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讲的话。我又想到头天晚上的街头骚乱，于是我开始疑惑：查尔斯·邓肯和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伊朗的内情，还是仅仅是它的外表？
※ ※ ※
我们正在达兰的沙特阿拉伯战斗机基地听指挥官给他的飞行员讲课，这时门突然敞开了，一位身穿飞行服、围着一条方格头巾的沙特军官大步走进来。他只是一名少校，但是他的出现却引起了全屋所有掌权人物的注意。人们向邓肯和我介绍他时称他为“班达尔少校”。原来，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沙特王室成员：国防兼航空大臣之子、法赫德国王的侄子——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此人最终当上了这个石油王国的驻美大使。
在这第一次会见的大约一年之后，班达尔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就住在华盛顿。我们开始在五角大楼军官体育俱乐部一起打短拍壁球。他与我一伙，对手是查尔斯·邓肯和当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戴维·琼斯将军。我还记得班达尔亲王在我们第一次打壁球之后走出俱乐部的情景。他肩上本来挎着一个健身用品包。只见他耸耸肩，轻轻地把包一甩，立刻就从旁边闪出一个随从，把它接了过去。亲王把手向半空一伸，收回时却握着一听可口可乐。当时我想，当亲王可真好。后来的几年，我们常常一起工作，我们之间的社会等级鸿沟开始缩小，直至来自南布朗克斯的男孩同来自王宫的亲王之间的亲昵关系达到无法容忍和亵渎神明的程度。
我1978年随邓肯出访期间还在肯尼亚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这个大陆尽管看起来颇具异国情调，但却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具有魅力。我的黑人血统的根是在西非，我蒙发思祖之幽情是后来的事。
此次出访不到3个月之后，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被赶出了他的国家。我从《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了那些作过我们的东道主、而今被处决的将军们的赤裸的尸体被放在陈尸所的停尸桌上。“军士”阶级转而站到国王敌人的一边去了，王室卫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打响的头一天，他们就像水晶酒杯一样破裂了。我原来就对那些精锐部队和用来检阅的骑兵有怀疑，此时我的怀疑更深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透过表面看实质，不要因为你可能不喜欢你所看到的东西而不这样做。在伊朗，我们放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这个国家身上的全部投资到头来都化为乌有了。国王一倒台，我们对伊朗的政策也随他一起垮了。我们在那里花费的许多亿美元只起了使局势恶化的作用，促成了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的崛起。这个政权直至今天依然顽固地与我们作对。
邓肯和我出访归来后，没人再提起我的职务变动问题。后来，1978年12月的一天，查尔斯从我的小办公室旁走过时，对我眨眨眼、挥挥手，然后就钻进凯斯特的办公室了。一分钟后，凯斯特用蜂鸣器通知我进去。进到里面，我看到他俩都在咧着嘴笑。“恭喜你，”凯斯特说，“你被提升为准将了。”不等我回过味来，邓肯又说：“我想让你去当我的军事助理。”
由中校升为上校是升级；而由上校升为准将则是跃进。这次升迁使我兴奋得不能自己。我当时的表现就像圣诞日早上的孩子。我们把妈妈接到华盛顿来庆贺我的荣升。许多姑父姨父、姨妈姑妈、堂兄表妹也都到伯克中心来了。我们的家顿时变得热闹非常。妈妈像新娘似的局促不安，老是缠着阿尔玛，要她帮她整理头发、熨衣服，看看她的服饰是否恰当，直至你认为她将会艳压群芳才作罢。
我和布朗部长的军事助理卡尔·史密斯上校的正式晋升仪式是1979年6月1日在国防部那很气派的餐厅内举行的。我走进一个房间，那里全都是家里人和我以前担任其他职务时的朋友，其中包括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的朋友。现在是我上司的查尔斯·邓肯很高兴地为我主持了仪式。一个明显的缺席者是爸爸。不过我依然觉得他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昂首阔步于其他亡灵之间，对他们说：“本应如此，你们以为会怎样？”
布朗部长在国防部内的礼宾官、空军中校斯图尔特·珀维恩斯把一段镶在镜框里的亚伯拉罕·林肯语录送给了我。那段话的背景好像是这样：有一天，陆军部的电报员告知总统，联邦部队俘获了一群战马和联邦军的一名准将。使电报员大为惊异的是，林肯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战马。总统所作的解释想必就是：“我5分钟之内就可以再任命一位准将。但是要再找到这110匹战马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那是珀维恩斯为我选来镶在镜框中的语录。镜框背面用带子捆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10年后再打开。”我遵从了他的意愿。1989年我打开这个信封时，里面的便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你将成为陆军参谋长。”我暗暗地笑了。这时，我已经当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那以后，不论我的办公室迁到哪里。镶在镜框里的这段林肯语录都跟着我。它是治疗自我膨胀的一剂良药。
正式仪式结束后，我们举行了一个主要是鲍威尔家族的人参加的宴会，来宾达150多人。妈妈觉得太铺张了。以前遇有家庭庆典，总是由她和一些亲戚准备饭菜。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奢华。此次升迁使42岁的我成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我的孩子们笑逐颜开，我的亲戚们笑逐颜开，我自己笑逐颜开。我希望阿尔玛也能笑逐颜开。她若能这样，那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总是开玩笑地说她在我的大大小小的胜利面前抑制自己的热情。当我告诉她我在利文沃思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时，她说：“这很好，不过我总是希望你成为第一名。”有一位并不敬畏你的妻子，可以帮助你不致忘乎所以。不过，那天晚上在伯克中心，阿尔玛确实也笑逐颜开了。
新将军的一个必须通过的仪式就是进“上岗学习班”，即参加一系列的接见活动。第一项便是陆军参谋长——当时是罗杰斯将军——的接见。我们52个人集中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内听他讲话。他的话我终生难忘。罗杰斯在对我们表示祝贺之后，把每件事情都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一番。他说：“我想告诉你们，在晋升将军这一级竞争是很激烈的。假若你们所有人明天坐上一架飞机，然后就在大西洋上空消失了。我们用来接替你们的52名上校将会与你们同样优秀。我们将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不仅如此，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晋升。所以，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今后怎样，那就听天由命了。”你们中可能有一半人升任少将，至多有10个人晋升中将，也许会有4个人当上四星将军。
