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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惊胆战地打开了从部队司令部寄来的一个信封。罗斯中将重复了赫达切克对我作为一位“教官”的能力的赞扬，并说：“应当充分地考虑他在一个重要司令部担任主要参谋职务的可能性。评估员认为，在现阶段，科林更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而不是当指挥官。我同意……”这些话已经足以使我身败名裂了。可是，罗斯也得在一组空格中打一个勾。第一栏评价最高；第二栏在提升方面会有风险；第三栏则根本不用考虑。罗斯在第三栏内给我打了一个勾。这真是致命的一击啊。然而，我不能怪罗斯将军。除了赫达切克的意见外，他对我的表现毫无实际了解。至少，阿尔玛得到了可以得到晋升的评价：“鲍威尔有一位确实贤惠的妻子。不论她的丈夫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她都完全能够成为陆军的代表，支持她的丈夫做好工作。”
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脑子里千头万绪。我参加陆军24年，这是我所得到的最糟糕的职业评语。在“上岗学习班”时，罗杰斯将军曾警告过，我们当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升不到两颗星。现在我知道我是属于哪一半的了。在五角大楼的将官管理处，那些负责将军调动的年轻中校们会看到这份鉴定。他们会想，这个一帆风顺的军人终于栽了跟头。鲍威尔原来只是一名政治将军，到部队就不灵了。迈耶将军看到这份鉴定时会摇着头说：科林离开部队的时间太长了。下一次晋升委员会开会时，委员们会看着在此之前一直毫无瑕疵的记录，心里嘀咕：这个家伙出了什么问题？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照样到办公室去，而且感觉很好。就像我在越南第一次目睹死人的事之后，我在那个山坡上所领会到的一样，事情总是在第二天早晨显得好一些。我会自哀自怜，但时间不会太长。我走进汤姆·布莱格的房间，对他讲起发生的事情。他说：“我提醒过你，你不听。”他认为麻烦是从我去找赫达切克谈夫人问题时开始的。我同意他的分析，又加上了同师长争论年度检查的事和我对那位与军士妻子有染的军官的处理。后面这件事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告诉汤姆，我确实把那件事办糟了。不过，我不后悔。我做了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赫达切克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并据此对我作出评价。我不打算抱怨或申诉，不会对赫达切克大发雷霆，也不会就此意志消沉。我会正确对待这件事的后果的。
此后，我继续高高兴兴地履行我的职责。但是，我的脑子里却转起了脱离陆军部队的念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的书桌旁坐下来，开始重新筹划自己的未来，准备寻求一项文职工作。我不想赖在这里，等着人家来逼我退休。就在一年之前，我本来可能成为陆军部的副部长呢！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一只脚仍在军队里，另一只脚却已经准备迈出去了。但是迈向哪里呢？我想我应当给将官管理处打个电话，说好我在卡森堡再干一年。我同一位中校联系上了，那中校说：“你打电话来，这可太巧了。我们正要同你联系呢。我们明天给你打电话。”这种话听起来总是有点不客气。现在我完全糊涂了。这会是好消息呢？还是会把我开掉？我又是一夜没睡好。
我的副官透过喧嚣的射击声大声对我说将官管理处要我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练兵场上观看坦克炮手的演习。我开车回到司令部，给五角大楼打通了电话。对方告诉我，赫达切克将军要离开这里，到韩国去担任第八军的参谋长。特德·杰纳斯少将将从利文沃思堡来接替他的职务。以上这些都与我没有直接关系。将官管理处的那位上校继续讲下去。他说，我也不会再呆在卡森堡了。8月份我将被派到利文沃思堡去接替杰纳斯的职务，担任一个叫做“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的副主任。
我挂上电话后，发了半天呆，心中既燃起希望又迷惑不解。杰纳斯是一位两星将军。他腾出来要我去填补的职位是一个两星将军的职位。要么是五角大楼的人没看到我的最新考绩鉴定，要么是我被起死回生了。
7月末的一个下午，阿尔玛和我到会议室去。那会议室与赫达切克将军的办公室在同一层，只隔几个门。我们走进时，众旅长、营长、师部参谋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们全都向我们致意。我常常充当这些军官同师长之间的缓冲剂、避雷针和忏悔神甫。我们设法建造了一艘虽说并不总是很愉快但却能够行驶的船。此时我的老伙伴汤姆·布莱格已经走了，一位名叫比尔·弗林的新参谋长取代了他。弗林发表了一篇措辞亲切的讲话，还送给我这个师的送别礼物——一个穿着皮护腿套裤的牛仔雕像，那是著名的西方艺术家迈克尔·加蒙的作品。随后，我发表了告别讲话。在所有这些送别活动进行的当儿，杰克·赫达切克就呆在20英尺之外的办公室内，紧闭着门。联欢会结束后，阿尔玛回家去了，我回办公室取几件东西。
