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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并且使它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们在将萨达姆的部队逼得四处逃窜之时为什么不向巴格达推进呢？或者换种方式说，我们为什么不摆动球门柱呢？人们往往会忘记的是，虽然美国走在头里，但我们率领的是一个国际联盟，执行的是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了。总统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队送回国内，这本来将成为引人注目之举，但由于后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国人民保证，“沙漠风暴”行动不会成为波斯湾的越南战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联盟，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战前，我收到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由于种种原因，”弗里曼说，“我们不能谋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并由我们占领它。摧毁伊拉克或将它削弱到伊朗和（或）叙利亚不受它制约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话多明智啊。将伊拉克分裂为各自为政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政治实体，将无助于我们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稳定。避免这种分裂结局的惟一途径是主要由美国征服和占领一个2000万人口的遥远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民会支持的做法。
当然，我们很希望看到萨达姆因给伊拉克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总统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的化身，也无助于公众理解为什么允许他留在台上。不过，这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萨达姆倒台，他必须由一个在某种沙漠民主国家中的杰斐逊的追随者所取代，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拜读古兰经的同时还阅读《联邦主义文件》。最后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叫别的名字的萨达姆。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一些人的父母亲常常前来对我说：“将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在我听后总是有点担心地问道：“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他们通常回答说，是的，并对他们家里的军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谢。在海湾战争中，共有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从军事统计的数字看损失不大，但对出事的每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悲剧。我会见过其中一些家庭，他们的不幸令人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本军的火力造成大量伤亡，使这种悲剧悲上加悲。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无须对更多的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持总统关于何时和怎样结束战争的决定。我为此而感到一种当之无愧的骄傲。
“沙漠风暴”不仅实现了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它开始扭转中东长期敌对的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立场表示支持的惟一两个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俩人的地位都因他们的立场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后，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和他们的其他邻国达成和解。“沙漠风暴”后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它导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导致侯赛因与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缔结了和约。美国今天享有“沙漠风暴”前得不到的进入该地区的权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也在冲突结束后获释。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处境孤立，并继续处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的底线不算坏吧！
我对当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沙漠风暴”的评论感到满意。基根写道：“不管说了哪些赶时髦的话，海湾战争确实是一次周密规划和打得很漂亮的军事胜利。”它实现了军事行动的最高目的：“为了维护秩序而战。”
报道战事的许多记者和他们在国内的媒体老板都抱怨说，军方对他们控制过严。他们不能到新闻消息源组织采访新闻。没有军事护卫人员，他们不能到战场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传奇记者厄尼·派尔曾经从欧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滩头堡发送消息，批评我们的人拿他作为例子当面指责我们。然而，新闻媒体对“沙漠风暴”的报道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记者中，高峰时共有1400人群集到战场采访。不妨将这一数字与过去的数字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诺曼底进攻日开始时同首批攻击部队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记者，越南战争高峰时在越南采访的记者不及这次“沙漠风暴”期间在战地采访的记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密起见，厄尼·派尔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极严格的新闻检查。而在海湾战争中，新闻报道仅军方检查有无泄密情况。在由新闻消息源组织记者呈报的1350篇书面报道中只对一篇报导作了修改以保护情报来源。在“沙漠风暴”中，我们一方面要保守军事机密，另一方面还要接待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战地采访记者。
不论是好是坏，瞬时图像通信使我们时代的新闻报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采用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卫星传输和小型摄像机，可以像有线新闻电视网那样进行昼夜24小时的实况报道，而且消除了记者与读者之间旧式的印刷媒体编辑手续。
电视的直观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气凌人的记者的日子更难过。过去，记者们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问一些强硬的问题，以便弄到报道的素材。他们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无关紧要，因为谁也看不见记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经过编辑整理、加了鲜明标题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公众能收看到记者的采访活动，看到他们大声喊叫或有时提出一些无理的问题时，即使最优秀的记者有时也会给人以坏小子的印象。