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并且希望我们好好干。但同时他也告诫我们要经受住军衔的考验。“你们中有些人的前程会就此停顿，”罗杰斯说，“因为你们觉得这颗星使你们可以高于军规，从而自命不凡。有些人无法再升上去，因为他们担负不了重任。有的人升官后可能跌跤，因为他们的太太开始盛气凌人，就好像是她们自己得到了提升似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假设。我此刻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肯定会发生在这个屋子里的某个人身上。”
说到这里，他祝愿我们事业成功，万事如意。多少年过去了，这批新将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辜负罗杰斯将军所表示的信任，但是我也看到他的预言在某些人身上应验了。
查尔斯·邓肯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打壁球。我们一道周游世界。人们都知道，我俩有时还一起喝上两杯。一天晚上，在我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他要我留一会儿。卡特政府正处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不久前，卡特总统到戴维营去度假，发现国家的一些弊端，决心要使国民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这种革新的一部分就是要改组内阁，撤换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和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等人。
我坐在邓肯办公室内的沙发上，等着听他讲他的意思。
“科林，”他开口道，“我要离开这里了。总统要我掌管能源部。”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遗憾。但是，说老实话，我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是我逃离总部机关重返陆军部队的一个机会。查尔斯接着说：“我想让你跟我去。”我以前也曾脱离过轨道，可这一次等于是让我跨越悬崖啊！我刚要提出异议，他就举起了手。这事就这么定了。他已经征得了新任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将军的同意。保留我的军衔和军籍，随他去能源部。邓肯答应我，一俟他在能源部打开局面，马上就放我回部队。我除了从命别无选择。
参加能源部这个过渡班子的还有国防部总顾问迪安娜·西默。这个人很不简单。我送给她这样一句最高级的赞语：她与约翰·凯斯特不相上下。迪安娜的任务是重建整个能源部，我则负责组建它的管理机关。我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职责，就是在能源部内充当西默同邓肯之间的减震器，因为我在国防部时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
这个过渡班子中还有一位名叫伯纳德·鲁布尔的精明而野心勃勃的律师。此人对我的人生观具有永久性的影响。有一天，我们正在进行特别激烈的辩论。另一名律师因为自己的观点被驳倒而气乎乎地要退场。这时，鲁布尔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忘了你在法学院学到的信条：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一旦你的观点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这些话使我铭记在心。
从我在长岛的百事可乐工厂做装瓶工那时起到现在，这是第一次从事纯粹的文职工作。能源部是由以前的原子能委员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以及另外3个以前是独立的部门拼凑而成的。这些机构就像是几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被迫生活在一起，大家对这种状况都不满意。然而，国会却喜欢这种安排。能源部的任务是通过支持全国各地的议员选区内的试验性能源计划——太阳能风车、太阳能镜、煤气、页岩油等等来保护西方文明。寻求能源自立的目标就像一根金色的魔棒，把联邦的经费送往全国各地。
我重建管理部门的工作包括决定谁去谁留。之所以让我来承担这项永远让人不愉快的任务是为了使邓肯不必作恶人。谢天谢地，两个半月之后，邓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这个官僚机构的控制权。我既然已完成了自己这一份工作，于是就对邓肯说，我迫切地想离开。邓肯很大度地同意放我走。离开能源部很容易，但离开查尔斯·邓肯却令人难过。我俩很合得来，我们都主张努力地工作，尽情地玩，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授予我能源部长杰出服务奖章。当他把奖章别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和我的眼中都噙满了热泪。
在能源部的这段经历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国性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闻周刊》称我是哈罗德·布朗手下的一个“奇才”，被派到能源部来进行能源领域的“思想品德整顿”。哇！
我要重返陆军部队的希望破灭了。前海军部长小格雷厄姆·克莱特被调去接替邓肯任国防部第二把手。克莱特要我当他的军事助理，与克莱特现在的助理、出色的军官——杰克·鲍德温海军中校一道工作。由于克莱特是五角大楼中海军那一边的人，而且已经有了一位从海军来的助理，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认为把一个陆军的人放到克莱特身边从策略上说是有好处的。我的逃脱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莱特那年67岁，有点老派绅士遗风，有时爱抬抬杠。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过文书，后来成了华盛顿的一位很棒的律师。不过，他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当南方铁路的经理时取得的。火车是他最爱的东西。他收藏有价值连城的玩具火车，其中有许多是19世纪的。他把它们展示在乔治敦的家中，从地面一直摆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见到克莱特还是在他当海军部长、我为邓肯工作的时候。“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预定要大修，修理用费相当贵。海军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做这件工作最省钱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修船厂。作为海军部长的克莱特同意了这个建议。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此人并不总是像他在公共场合那样的谦谦君子）听说了这个决定后，打电话给邓肯，说在这件事情上显然发生了误解。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曾向费城人民保证，“萨拉托加”号一定会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