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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登机后，我看到《纽约时报》一则题为《争夺继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消息。记者搜肠刮肚地胡诌说，我通过“频繁的书信”一直与切尼部长保持联系。完全错了。我是按照对所有司令官的规定要求，向切尼每个季度做一次报告。
我们进入会议的最后一天，大约下午2点钟，我接到了一个通知。切尼部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试图避开众人的眼光悄悄地溜出房间，打电话给切尼，可他已经离开办公室了。15分钟后会议结束时，我又接到通知：要我马上去五角大楼。沃诺向我会意地眨了眨眼说：“我给您安排一架直升机。”
我带着阿尔玛乘直升机而去。在五角大楼停机坪上，一位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当我们到达五角大楼的滨河大门口处时，我要阿尔玛等着，我身着夹克上装和丝光黄斜纹裤、内穿马球衬衫，进去见切尼部长。切尼面带微笑欢迎我。不论对我穿便服还是穿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人物服都毫不介意。他就是那样一种人。他开门见山说，“你知道，我们正在物色一个主席。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继任人选。”他随后凭他的判断力快速报出了我的合格条件。我在五角大楼和白宫里是轻车熟路。我具有所需的军事指挥信誉。我懂军备控制问题，那是在布什的议事日程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项目。而且他认为他和我能够和睦共事。他问我对这个职务有何看法。
我说：“当然，我深感荣幸，如果您和总统都要我干，我从命，并尽力干好。但是，您知道我在亚特兰大是愉快的，目前并不想挪动。”我没有明说我真正的担心所在。这是一项严峻的重任。在15个按法律够条件当主席的四星上将中，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我肩上戴的第四颗星刚满4个月，而几个资历较深的候选人则早已是四星上将了。
布什总统显然也持有同样的保留态度，因为切尼接下来说，“总统想知道，你的任命会不会使你同其他资格更老的三军将领的关系难处。”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沃诺的支持，而且我同其他军种的主官有着良好的关系。我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决不能让他们看出你提心吊胆。
“好极了，”切尼回答说，“我要推荐你。但是，你知道，这事是由总统作决定的。”
直到我们坐上回亚特兰大的利尔喷气机后我才告诉阿尔玛。“我们又要搬家了。”她说。
第二天，8月9日，星期三，切尼打来电话说，总统已批准了他的推荐。我将接替比尔·克劳。总统要我次日返回，参加玫瑰园的任职宣布会。当晚我飞往华盛顿，阿尔玛决定留在亚特兰大，因为她事先有安排。我的女儿琳达和安妮玛丽也留下了。所以，8月10日在玫瑰园只有迈克和我站在一起。那天，布什总统首先表彰了比尔·克劳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做出的杰出功绩，然后宣布他要提名我为第12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由于有待参议院确认，我有6周的时间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交接工作和准备上任。在以后的几天里，各军种主官和每个主要的四星将领都前来表示祝贺与支持，这种支持正是我所需要的。显然，总统的担心也消除了。
我还碰上一个难关。在任命我当主席的那天，我在我的办公室接待前来祝贺的朋友时，一名手戴橡胶手套的年轻少尉出现在门口。原来陆军对滥用麻醉品问题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并通过随机的尿样测试来找出麻醉品使用者。在随机决定检验人员时我的军号被选上了。我向朋友们表示歉意后去参加测试。我顺利通过了尿检。
在宣布我的任命后的星期天，《检阅》杂志登出了一篇有关我的封面报道。时机之巧似乎说明，杂志社里某个人对主席任命一事知晓内情。实际上，《检阅》杂志是提前几周就排版付印的，而这一期早在总统选中我以前就排印好了。戴维·沃利津斯基要么是直觉本能的应验，要么是侥幸碰上了好运。这篇报道确实产生了一种惊人的意外效果。沃利津斯基一贯热衷于寻找富有人情味的题材，而我在亚特兰大的秘书——一个名叫卡米·布朗的能干的陆军军士向他透露，我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我的处世格言。沃利津斯基打来电话，要我读几条给他听。我念道：“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要检查细节，作抉择时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惩罚。”以及其他一些我生活中所经历的教训。他收集了这些思想见解中的13条，并以《科林·鲍威尔的守则》为题附在《检阅》杂志的文章中。我开始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个要这些守则的请求，以至于我不得不大量印成卡片。考虑到读者仍感兴趣，这些守则附在本书末尾，谨供参阅。
在宣布提名我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3天后，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犹如遭到五雷轰顶，悲痛不已。在纽约市立学院“潘兴步枪会”期间，我的楷模、导师和鼓舞者龙尼·布鲁克斯因大面积心肌梗塞去世，享年54岁。我乘飞机赶往纽约奥尔巴尼的大都会浸礼会教堂，参加布鲁克斯的葬礼并致悼词，赞扬这位杰出人物和他勇敢的妻子埃尔莎，以及他们养育的3个好儿子。当时，我还看到几位原“潘兴步枪会”的好友，其中有罗杰·兰格文和加拜·罗梅罗等人时，忍不住惊叹人生的无常。要不是我遇上了这位鼓舞我前进的布鲁克斯——决心当一名文职化学研究人员的完美的军官学员，我今生会走上今日所走的道路吗？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两星期之后，温斯顿·丘吉尔率领“参谋长委员会”成员，即英国陆海空军主官前来华盛顿。该委员会于1923年成立，此时的任务是协调女王陛下的陆海空三军将士对轴心国作战。美国当时没有类似的机构来与英国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设立了一个代表陆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罗斯福的亲信和助手威廉·莱希海军上将领导该组织，并充当与总统的联络人。莱希的头衔是“陆海军总司令的参谋长”。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成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我们的组织。
1947年，根据国会法案确定建立永久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于1949年设立了主席职位。奥马尔·布雷德利上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一任主席。近40年来，该机构一直指挥着美国军队，其体制根据法律偶尔有所修改。例如，1952年，海军陆战队司令被批准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部分会议，并在1978年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式成员。
