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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讲台之前，我必须上教官培训班。在紧张的3周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班上走动，如何打手势，如何使声调显得威严，如何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如何生动地表现自己，以及如何把自己头脑中的东西灌输到别人脑子里去。我们被互相评比、按优劣排序、打分、划分档次及点评，折腾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学习经历最起关键作用，那很可能就是这次教官培训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许多年后，当我在电视上出现在千百万美国人面前介绍海湾战争的作战行动时，我不过是在运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学大楼教官培训班学到的交际技巧而已。
我佩带着崭新的橡叶形少校军衔走进教室。我提前晋升为少校，应验了当年在顺化时步兵委派军官的预言。我在军队服役尚不足8年，却晋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晋升到的衔级。这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层次。陆军军官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尉级、校级和将级。我刚刚进入校级。
作为教官，我教的学生从预备军官生到后备役将官都有。
我与一位精力充沛的陆战队中校P·X·凯利合教两栖作战。他后来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不过，我教的最重要的课要算是给预备军官生上的课了。他们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将作为新的步兵少尉被派到越南去。在那里他们将要遭受最严重的伤亡。我知道，无论我教他们什么，那一张张表情热切的面孔中有相当比例是不会回来了。
教官之间也存在着健康有益的竞争。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史蒂夫·波利克少校，他是波兰裔美国人，生龙活虎，教学一流，还是我耐心的手球教练。史蒂夫和我总是争相表现自己，想方设法抓住并保持学员的注意力。他的办法之一便是幽默。那个时候，有些做法也欠妥。由于步校教学大楼四周一英里之内无女性，以说笑话作为上课的开场白就成了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而此类笑话通常是最粗俗不过的。说笑话不是我的强项，但我有一个十拿九稳会逗人发笑的笑话，曾给每个新生班都讲过。这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传教士的故事。有只老虎朝他扑上来，传教士开始祈祷。老虎也开始祷告。传教士说：“多么虔诚的动物啊，竟然和我一样祈祷。”可老虎说：“和你一样祈祷？我是在做饭前感恩祷告呢。”这个笑话每次都引人发笑。
可是有一天我讲完这个故事后，课堂里一片暴风雨前的沉寂。我又补讲了一个笑话，学员还是铁板一般冷冰冰的面孔。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讲过了头，连本宁堡笑话的粗野劲儿都超过了？史蒂夫过后面无表情地问我课上得怎么样。“糟透了。”我困惑不解地说。后来我终于了解到了原因何在。史蒂夫在我上课前到我的班里，劝学员们要对我板起面孔。然后，他溜到教室一面墙上的单向玻璃后面，一览无遗地欣赏了我的痛苦。史蒂夫还将强烈的竞争意识带到了下班后与比尔·邓肯上校玩的红心牌戏中。邓肯也是教官，大家都是朋友。对我们而言，红心牌戏是一种游戏，但对于史蒂夫则是一种种族仇杀。
在教课中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教预备军官学员编写部队战备情况报告。该课程上课条件太糟糕了，只能在毕业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进行，即下午4时，而且还是在3天的强行军和野外战斗演习之后。演习一直进行到第三天夜里，整夜不能睡觉。然而又必须学会编写战备情况报告，否则就不准毕业。
编写这种报告，对即使是最有耐性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烦恼透顶的事。它包括一份两页纸的表格。负责军官要在表内登记上武器装备处于的状况。绿色表示随时可用，黄色表示基本可用，红色表示不堪使用。他还得逐班、逐排报告该单位的训练状况：C—1表示状况优良；C—2表示存在少量问题；C—3表示存在严重问题；C—4表示不及格。学员们在进行了一整夜演习后摇摇晃晃地走回本宁堡，先冲个澡，吃顿热饭，然后就来上这最后一课，盼望着在有空调的教室里好好打个盹儿。
