春季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讲话的其他人更雄辩，而是因为我谴责来自任何方面的种族仇恨显然是人们所欢迎的。
1994年9月15日，星期四，前总统吉米·卡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和参议员萨姆·纳恩一起去海地，执行避免一次潜在的流血入侵的使命。联合国不久前批准使用武力推翻该岛独裁统治，使让·伯特兰·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正准备入侵。我回答前总统说，如果克林顿总统想要我们干这件事，我愿意去。
那天下午，比尔·克林顿真的打电话来了，他说：“吉米·卡特有时很难以捉摸，上次北朝鲜问题我交给他去办，他办得还挺不错。”总统这次主要担心的是，卡特一旦去海地，“下一件事，你要知道，就会要我取消入侵，因为他正在谈判解决办法。”克林顿告诉我，他并没有停止入侵的打算。他可以同意我们去海地，但是去只能谈判美军怎样登陆，而不是是否需要登陆。
星期五晚上，我在俄亥俄州演讲后很晚才回到家，抓紧时间打点了一下行装，睡了不大一会儿，星期六一早就与卡特和纳恩一道出发。陪同我们的有国务院海地特别谈判人迈克尔·科扎克、国家安全委员会美洲内部事务局局长拉里·罗辛、哈罗德·布朗部长的前国防部公共事务顾问、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汤姆·罗斯、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杰里·贝茨少将和拉丁美洲专家罗伯特·帕斯特。9月17日，星期六12点30分我们到达太子港。发动入侵的时间定在9月19日星期一午夜过一分钟，这时只有不到36个小时了。当时我们和海地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被领到海地军事司令部，然后到二楼拐角的一间办公室会见大权在握的军人集团头目拉乌尔·塞德拉斯。他人很瘦，土黄色的皮肤，长着尖长的下巴和鼻子。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同事，包括军人集团的另一头目、陆军司令菲利普·比安比准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靠着一支装有香蕉式弹夹的M—16自动步枪。紧张的气氛使我决定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那支M—16太远。我还吃惊地看到，塞德拉斯的墙上挂着1915年至1934年占领时期统治海地的6名美国军官的照片。我提到了这些军官。“我们绝不忘记自己的历史。”塞德拉斯说，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
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来。吉米·卡特说明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解释说，我们希望登陆和平地进行，不要流血。卡特劝说军人集体放弃战争，为此摆出诱人的条件，包括允诺实施大赦，允许塞德拉斯等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返回海地。塞德拉斯对此很反感。“我国宪法不允许流亡。”他说。
第一次会议于下午2点左右破裂，没有任何结果。此时离入侵开始时间只有34个小时。我们一行住进克里奥耳别墅宾馆，该宾馆在城市高处的山丘上。在那里我们礼节性地拜会了海地国会议员。然后我们邀请企业界头面人物共进晚餐。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经过近3年的经济封锁，海地人民穷困不堪，而这些人竟是那样地容光焕发，脑满肠肥和衣着考究。制裁的作用如此而已。晚餐中我们确实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一位海地企业家马克·巴津对我说：“如果你想说通塞德拉斯，他老婆是关键。”
晚上11点，我们又与塞德拉斯和他的一伙人会谈。卡特起草了一份协议，对此协议双方数小时争执不休。军人集团拒绝按协议草案要求离开海地。“我们不走，”塞德拉斯说，“这不仅违反宪法规定，而且也玷污我们的名誉。”
我想，我们都是军官，或许通过启发军人的荣誉我能够打动这些人。是否他们有真正的荣誉感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认为他们有就行。“你们必须决定走哪条路才不致损害名誉，”我说，同时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桌四周。哪国的军事法典要求无谓地牺牲？让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荣誉是什么。这就是有勇气放弃权力而不致造成无意义的死亡。塞德拉斯和其他人听得很认真，但未做任何让步。
参议员纳恩从他的角度谈了两点。“你们应当知道，”他说，“美国国会将支持美国总统的决定。纳恩指出，民主不仅意味着用民选总统代替军人集团。它还意味着国会能正常工作。”
我不清楚卡特摆的条件、纳恩的论点和我的心理战策略是否产生了作用。会谈结束了，仍然没有结果，但是塞德拉斯邀请我们星期日早晨到他家里去，我们将在那里与他的妻子会面。
