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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同白人歹徒埃默森将军共过事。”我敢打赌，听这话后他定会目瞪口呆。
“沙漠风暴”后，美国人民终于再次为他们的军队感到自豪。我想利用这种势头帮助中学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处境不佳的内陆城市中学生。办法是增加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的数目。根据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由现役军士，但大部分是退役的军官和军士给学生讲授诸如公民权利和义务、领导才能和军事史等中学课程。他们操练学生，并且带领他们进行地图判读练习和野外拉练等。
1992年春，我召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人事军官玛丽·威利斯准将，并且对她说：“10天后我要一份增加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的计划。”未过一周，威利斯准将呈上一份计划，将训练范围从1500所中学扩大到2900所中学。各军种参谋长都是当事人。国防部长切尼和布什总统支持该项计划。经萨姆·纳恩在参议院支持该项法案后，我们终于获准在3500所中学为初级后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提供经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像得克萨斯这样具有广阔农村的州中我们将这类计划推行得轰轰烈烈的同时，在某些城市中却继续遇到阻力。自由派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声称我们在试图使教育“军事化”。是的，我愿承认，武装部队可能因推行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而获得更愿从军的年轻人。但是社会得到的回报要大得多。内陆城市的小青年许多出生于破裂家庭，他们在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中找到了稳定和行为样板。他们接受了纪律的熏陶，学到了职业道德，而且因加入一个比小集团健康的组织而获得了自豪感。在1993年以前，纽约市仍没有一所公立学校推行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只有一所私立学校实行这项计划。最后，我们取得了突破。目前，纽约市有7所市立学校拥有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其中包括我的母校莫里斯中学。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差不多决定了我的一生。初级计划为成千上万处于危险境地的小青年提供了开始新生活的机会，特别是为那些居住在犯罪猖獗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小青年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是一项社会协议。
在思考在“野牛勇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讲些什么内容的过程中，我浮想联翩，洛杉矶动乱，本·戴维斯和内陆城市的青少年全都涌入我的心头。我在一个闷热的夏日下午抵达利文沃思堡。典礼场址的上空雷声滚滚，天色转黑，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破坏气氛。成千上万的人把纪念碑所在的营区中心挤得水泄不通。彩旗招展，鼓乐齐鸣。第十骑兵团——“野牛勇士”的创始团——的护旗队骑在马背上列队行进。堪萨斯州的国会代表团参加了仪式。州长讲了话。最后轮到我发言。我环视了一下听众。眼前共有几十名“野牛勇士”老战士，有的弯腰拄着拐杖，有的坐在轮椅上，还有的仍笔挺地站立着，他们均已进入了90岁高龄，有的甚至是百岁老人。我仰望着天空说：“我知道你们都在观看着天上的乌云。不用管它。雨不会下到我们头上，今天不会。”
我感谢利文沃思堡军事史学者冯施莱默上校，是他使我孕育了纪念“野牛勇士”的第一念头，我感谢多尔蒂将军，是他在这个项目的火炬快要熄灭之际使它不停地燃烧。我用最热情的话赞扬了美国海军的卡尔顿·菲尔波特中校：“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使我的梦想成为美好的现实，”我说，“请看，那里就站着‘野牛勇士’，”我指着18英尺高的雄伟塑像继续说，“他骑在马背上，穿着蓝色军装，纽扣上铸有鹰徽，军用水壶上交叉着两把军刀，手中握着来复枪，腰间佩着手枪，勇敢，刚毅，哪一点都不比他的白人兄弟逊色。”非洲裔美国人从建国初期起就响应祖国的每一个号召。我提醒听众说。“然而，他们应该得到的名誉和财富却从未到来。他们流了鲜血，付出了生命，夺取了胜利，但却一无所得。他们重新变成了奴隶，实际的奴隶或经济的奴隶，陷入了仇恨、偏见、偏执和不容异己的可悲境地。”
我指出，今天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攀越障碍，赢得早该属于他们的承认。但是黑人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知道我的出生地，”我说，“我们大家都需要知道我们来自何处，以便我们的年轻人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哪里……我深深意识到我欠先辈们的恩情太多太多。我是踏着他们的肩背向上攀登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个年轻人，我要求你们：不要忘了先辈们的功劳与所受的苦难；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功劳与所受的苦难，睬着我们的肩背向上攀登吧。雄鹰们！”
这一天有多么美好啊！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8月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战线已经分明：布什和奎尔对克林顿与戈尔。中间夹着第三方候选人罗斯·佩罗，使得这场竞选活动更加生动活泼。至少，随着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关于我的政治揣测便烟消云散了。
8月也标志着我个人生活的里程碑，阿尔玛和我结婚已满30年。孩子们在家中组织了一次家庭兼朋友式的庆祝活动。忽然迈克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要观看阿尔玛与科林的故事，这是一盒录像带，由旧家庭影片剪辑拼凑而成。我观看着孩子们争抢生日蛋糕、狼吞虎咽的不清晰的抖动的图像，父母露出笑容并向摄像机挥手的镜头，以及祖父母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态。我对我们的下一代感到自豪。迈克现已康复，已能够站立起来，他已是有家室的人了，现在乔治敦法律学院上学。琳达在桑顿·怀尔德的作品回顾演出剧目《怀尔德，怀尔德，怀尔德》中首次在百老汇登台演出。安妮玛丽5月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为有线新闻电视网工作，担任《拉里·金节目》的制作助理，后来又加入了特德·科佩尔的《夜钓绳》新闻节目班子。我对他们说，由于他们干得很出色，这年春天我被全国父亲日委员会提名为“本年最佳父亲”，而孩子们却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在我们家中，谁也不准把自己看得太重。送走朋友们后，阿尔玛和我座位的四周杯盘狼藉，俩人感受到人生的天伦之乐。
在爱情与婚姻的抽奖中，我觉得我是个大赢家。
※ ※ ※
