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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削减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比关闭基地还要难办。里根总统和卡普·温伯格将预备役的兵力从25万扩编到110万，以对付苏联的威胁。这些兼职的战士对于我们的战备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他们在“沙漠风暴”中大显身手。他们是最优秀的平民军人。但是，既然冷战已告结束，我们就不再需要以往那样多的国民警卫队员和后备役军人了。当我们试图将规模削减至明智的水平时，我们遭到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组织及其国会支持者的激烈反对。指责我们对兼职工作和兵工厂以及流入各社区的钱构成威胁。我们设法削减了部分人员，但仍有很大的余地，在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身上可为国家节约更多的钱，而又不致损害国家的安全。
取消一项不需要的计划会使鸽派一夜之间变成鹰派。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自由派参议员克里斯·多德一贯猛烈抨击我们把钱花在不必要的防务上，只要把钱花在他所在州的州界以外他认为都是不必要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取消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电力船舶公司生产的攻击潜艇计划时，克里斯却喊破嗓子地大叫，抗议说这会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害。多德临终前改变态度，主张加强战备，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他在国会议员中找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高兴地发现，在他们珍惜的计划可能被取消时，出现了一个知心的同盟者。
有一次，我向大西洋总部司令建议，我们从冰岛调出我们的预警飞机，将之派往加勒比海地区，以便搜索走私毒品飞机。他拼命反对我。我指出，现在从冰岛方向飞往美国的苏联轰炸机只有前来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苏联空军的新的“姐妹”部队）访问作客的飞机。我未能把他说服，我们也未再进一步争论，我只是下令把冰岛的飞机调出执行新的缉毒任务。
我们曾计划储存1．1亿桶石油，以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外国供应来源被切断时，我们仍能够照常运作。但是现在只存在爆发地区性战争的可能性，到时我们总能找到替代的外国石油供应来源。因此，我们将储备量减少了一半，给纳税人节约了4亿美元。另一个削减费用的项目是：陆军想装备一种新的无线干扰机，以挫败苏联突击队在北约集团后方的攻击。什么攻击？什么后方？什么苏联人？我们削掉了这项要求，又节约了2亿美元。
尽管遭到官僚机构的抵制，我们的削减工作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并且开始产生良好的效果。基地关闭了，军人和文职人员离开了部队。计划的削减影响了经济，并将在1992年成为一个选举问题。不过，我们精心调整削减的幅度，以便我们不像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那样大刀阔斧地使部队伤筋动骨。五角大楼仍有无必要的项目，仍存在着浪费和经济诈骗现象，这在过去曾使我们名誉扫地。我希望这些丑闻只是往事。在切尼领导下，各军种参谋长和我力图成为美国纳税人委托给我们的资金的称职管家。我们决心建设一支胜任任何使命的更精悍、更有效的高质量军队。我知道，这乃是国家军事领导人的目标。
1992年5月1日，我打开办公室内的电视机，看到的情景令人伤心。前一天，4名被指控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被宣布无罪释放，从而触发了动乱。我收看的是关于洛杉矶动乱的最新消息。金有前科，他不是圣人，不是用来大造舆论的理想人选。尽管如此，凡是无偏见的人，只要看过现已家喻户晓的录像带之后，都不会否认他确实是警察使用过度暴力的受害者。无罪的判决在黑人社区中激起了暴怒。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当我观看着焚烧、暴乱和抢劫的画面的时候，心里不断地在想，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部队开进小石城平息因学校融合问题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5年，布尔·康纳在阿尔玛的出生地伯明翰用狼狗和水龙对付抗议种族歧视的黑人事件已过去29年；因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使美国各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的悲剧也已过去24年。在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这一幕幕丑剧又被搬上了舞台。
我在看电视时，接到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科林，”布伦特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分内的事。但是请你帮个忙给总统即将就动乱发表的讲话稿提些意见。”总统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斯考克罗夫特解释说，阐明联邦政府结束动乱的行动。布伦特说：“我给你发去一份初稿，你看一下，然后来这里向萨姆·斯金纳说说你的意见。”斯金纳已于去年12月取代约翰·苏努努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南希·休斯给我取来总统讲话的传真稿。我读着它时颇感失望。我认为讲话的调子全不对。不错，暴乱是犯罪行为，法治应当恢复。但是暴乱不是孤立地酿成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讲话稿只讲暴乱不对，却没有讲造成它的社会根源。在大选之年，我能从这份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极右派的影响。
我来到白宫西翼斯金纳的办公室，对他说：“萨姆，法律与秩序这部分还可以。但这里有些用语只会火上浇油。”我指出，甚至连罗德尼·金都在祈求种族和解。“你听到他说了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和睦相处？……让我们设法把问题解决了。’”我建议降降讲话稿的温度：“在总统的讲话里加些和解的内容。”
萨姆心情不安。离讲话的时间只有数小时了。他说，他不能把文稿推倒重写，他必须在广播前搞好。不过，他会尽力改好的。