当切尼、诺姆和我上电视时，我们已知道个中奥秘：我们讲话的听众不仅是聚集在面前的记者，还有其他四类人——美国人民、外国人、敌人和我军部队的官兵。例如，我决不会为取悦国内听众而讲些激怒伊拉克的话，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势开始前夕，我收看《周六夜生活》节目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舆论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在这一节目中，一位陆军公共关系军官“皮尔逊中校”穿着沙漠迷彩服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像往常那样，许多人举手大声向他提问：“上校，你说我军在哪个地方最容易遭到攻击？”“我们打算两栖进攻科威特吗？如果进攻，将在什么地方？”“我们打算哪天开始地面进攻？”对观看过在新闻发布会上实际提问场面的任何人来说，都感到在这欢闹之中有一种真实之感。这一次，是报纸记者而不是《比特尔·贝利》连环漫画中某个不称职的哈夫特拉克将军成了讽刺的印象。
在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对军方发言人都进行了试听。在这24小时电视报道的世界上，我们已不能随便安排个人面对摄像机的镜头，不管他消息多么灵通。我们看中了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汤姆·凯利中将，让他担任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官，因为凯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看起来像情景喜剧《欢呼》中的诺姆，是人们可以与之交心和信得过的好人。凯利的新闻发布工作的伙伴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是位绝妙的陪衬角色，他总是使凯利身边的贤人具有学究式的权威性。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与我相距8000英里之遥，俩人观看了海军陆战队准将理查德·B·尼尔在利雅得首次向记者通报情况。他是我们试听过的第三个人。记者们对尼尔有点不大客气，但是尼尔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诚实。在尼尔首次露面后，我给诺姆去电话说：“我想你给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斗。但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得向昔日的克劳塞维茨学点东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战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没有徒劳。这些调查表明，参加民意测验的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认为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达到良好或优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凯旋归国前，就想同我讨论他的前途问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令人向往和受人尊敬的职务已经给了杰克·高尔文将军。我说：“你也许能在某个时候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我还未到让位的时候。当然，沃诺快退休了。这将腾出陆军参谋长的位置。”诺姆回答说他也许感兴趣。我说：“当然，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现在是你激流勇退的最好时间。你在国外时间不短了。你猜不到在你回国时将会遇到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全国上下崇拜的偶像。人们都在为你发疯，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知道，五角大楼中现在没有一个职位大得足以容得下像他这种名声和地位显赫的人。我说：“你在军队中已干了35年。现在外边有各式各样的单位都想请你去，是离开军队的时候了。”
过了没多久，施瓦茨科普夫同其他朋友交谈以后，回电话给我说：“我打算退休，我了解你们这帮家伙今后几年准备干些什么。你们将裁减军队，把军队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没有干这种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该死的政客们打交道，也受不了你们面对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把军队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乱。不过，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举，在战场上独断专行的环境下，碰到这种情况时，他可以把它顶回去。但是到了华盛顿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阵子，战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达给予更多的承认。萨达姆作出反应，派兵镇压起义。在北方，库尔德人试图摆脱伊拉克的统治。两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说，即使它们获得成功，这也不是我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布什总统慷慨陈词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可能对叛乱分子起了鼓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实际意图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够的实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因为后者仍对美国抱着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反叛的库尔德人日益恶化的困境。萨达姆杀了个回马枪，将50多万库尔德人逐出家园，驱赶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长的山区。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他们在这里开始死去，死亡的人数每天达600人之多。布什总统指示我们开展名为“给予安慰”的救济行动，由当时已晋升中将的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领导。然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山区环境中，库尔德人无法长期存活下去。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园。把他们送回去并保护他们不受萨达姆的报复是一项艰巨任务。
杰克·高尔文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从比利时的蒙斯发号施令，他对在该地区的美军实施遥控。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华盛顿，杰克在比利时，俩人各在面前摊开一张地图，在上面画出一个“安全区”，即围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城市的一个地区，不准萨达姆的部队进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在一家绅士俱乐部的桌布上勾画出像约旦和伊拉克那样的国家。我称担任泛欧角色的杰克·高尔文为“查理曼大帝”，并且告诉他，他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王国缔造者。在划出安全区以后，我们命令伊拉克军队撤出该地区。他们拒不从命。我们炫耀武力，他们就撤走了。在7个星期之内，“给予安慰”行动将近50万库尔德人送回了家园。我看着沙利卡什维利高度熟练地处理这种政治和军事混乱局面，再次断定：他是一名堪当大任的军人。
部队回国时，全国一片欢腾。我参加了芝加哥和华盛顿的祝捷游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游行时，人们向我们抛投纸带以示欢迎。阿尔玛和我乘坐一辆白色的1959年“别克”牌敞篷汽车。在我们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们后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伦达。我们的保安人员要求男人穿着装甲防弹背心。我说：“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够丰满的了。”诺姆同意，而切尼也依从我们的军事判断力。处于活动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动，这种场面我只在历史书里和欢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尔或麦克阿瑟凯旋的新闻片中见过。诺姆是新泽西州人，我是纽约人，五彩缤纷的纸带和纸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们的汽车上，气球随风飘荡，成千上万的人向我们热情地欢呼。我们是两个功成名就的家乡人。在祝捷队伍中游行的海陆空军将领还有：约翰·约索克、沃尔特·布默、查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