我的方法是把战备情况表投影到屏幕上，然后一栏一栏、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连续不停往下过，千方百计地使学员保持清醒的时间长一些，以便把报告的重要性硬灌进他们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去。谁打瞌睡，就得起立到后边靠墙站着。教官上课的效果以呆呆地站在墙边的学员有多少来评定。在教编写战备情况报告课的过程中，我和史蒂夫之间的竞争花样翻新到了新的高峰。
一天，我突发灵感，从礼品目录中订购了一只不带毛的橡皮鸡，然后把鸡藏到讲桌下面。学员腋下夹着迷彩钢盔衬帽列队走了进来，拼命想显得清醒一些。我发出“先生们，坐下！”的命令。没过几分钟，就听到鼾声响起来了。当第一个学员站起身朝墙走去时，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惊醒过来回答了。“不对，”我边说边抓起那只鸡在自己头上挥舞。
“对你的惩罚是……”我把鸡扔出去让它飞了起来。这只逼真的大鸡在屋里翱翔着，全班哗地散向四面八方。待他们意识到扔的是何物后，全都大笑起来，并清醒了十分钟之久。从此这只鸡就成了我的课程安排中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我感到教育和娱乐并非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
在本宁堡，我们过的生活与那个年代莱维敦郊区居民的生活差不多。爸爸下班回家，妈妈通报孩子们当天怎么淘气及家里最新发生了什么大灾难。一天下午，3岁的迈克从树上头朝地摔了下来。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处理后，医生让我们把他带回家，每小时唤醒他一次，以保证他能恢复知觉。直到大约凌晨3点钟时，迈克要我们不必再看护着他了，他好睡会儿觉。琳达已长成一个严肃而善解人意、且独立性很强的小姑娘，逐渐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我们的邻居都是些情况类似的家庭，同样多的孩子，同样的欢乐，还有同样的恐惧，因为一片可怕的阴云正飘浮在这片宁静而祥和的生活区上空。
哥伦布区是步兵之乡，数千名军官和士官出发去越南打仗时都把家眷留在这里。这时美军在越南每周的伤亡人数已大大超过100人。每当看到一辆黄色小汽车驶至一家门前，驾车人走下车时，人们便知道他是来送国防部电报的，本宁堡从此又要多一个寡妇和一家没有父亲的孩子们。送电报的做法虽非有意伤害人，但却非常残酷。随着伤亡人数上升，各军种后来想出了一个带有同情心的办法来传递这类悲惨的消息。由通报伤亡的军官亲自到阵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亲属，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报伤亡的军官通常系本地征兵人员，他们担当了军队内最难做的工作。
一天，我走过步校教学大楼时，听到在纽约市立学院时一个熟悉的粗哑声音说：“嘿，伙计！”我转身一看，原来是托尼·马夫鲁蒂斯，我在皇后区的希腊裔伙伴。他也从后备军官训练团转入陆军正规部队，并且已去过一次越南，此时要来上我任教的训练班。托尼从此成了我家常客，孩子们尤其喜欢他。阿尔玛虽然外表斯文，但却很会看人，渐渐地也开始欣赏这位外俗内秀的人。
托尼的训练班快结束时，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志愿报名重返越南。
“急什么呢？”我说道，“很快我们都会再去的。”
“别哄我了，”托尼回答说，“要不是为了阿尔玛和孩子，你也会志愿报名的。”他说得一点不错，作为步兵，我们都认为越南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战争进行到这时，已经拖得太久，像我这样的步兵军官估计至少要去两次，直升机驾驶员可能得去3次。我重返越南战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托尼说是赶早不赶晚。
数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刚刚安顿好孩子们睡觉，忽听电话铃声大作。阿尔玛接了后说是找我的。电话是我在“潘兴步枪会”时一个战友打来的，具体是谁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对方的话使我震惊：托尼·马夫鲁蒂斯阵亡了。我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询问详情。面对鞭长莫及的事，我们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托尼带领他的连队在热带丛林的小路上行进时，突然发生遭遇战，他当即中弹身亡。我把所发生的事告诉阿尔玛。我们坐在床边，凝目沉思，没有一句话。家里骤然间似乎变得空荡荡的。那个爱笑爱闹、热心肠的人刹那间就离开了我们，一时间我难以接受这一损失。