这一制度有着严重的缺陷。除了主席以外，每个参谋长都是本军种的首长，而政府却指望他会抛弃为本军种谋利益的本位主义，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平衡和兼顾两方面的利益是困难的。参谋长们要调制“紫色”是不胜其难的，“紫色”是五角大楼采用的一个隐喻，意即把绿色（陆军）、蓝色（空军）和白色（海军）军服的颜色掺和在一起，达到水乳交融的紫色境界。把这些有双重头衔的领导人放在一起，期望他们能达到“联合一致”，这根本是痴心妄想的目标。然而，现代史中每一个重大的战局都是诸军种联合行动，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与联邦海军部队联合行动，南下密西西比河，分割了南方邦联；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期间指挥的仁川登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联盟作战行动——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在当今时代，联合一致与其说是人为地建立起的一种机制，不如说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在关键时刻的必然产物。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责任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但这必须是参谋长们一致的看法，而不是某个人的意见。所有参谋长要达成一致看法，惟一的途径几乎就是相互迁就，彼此照顾。结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1600人的联合参谋部花费了成千上万个工时，拿出来的是冗长的、谁也不得罪的大家都高兴的文件。这种文件每一位参谋长都能接受，但对国防部长或总统却几乎毫无用处。为处理这样的文件而制定的折磨人的惯常程序可以为13世纪教皇统治下的古罗马元老院增添不少光彩：先有白封皮草案，接着是橘黄色封皮的草案、绿色封皮的草案，最后才是经过批准的贴红条的正式红头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些缺点已非官僚化所能概括得了的。依我之见，这一松散的组织机构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提出明确的主张，以防止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这种有缺陷的机制一直运行到第九任主席戴维·琼斯上将任上，他于1982年刚退休后不久，直言不讳地痛述其弊端。琼斯上将提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成为国防部长和总统的“最重要”军事顾问，并应被授予更大的权力来领导为各参谋长服务的参谋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上将曾想要完全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之以成立国家军事委员会，其成员不对特定的军种负责，因而可以把全部精力致力于协调整个武装部队。这些建议引起了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众议员比尔·尼科尔斯提出倡议，并使国会于1986年通过了国防部改组法，通常称为“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
该法第一次赋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真正的权力。作为“最重要的军事顾问”，他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陈述他自己的主张。他不再局限于先呈报参谋长们掺了水的一致性建议，然后再小声地谈他个人的看法。然而，参谋长们仍然是顾问，要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主张，甚至可以不同意主席的意见。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还将联合参谋部的1600名人员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不是多头的参谋长法人团体的领导之下。即使进行了这种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仍未置身于指挥系统之中。但国防部长可以要求各项军事命令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给野战司令官，切尼就是这样做的。
比尔·克劳上将是一位过渡时期的主席，因为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是在他任职期到一半时生效的。假定我的任命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那么，我就是第一个整个任期内都掌有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所赋予的权力的主席了。9月20日，参议院正式确认了我的任命，我是担任此职的最年轻的军官、也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和第一个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毕业生。出身于南布朗克斯区的移民后裔跃升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但愿布鲁克哈特上校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大厅此时能看到我。
10月1日，我入睡时心情怡然但略有倦意。比尔·克劳的任期已在前一天的午夜结束，而这个星期日是我担任主席职务的头一天。那天早晨，我去了我的新办公室，我只是看一看和放置一些东西，五角大楼这时实际上空无一人。克劳曾在他办公桌后的满墙壁的书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军用帽盔头饰。他拿走了帽盔，书架已空无一物。我在脑子里记下要给我的旧时盖尔恩豪森好友、现为陆军史学家的比尔·斯托夫特打电话，并要他给我送来装订着绿皮的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后来，我打电话时，他的助手问我要多少本。
我回答说：“能填满35英尺高的空间的数量。”
出于安全的原因，主席办公室的窗户都涂上了涂料，因为窗户距五角大楼热闹繁忙的主要入口——滨河大门口只有几英尺远，往来的班车都在这里停靠。涂了涂料的窗户使我无法极目远眺波托马克河对岸的国会山，我也看不到往返在“有潮港地”（美国首都华盛顿南边的地名，在波托马克河旁——译者注）的扬帆，甚至看不见五角大楼的校阅广场。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库克“医官”的一帮人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涂上单向防弹的名叫“密拉”的聚酯薄膜。我可以往外看，但排队上班车的雇员们却看不到里面。几年来，我发现我自己处在一个理想的位置上，目睹着日常的人间戏剧，从国防部官员的小集团活动到热衷于幽会的情人一一尽收眼底。
在任职的第一天，我在办公桌上放了插着“雪飞”钢笔的大理石笔架，这用具是我在1957年布拉格堡获得“第四连优秀学员”的奖品，从此后无论我到哪里工作，它总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还打算挂出陆军部队司令部工作人员在我离别时所送的礼品——一幅题为《跟踪维多利奥》的唐·斯蒂弗斯的印制版画。这幅画描绘的是第十“野牛勇士”骑兵团士兵搜寻一名阿帕奇战士。同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