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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1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他哥哥当机立断，决定从此尽量稻晦，以便让弟弟早日崭露头角。这时他就改名商博良—菲济克，后来索性改为菲济克。他自己的才能本来是不容置辨的，然而却能这样谦逊，这样深信弟弟比自己更能光耀门桅，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超群的智慧
就在这一年，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时同这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孩子谈过一次话。傅立时参加了埃及远征，后来在开罗的埃及学院任秘书。他还在法国驻埃及军政府里作委员和司法长官，而且是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时他是伊赛尔河区行政长官，佐在省会格兰诺勃尔，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的人物。在一次视察学校时，他同弗朗索瓦辩论了一个问题，颇为赏识弗朗索瓦那超群的智慧，不久就邀他到家里来作客，并且给他看了自己在埃及搜集的文物，这位皮肤黝黑的少年初次看到那些古代纸草的碎片和石片上的象形文字，感到非常喜爱。“有谁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傅立时摇摇头。“我会认识的，”小商博良满怀信心地说，“过几年就可以。那时我就长大了。”若干年以后他自己还时常提起这件事。
这件轶事很自然地令人想起另一个人小时对父亲说“我要找到特洛伊”的事。两个孩子都是那样信心十足，也都是那样荒诞离奇。然而两个人在实现少年的理想的经过上又是多么不同！谢里曼一生的学问都是自学的，而商博良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正轨的学习，尽管他的智力发展迅速，经常把同学远远甩在后面。谢里曼是在没有任何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而商博良的学习条件可以使当代一切知识都能为他所用。
哥哥对他的学习进行监督，他想控制一下这个孩子过分旺盛的求知欲，但这是办不到的。商博良不断地向着最深奥的知识领域进攻，接连拿下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他12岁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名犬历史》。他感到没有一部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大事表，不利于历史研究的工作，就自己动手编制了一套，取名“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因为哥哥特意隐姓埋名，给让—弗朗索瓦创造出名的条件，弟弟也就署名“小商博良”，为的是教人们不要忘记，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商博良。
他l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迎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他钻研的这些都是罕见的古文资料，不靠傅立时的力量在格兰诺勃尔是弄不到的。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手头所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上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搏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唯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十七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会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807年9月1日，商博良宣读了这本著作的导言，听众是格兰诺勃尔市公学的全体教师。那身材瘦长的少年挺立在讲台上，态度严肃，脸上闪耀着天才的神采，他用大胆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教师们听后大为赞赏，当场就选他为教师，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校长雷瑙尔顿挺起身拥抱了商博良，对他说，“我们是根据你已经取得的成绩选你做教师的，但我们相信，你的未来的成就决不止此，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也相信你将来成名以后不会忘记这些首先发现你的天才的人们。”
就这样，商博良一下子从学生变成了教师。
■通往过去王国的钥匙
商博良从公学出来以后就昏倒了。这时他是一位高度敏感的少年，他的性格对于情绪波动的反应极为强烈。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个天才，他那早熟的智力已经出了名。他的身体的发育也超过实际年龄，例如他刚刚毕业就决定结婚，这完全不是出于少年的初恋。
他懂得自己即将进人事业上的新的阶段，知道巴黎是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商博良和哥哥一起乘长途马车走了70个小时，到了离巴黎不远，他的心已经从现实走入憧憬了。他仿佛看见那老得发黄的纸草，听到几十种不同的语言。他想到罗赛塔碑；在辞别傅立时时他已经看过这块碑的抄本。那些刻在玄武岩上的象形文字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据可靠传闻，在两兄弟乘车前往巴黎的途中，商博良突然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他对菲济克说自己原来想做什么，而现在突然看到自己已经有力量实现凤愿了。他那黄脸上的黑眼睛闪着光：“我要把象形文字译出来；我一定能做到。”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罗赛塔碑是一个名叫道特普尔的人发现的，有人说是布沙德，但经调查后证明，布沙德不过是一名指挥战士们在拉齐德要塞废墟进行挖掘的军官，他本人并没有发现这块石碑。这个要塞被法国人改名为朱利安要塞，位于尼罗河畔，在罗赛塔西北约四五英里处。罗赛塔碑是由布沙德负责运到开罗的。
实际上挖出罗赛塔碑的是一名不知姓名的士兵。估计这个人大约具有一定的文化，或者至少有些常识，所以能看出这块碑是一件希罕的东西。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愚昧而又迷信的人，当他看到碑上石刻的一堆符号时以为是符咒，就大惊小怪起来，结果才使布沙德知道了这件事。