“将军现在要见你。”我应声转过身来，看见赫达切克的秘书站在我门口。我走进赫达切克办公室时，他嘟囔了句什么，听起来好像是“祝你好运”之类。也祝你好运。他递给我一块刻着师的印章的徽章。我们敷衍了几句，握了握手，然后我就离开了。当初我来卡森堡时，曾以阅兵式相迎，但我走时，却既没有旗帜飘扬，也没有号声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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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去利文沃思堡做准备的时候，我对陆军总部想干什么还不是很有数，但我已经开始相信，我的前程并没有彻底毁掉。我四处探听了一番，获知我不仅以一星之衔将任二星之职，而且我即将担任的这个新职以前曾为我的所有前任提供了升官的跳板。我还知道了我被人从冷宫里救出来的经过。部队司令部司令理查德·G·卡瓦佐斯将军是我的考绩鉴定的高级评估员罗斯将军的上司。他是朝鲜战争期间的英雄，是陆军中的一位传奇人物。当这位军官讲述当兵意味着甘愿为你的国家而献身的时候，许多成年人都被他的讲话感动得流泪。勤恳尽责的卡瓦佐斯密切注视着部队司令部下辖的所有师长的表现，偶尔还到卡森堡去考察赫达切克的工作情况。
在他最后一次去卡森堡视察后，卡瓦佐斯同朱利叶斯·贝克顿一道乘飞机返回亚特兰大。贝克顿后来对我讲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卡瓦佐斯对他说，他对赫达切克的那个师很不放心。“你今天在会议室里注意到什么情况了吗？”卡瓦佐斯对贝克顿说。“只要赫达切克在场，所有的人都面带恐惧，噤若寒蝉，只有鲍威尔敢于当面坦陈己见。”卡瓦佐斯不参加为我打分，为我评估的是他的副手罗斯。但是，尽管陆军中有评估制度，而且将军以下的军官的晋升也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渠道进行的。但是将军的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到了将军一级就有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在运转。军官俱乐部里的饮酒聊天、打电话、街谈巷议，老家伙们嗅到气息，然后探个究竟，这往往比考绩鉴定更重要。而这个内层小圈子得出的结论是，不错，鲍威尔在卡森堡遇到了麻烦。然而，他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且他是冒着把自己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危险这样做的。他大概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但是，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将军了解这个被评估的军官，也了解那个为他做评估的军官。我的前程总算没有被一笔勾销。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当年与我一起当白宫研究员的老同学汤姆·奥布赖恩的来信。汤姆现在在哈佛大学工作，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担任该校财务计划部主任。我对学校的财务工作知之甚少。但是，有人想要你去工作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特别是在九死一生之后。然而，现在我被安排了这个新的职务，我的适应文职工作的简历可以撕毁不用了，哈佛的邀请也可以谢绝了。在我于利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毕业14年之后，我又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对此我感到高兴。在我的家属到达利文沃思堡后不久，新的少将晋升名单就下来了。我榜上有名，可望在一年之内得到提升。
我在利文沃思堡的新工作对于陆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门外汉听起来却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次最新改组之后，陆军把美国境内的部队分成两个司令部。部队司令部是负责部队管理并进行作战准备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制定作战条令、管理训练设施，以便为部队司令部提供训练好的部队。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不同军事院校，如步兵学校、装甲兵学校、炮兵学校、防空学校等等，都训练部队协同作战，而不是各自为战。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建立了一个机构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个机构就是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我现在是该中心的副主任，顶头上司是精力充沛的三星将军杰克·梅里特。我很快发现，我现在的工作正是我以前的良师约翰·威克姆将军所喜欢的——设计一支装备比较轻、人数比较少、在战场上行动比较迅速、在第三世界冲突中特别有用的师级部队。