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对阿尔玛说我们得谈谈。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在越战期间，我们竟在本宁堡生活了近3年。陆军显然在计划何时派我再赴越南。我说：“我不久可能被派往前线，你得对这事有所准备，这是不可避免的。”阿尔玛的脸上呈现出她掩饰内心感受时那种木然的表情。我对她说，目前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我已具备上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的资格。该学院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这所学院是职业军官生涯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高级训练班相当于学士学位，那么利文沃思指挥与参谋学院就相当于硕士学位，而国家军事学院则代表博士学位。并非每个少校都有被选送到利文沃思学习的机会。被选中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五十。未被选中的陆军军官仍旧可以在军内继续服役，但一般说来升到中校就到顶了，只有极个别的能晋升到上校。但要晋升为将官，利文沃思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这时未被选去上学，我可以肯定将会再被派往越南。阿尔玛对此表示理解。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于是就安歇了。
196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上完课，便看到渴望已久的利文沃思录取名单贴在布告板上。我立即给阿尔玛打电话，听得出她声音里透着轻松。越南暂时可弃之一旁，我要去指挥与参谋学院上学了。
只要看美国男子开哪种牌号的车，对于他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大概便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在我们那个时代，赶时髦的单身汉开“野马”车或“巡洋舰”车；新任丈夫开“大众”车；年轻父亲开旅行轿车。我们在本宁堡收拾行装准备开车前往利文沃思时，我正打算换下一种型号的车。6个月前，我伤心地看着一位叫M·格斯特的先生把我心爱的蓝色甲壳虫小汽车开走了，卖了400美元。阿尔玛坚持认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因为钟情于原有的牌子和颜色，我很快把一辆价格公道、模样类似的车开回了家，但不是旅行轿车，而是一辆孩子们喜爱的蓝色“大众”牌面包车。阿尔玛开着它去过两次军人服务社后宣布说：“那辆破车得扔掉。”她不愿意坐着这样一辆二手面包车到利文沃思堡的军官俱乐部去。此后，鲍威尔家的汽车也像鲍威尔自己一样，从尉级升到了校级。我们第一次买了辆崭新的美国车——1967年型号的“贝尔艾尔”车，然后带着4岁的迈克尔和两岁的琳达向西部驶去，中途习惯性地到皇后区的艾尔迈拉大街绕了一圈。
我们终于来到密苏里州密苏里河上的美分桥畔。该桥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过桥仅需要付一美分，甚至到了1967年依然如此。过桥后我们进入堪萨斯州，来到利文沃思堡。我们没有直接去盖尔恩毫森时的老朋友“红脸”巴雷特替我们在利文沃思城郊找的花园公寓，而是将车停在营区的纪念堂旁边。我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伸向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条河的一条绿草茵茵的谷地小路。开拓者们曾坐着平底船沿密苏里河而上，到这里后换乘牛拉的康内斯托加宽轮大篷车由陆路前行，走出了一条去圣菲和俄勒冈的路。我们脚下的车辙痕迹就是被这些西行的大车碾压出来的。感受过去总使我神往，浮想联翩，真希望我的孩子们早早长大，能在此处触摸历史的脉搏。利文沃思堡建于1827年。每天早晨去搞沙盘演习或去攻读军事史时，脚踏着聆听过G·A·卡斯特、P·谢里丹、D·艾森豪威尔、G·巴顿及其他传奇式军事人物的脚步声的道路，我总感到激动不已。
在此之前，我的视界仅限于几百人的步兵营。在利文沃思学习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视野提高到营级步兵军官之上，让我们理解更大的战争画面。我首次学习综合协调处理同炮兵、坦克兵、工兵、通信兵、军需军官的关系。这些人构成陆军的整体，他们的工作任务与观念就像会计师和牛仔那样有天壤之别，可他们必须学会相互协调。到课程结束时，即38周后，我们应学会如何利用铁路或公路调动兵力为1．2万至1．5万人的师，如何为其提供给养，如何为其补充武器装备，最重要的是，如何指挥它打仗。
尽管我在纽约市立学院的成绩平平，但在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