罗赛塔碑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榔头。”在碑的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委员会”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对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绩。这些学者无例外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错就错在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到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这是人类头脑里一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想要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须得像哥白尼那样彻底改变观点，要有打破传统束缚的气魄。
■意想不到的打击
商博良的哥哥商博良—菲济克原来有一位老师名叫德·萨西，住在巴黎。德·萨西貌不惊人，却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菲济克带弟弟去见德·萨西，那时商博良才17岁，但在德·萨西的面前却用平辈的态度谈话。这也不足为奇：6年前有人把他介绍给傅立时时，商博良在那名人的面前也是同样的态度。
德·萨西对于这位外地的神童是半信半疑的。他当时49岁，在知识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关于商博良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他只看到过导言，而书中提出的计划就连作者本人也承认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个青年，德·萨西一时不知应该如何评价。然而很久以后他回忆初次见到商博良时，谈到这位青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就在商博良见到他的当年年底，这本书就差不多写成了。又过了7年书才终于出版而引起轰动，但在书写成时，这位17岁的作者对于这些荣誉应该说已经是当之无愧了。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沉浸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他学阿拉伯语到达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到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
又过了一年，他就学会了科普特语，既能说又能写。他说：“我经常自己对自己讲科普特语。”他用科普特语写日记，这只是为了练习；谁知这种怪僻的结果竟在40年后酿成了一件有名的笑谈。一位法国科学家看到这些日记，竟把它们当成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且特地写文章加以论述。这很像德国的白林格教授把孩子们埋的兽骨当成古代化石的笑话，真是无独有偶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商博良处境非常艰窘，如果不是哥哥的大力支援，他险些成为饿殍。他住在卢弗尔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月租18法郎。但就连这一点钱他都拿不出来；他经常写信向哥哥求援，说他自己已经毫无办法，日子过不下去了。哥哥回信要他削减开支，否则只好典当藏书了。但他的生活开支实在无法再减了，鞋子早已穿破，衬衫也破烂不堪，弄得简直无法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病卧在潮湿、阴冷的屋子里，从此种下病根，后来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幸尔有两件小事还算顺利，否则真会精神崩溃了。
祸不单行，皇帝需要增兵，于1808年下令年满16岁的全国男青年一律听候征用，这一来吓坏了商博良。他生来就反对一切强制命令，为了做学问他可以最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一看到那些整队前进的士兵他就不寒而栗，因为他认为这些小卒受到的约束把人的个性破坏无余了。当年文克尔曼不是同样经受过参军的威胁吗！因此他给菲济克的信里曾这样诉苦：“有时我简直疯了。”
从来对他爱护备至的哥哥这时就挺身而出，设法保护商博良了。他一面求朋友帮忙，一面书面申诉，写的信更是不计其数了。结果使得商博良终于在那战乱的年代还能够继续研究他的古文字。
还有一件事给他精神的寄托，使他有时忘掉被征人伍的威胁，那就是对于罗赛塔碑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像谢里曼，因为当年谢里曼有意地推迟对于希腊语的学习，直到通过自学能讲能写欧洲各国语言之后才开始学希腊语。罗赛塔碑之于商博良就和希腊语之于谢里曼一样。这位青年的心一直向往着那篇神秘的碑文，但他却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自问要对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本身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在这时他看到了伦敦新做成的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然而他还没有径自着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对比了一下。初步探讨这块黑色石碑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他在1808年8月30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把初步收获交你审查。”他非常谦逊地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语气之间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探索者的含蓄的自豪。
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已经知道坚持下去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却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对于吃苦或者逆境，他都不放在心上；然而现在传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