利文沃思堡具有历史意义的房舍之一是斯科特街611号。它建于1841年，原先是一个随军小商店。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菲利普·谢里丹以及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①都在这个屋檐下生活过。根据传说，性情暴躁的卡斯特当年就是从这所房子出发前往小比格霍恩河的。在斯科特街611号，谢里丹夫人的亡魂至今不散。据说有一次，谢里丹到芝加哥去，把这个不幸的女人留在这里。谢里丹夫人在丈夫在外未归期间死去。从那以后，她的鬼魂就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今天，斯科特街611号是位于密苏里河畔的一座面积有10，000平方英尺的闪闪发亮的白色小型公馆。它的餐厅坐40个人毫无问题。房前屋后种着好看的花卉。屋前草地上耸立着一座美丽的凉亭。这里现在就是我们的家。阿尔玛终于有了她的邸宅。我也终于受到她的敬重了。
①以上三人都是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卡斯特将军于1876年6月在小比格霍恩河与印第安人作战时战败身亡。——译者注。
最近这次搬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再次让女儿们转学。像通常一样，安妮玛丽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适应下来，同她的朋友们混熟了。不论这种学习被中断的事情给她带来多少痛苦和失望，她都只是记在她那小小的日记本里，从不向别人表露。
这时，琳达已经在上她的第4所中学了，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未免有些干扰。不过，利文沃思堡中学的黑人学生比她以前上过的学校多一些，这对她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琳达学校的剧团决定演出一些折子戏。黑人女生，包括琳达在内从《彩虹下的黑姑娘》剧本中选了一段。这出戏的内容对于中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演的，因此她们的选择引起了轰动。就在预定要演出的一周之前，校方把这一幕黑人话剧给取消了。
我女儿很生气。我向她保证说，我要读一读这个剧本。除了女儿被分配演一名妓女这一点令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到不舒服之外，我觉得这出戏很有分量，也很正经。我给校长打电话谈了我的看法。琳达还在校报上写了评论，批评取消演出的做法。校方坚持他们的决定，但是做了一个让步。在本来应当演出《黑姑娘》这幕话剧的那段时间内，允许黑人学生出来同观众讨论取消演出问题。
我对琳达说，我们两个都是经受过指挥系统训练的，像在陆军中一样，现在她有责任服从决定。然而，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琳达一鸣惊人。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她突然站出来说：“我想你们也许会愿意看看我们刚刚谈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她就把她的角色演了一遍。观众初时惊讶，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我想不起阿尔玛和我还有过比此刻更骄傲的时候。不过，我们当时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少女的勇敢表现，可实际上，我们当时目睹的却是一位年轻女士在选择她的命运。琳达已经下决心当演员，而且这决心从未动摇过。
9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有关陆军通信的一个冗长的汇报会上溜了出来，提早回了家。“科林，”阿尔玛说，“你该理发了。”我嫌驻地理发店理得不大好，于是就凭我的记忆去寻找位于利文沃思堡黑人区的那家我14年前光顾过的理发馆。我开车顺着闹市区走。我记得不错，那家理发馆还在那里，门前有个理发店的彩条标记杆。进得店内，只见墙上挂满宣传验方生发水的广告。书架上散放着几本翻旧了的杂志。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