10月4日，星期天早上，我在家中浏览《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至少：放慢屠杀的速度》的社论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片新的乌云进入了我们的雷达屏幕，它始于1991年，原南斯拉夫按照苏联解体的模式开始崩溃，只是规模不如苏联大。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然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如法炮制。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新独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支持下发动战争，想独占一个穆斯林占优势的国家。24小时不停播放的电视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对该地区穆斯林犯下的一个个奸淫、掳掠和谋杀罪行的镜头呈现在我们面前。被关在波斯尼亚塞族人集中营中一个个骨瘦如柴的穆斯林战俘的照片使人感到昔日的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①又重现眼前。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译者注。
在《纽约时报》这篇社论见报的一个星期前，我接受了该报防务问题记者迈克尔·R·戈登的采访，他问我美国为什么不能在波斯尼亚发挥“有限的”作用。我以前曾参与过有限的军事干涉，如在越南。我对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说：“他们若告诉我是有限的行动，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在乎你是否能打出个结果来。他们若告诉我是‘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我就往掩体跑。”我批评了在出事地区既要表现美国的“存在”，而又不规定明确目标的伪政策。我指出，这种方针使241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黎巴嫩丢了性命。
《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社论提到了早先的这次采访，它把我和那些在波斯尼亚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时继续“优柔寡断”的美国官员归为一类。这篇社论提到美国每年在防务问题上花去2800亿美元，武装部队对美国人民所作的投资不应仅仅以“无能为力”作为回报。社论最后说：“布什总统可以把林肯总统曾经对麦克莱伦将军说过的话再对鲍威尔将军说一遍，即‘如果你不想动用军队，我想借用一段时间’。”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曾被指责为麦克莱伦，我的反应同他当时的反应差不多同样强烈。我要戳穿这种论调。我急步走进书房，一口气写了份措词严厉的反驳文章。写好后，立即把比尔·斯马伦叫到家中念给他听。
“长官，”这个一向爱沉思的斯马伦说，“把它发给《纽约时报》，请你再附上一封信给编辑。我建议你把调子缓和一些，把论据搞得再充分一些，他们也许会把它作为专栏文章登出来。”
我照他说的办了。4天后，经切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版上，标题是《将军们为什么发怒》（标题不是我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拟定的）。但是我确实阐明了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论什么时候军队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如在巴拿马，菲律宾政变和“沙漠风暴”中那样，就能获得成功的结果。如果国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压根儿不存在，如猪湾、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在波斯尼亚，我们应付的是一种已有千年历史的盘根错节的民族纠纷。基本的决定很简单，但很棘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还是不卷入？如果政治决定是卷入，我准备做我在“沙漠风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种军事选择方案。但是《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我们可以只是轻轻敲它一下。“在所谓的专家们建议我们需做的事只是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外科手术式轰炸或有限袭击时，我当然心情不安，因为在期望的结果达不到时，又会有一群新的专家出来谈论来一次小小的升级。历史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向来没有善报。”我最后写道，至于林肯与麦克莱伦的问题，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林肯确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后，麦克莱伦不想动用他所掌握的拥有压倒优势的部队。“我们已经吸取了适当的历史教训，而有些记者却没有。”
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个月，我觉得乔治·布什乱了阵脚。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带有种族色彩，而且将政治与宗教混淆在一起，这使得甚至原来可能支持乔治·布什的中间派美国人都大倒胃口。人们对他的“沙漠风暴”的赞扬像春雪一样消融了。国家摆脱难以应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够快，而且有人指责总统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经济嘛，不治自愈。宣传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让布什设法显示平易近人的品质，从戴维营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开的商店去买袜子。由竞选运动总管弗雷德·马利克、竞选运动主席鲍勃·蒂特和财务主席鲍勃·莫斯巴赫尔组成的三驾马车，未能使布什重新当选的努力摆脱僵局。勉为其难的吉姆·贝克被从国务院调去创造竞选奇迹，但也于事无补。在白宫上下，我意识到了一种情绪，布什这条好船在吃水线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总统被克林顿州长以百分之四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的得票比例击败，罗斯·佩罗获得了约百分之十九的选票。
我常常吃不准乔治·布什在竞选期间身体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纤维性颤动，这是一种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状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齐。后来，他接受药物治疗，有个时期一次服5种药。总统自己说过，药品造成“思维过程放慢”。改变剂量后，他说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复如初。尽管如此，在竞选活动期间，我看到乔治·布什精神疲惫，有时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领导人，当时他能够倾听其顾问们无拘无束的辩论，从中抓住问题的要害，并且做出说一不二的决定。竞选运动搁浅了。心怀不满的选民不再担心冷战或沙漠之战了，比尔·克林顿和罗斯·佩罗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而这证明是决定性的。
大选后的第二天，我给总统去电话告诉他我对竞选结果感到遗憾。但是不管输赢如何，他为国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贡献。
“谢谢，科林，”他说，“但很痛心，痛心极了。”
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后，我向阿尔玛提到这一谈话，她说：“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刚打来电话，要我们一起去戴维营度周末。”
“真想不到这个时候他们还邀请家人以外的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