我离开白宫赶回家换衣服，准备出席当晚在格兰德·海厄特饭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霍雷肖·阿尔杰①奖学金颁发宴会。当晚晚些时候，我找借口退席后，立即要我的特工人员给我在海厄特饭店找一空房间，收看定于晚上9时开始的总统讲话。我及时赶到房间，听到他在说对暴力感到遗憾。他接着又说：“我还正在使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我正在命令科林·鲍威尔将军将所有这些部队置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我通过电视台接受军令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在60年代的动乱后，我曾希望我们将决不再需要调动军队到一个美国城市恢复秩序。使我感到宽慰的是，总统接着说，对金的殴打“令人厌恶”。人们对无罪开释感到“震惊”，他说：“我与巴巴拉都深感震惊，我的孩子们也有同感。”他承认，我们必须给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人以更美好的未来，而且他要求每个人“用他们的心，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祈祷来消除仇恨。”我感到那天下午呆在萨姆·斯金纳办公室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①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的基调是：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奋斗，出人头地和发财致富。——译者注。
那个周末，在洛杉矶的动乱尚未平息之际，阿尔玛和我前往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出席她第35届学友联欢会。她为能让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而感到特别高兴。我乘此机会强调总统讲话的精神。“问题不局限于罗德尼·金一人，”我对菲斯克大学的毕业生们说：“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一个家庭。家庭中免不了会发生分歧和争吵。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家庭分裂成动武的两派……我希望你们从你们的多样性中找到力量。不论你们是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让它成为你们自豪和鼓舞的源泉。从中汲取力量。让它成为他人的问题，而决不是你们的问题。决不要躲在它的背后或把它当作不尽力而为的借口。”
乔治·布什将不仅仅依靠对“沙漠风暴”的回忆争取重新当选。他在民意测验中的赞同率一度高得惊人，但到1992年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不赞同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他还遇到其他的麻烦。有人提醒布什，把丹·奎尔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拖了他的后腿，而且“该死的丹·奎尔”的说法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不绝于耳。报界不断提到我是可能的取代人选之一。早在1990年11月，在海湾战争集结兵力期间，《检阅》杂志就提出了布什—鲍威尔联袂参选的可能性。据传说，当时负责布什竞选运动的弗雷德·马利克——我早年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导师——支持这一动议。竞选运动的参谋班子进行了不加声张的民意测验，证明吉姆·贝克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得分高于丹·奎尔。而我的名字得到的支持率比贝克还高。揣测变得十分盛行，以至于到了5月中旬我感到我得给奎尔去个电话。我说：“副总统先生，我知道这种传说对你来说多么令人不快。我能对你说的是，我不是风源。我没有策划任何事情。我打算坚守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
奎尔很感激。“我知道，科林，”他说，“这是在本城干一番事业的部分代价。”
关于我上共和党候选人名单的种种传说，纯属“环内”政界人士对我的猜测。乔治·布什为人忠厚。在鲨鱼从伍德沃德的书上闻到血腥味的时候，他忠于我。而且我深信，由于副总统明确表示他无意于退出竞选，布什将忠于丹·奎尔。
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打探消息。有着政治背景的华盛顿律师、我的密友弗农·乔丹5月间代表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阵营前来看望我，当时克林顿已完成了民主党的提名工作。“在民意测验中你上了候选人的名单，”
乔丹对我说，“你有兴趣作为克林顿的副总统参选吗？”
“弗农，”我说，“首先，我不打算头天脱下军装，第二天就介入党派政治。其次，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政治上干些什么事情好。再次，乔治·布什看上了我并忠于我。我决不会在竞选中同他对阵。”
许多个月以前，曾有一位共和党人前来探望我，他就我在政界的位置发表了饶有兴趣的看法。斯图·斯潘塞这位实际上造就了现代政治顾问的加利福尼亚贤人到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登门造访，我们泛泛地谈到了政治生活。斯图临别时对我说：“科林，如果你什么时候拿定主意进入政界，请加入民主党。我对你很了解，我不认为你对共和党的某些议程感到快慰。你是在一个老派的民主党家庭中长大的。你的社会意识太强了。”他给了我一个似顽童的微笑并补充说：“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我不应当给你谈这些。”
7月25日，我返回利文沃思堡实现我的夙愿。为“野牛勇士”树立一个纪念碑的想法产生后10年，它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前往堪萨斯州参加揭幕典礼。在参观了非洲的奴隶围栏、并经历了洛杉矶动乱的痛苦后，参加庆贺非洲裔美国人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便人深感心情舒畅。
正当我的才华横溢的撰稿人拉里·威尔克森上校同我一起斟酌庆典上的发言稿时，我发觉自己是在深思着在军队中为种族平等而展开的长期斗争。我想起了本·戴维斯，他曾在西点军校的4年中挺了过来，当时他的同班学员谁都不理睬他。经历了磨难后，戴维斯前往本宁堡赴任，在那里，白人军官在社交场合故意避开他和他的妻子。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维斯指挥图斯克吉族飞行员。有一次他说：“作战不容易，但死亡只有一次。生活在日常种族主义侮辱人格的环境中比死亡还难熬得多。”
我不会忘记我的某些上司的一些善意的话：“鲍威尔，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黑人中尉。”谢谢，先生。但我内心里在想，如果你打算只用黑人中尉衡量我，你就错了。我将向你表明我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中尉，就是这么回事。随着我军衔的晋升，我学会了容忍其他用心不坏的白人的客套话：“见到你很高兴，鲍威尔将军。你知道，我曾经与查皮·詹姆斯一起服过役。”或者本·戴维斯，或者罗斯科·罗宾逊。他们为什么不对我说他们曾与乔治·巴顿或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共过事呢？我知道他们这样说是作为一种与我建立友好联系的姿态。然而这样说恰恰表明存在着隔开我们的鸿沟。如果我在会见一名白人军官时对他说：“你知道，我同白人歹徒埃默森将军共过事。”我敢打赌，听这话后他定会目瞪口呆。
“沙漠风暴”后，美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