我们离开时，海地武装部队负责人事工作的一个叫多雷利恩的上校伸出手来准备与吉米·卡特握手，可是突然又把手缩了回去。“你最近与阿里斯蒂德握过手没有？”他问道。
“没有，”卡特说，“你问这做什么？”
“我怕他的魂还附在你身上，”多雷利恩说，“我可不想让它沾上。”
我们离开时已近夜里2点。离入侵时间只有22个小时
了。
星期日清晨，我们来到塞德拉斯家，这是一座坐落在植物茂密的热带花园中的地中海式别墅。塞德拉斯的妻子雅妮克·普罗斯珀·塞德拉斯原来是一个国色天香的女人，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淡咖啡色的皮肤。她对我们说，她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将军，对她来说荣誉高于一切。她诉说了昨天晚上她和丈夫如何带着3个孩子一块上床，告诉孩子们这可能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夜。他们必须准备着为了荣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说，“我们宁可叫美国的子弹射穿我们的胸膛，而不愿成为卖国贼让海地的子弹从背后打来。”
我回答说：“我的妻子会完全理解你作为一名将军夫人矢志不渝的忠诚。但是我告诉你，大局已定而白白地送死是无荣誉可谈的。你与你的丈夫应当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使海地免遭进一步的苦难。让我们谈论生而不是死吧。”卡特和纳恩也反复讲这个道理。她仍不置可否。
她丈夫提醒我们，该是见海地总统埃米尔·若纳桑（美国未予承认）的时候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塞德拉斯夫人说：“我丈夫会择善而从之。不论他怎样做，我都会支持他。”
我们至少使她有了松动，从对立转向中立。
在总统府我们会见了若纳桑。这是一位81岁的老人，慈祥而庄严。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边说话边用他那长瘦而优美的双手打着手势。然后又回到军事司令部再次努力说服塞德拉斯接受卡特的条件。现在是上午9点，距离入侵时间只剩下15个小时。而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时间限制。我们与克林顿总统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他告诉我们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离开海地，只剩下3个小时了。我们要求白宫多给些时间。
在军事司令部里，塞德拉斯提出一个根本不能接受的反建议。他希望就允许多少美国士兵、坦克和大炮登陆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告诉他，这个问题绝不允许谈判。现在是需要和盘托出的时刻了。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对他说：“现在让我向你说清你面对的是些什么。”我开始扳着手指向他讲：两艘航空母舰，两个半步兵师，2万名士兵，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坦克和大炮。我不停地说着，看到面前这些海地人的情绪在我叙述的兵力的威压下渐渐低落。
“我们过去是这个半球最弱的国家，”塞德拉斯苦笑着说，“你们登陆后我们就成了最强的国家了。”
下午4点整，比安比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入侵就要开始了！”他喊叫着说。他刚与在布拉格堡的一个提供消息者通了电话，美国的伞兵已做好准备，在下午5点登上飞机。对一个穷国来说，情报工作真算做得不错，我想。
限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陷入了僵局。克林顿总统指示我们，卡特提出的大赦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论海地国会是否准予大赦，军人集团必须在10月15日前下台。“我们不能接受。”塞德拉斯说。“这是我国文职当局决定的问题。”我们想起若纳桑不完全是个傀儡，于是建议他与若纳桑研究这个问题。塞德拉斯表示同意。我们迅速穿过人群，坐上停在外边的汽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塞德拉斯的汽车里。手榴弹在车厢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后座上一个海地士兵手里紧握着冲锋枪。
我们登上总统府的台阶到了若纳桑的办公室，这位年迈的领导人正与他的负责外交、国防和宣传的三位部长等在那里。当吉米·卡特讲停止入侵的条件时，我知道了克林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在临近办公室找到一部电话机，设法直接拨通白宫。“总统先生，我说，我认为这里有些进展，只是还需要些时间。”克林顿颇为不安。他不打算改变入侵时间表，他说，但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会儿。
当我回到若纳桑的办公室里时，他的国防部长正怒气冲冲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