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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08年夏天，我们萌生对十年百富榜进行一次梳理的念头时，问了自己一个傻乎乎的问题： 究竟何为“富”？半天答不上来。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其中有一条引用的是司马迁在《史记R26；货殖列传》中的话，“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这两句话不难理解，有趣的是“奸富最下”——那个时候人们就已开始讨论“原罪”这一话题了。
原罪是贯穿十年百富史的一个话题。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富豪落马俨然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听到了刘根山等好几位富豪落马的消息。
原罪需要区别对待。李经纬式的悲剧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唐氏兄弟的“德隆系”崩塌，并不意味着他的商业模式一无是处；张荣坤落马，则需挖地三尺，将上海社保案中的所有蛀虫都挖个穷尽。
谈到原罪，政商关系这一关绕不开。李经纬、严介和等人，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或吃了苦头或栽了跟头。
有两个人的做法值得玩味——荣智健与陈发树，他们分别是中信泰富和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但“虽二犹一”，话语权不小，收益率更高。尽管这一模式不具有复制性，但以退为进越来越成为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共识。
从另一角度来看，有关原罪的争论，使得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财富品质。商业模式上规避盲目扩张的“青春病”，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开始关心慈善。“财富品质”一词有些抽象，但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即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王石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在地产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马云在百富榜上的名次并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风格深受业界推崇。从2003年开始，我们陆续推出的强势榜、品牌榜、慈善榜等子榜单，初衷之一便是引导民营企业界和民众，不要把目光全部聚焦在财富多寡的比较上，而应对“因豪而富”群体多加关注。
每年的10月似乎总是属于富豪们，“胡润百富榜”一般在此时公布。其实仔细观察十年来上榜富豪们的整体姿态，他们与普通民众勾连的欲望在不断增强，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机器与社会公众多方监督力量的加强。
张茵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百富榜时百般扭捏，她的丈夫刘名中还发来邮件婉拒上榜，但后来他们慢慢适应了站在霓虹灯下；就算在2008年遭遇轮番的质疑，那其实也是一家企业完成蜕变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财富观的变迁不属于特定阶层，正如本书的读者并不限定于哪一个群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收获终有所不同。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1999年我们突然发起这一疑问时，向中国商界的朋友询问，向政府官员询问，向国外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纷纷摇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199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催生了我们制作一份中国富豪榜在1999年制作首个“胡润中国50富豪榜”时，我们没有划分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性质，仅是计算出其个人财富作为上榜依据。
的兴奋感。中国人对数字非常敏感，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份50人的榜单，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革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7月，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初步分为三大步骤：投入30％的精力去“取经”，寻找有没有人曾经做过榜单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花50％的时间去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上榜者架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为他们排列财富等级。
从哪里找到12亿中国人当中的隐身富豪呢？起初的做法是从公开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传媒报道、企业家传记、互联网，以及《财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不久后，思路更加清晰，上市公司信息、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商业杂志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等，都成为我们搜寻中国富豪的具体渠道，我们马不停蹄，逐一尝试。
这些办法很奏效。我们很快找到了张朝阳，他创立爱特信公司（搜狐前身）不久，在当时看来，这个喜欢冒险、旅游的西安小伙子，有可能带领搜狐成为雅虎第二；我们找到了“红色资本家”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还有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由于当时确定上榜富豪们的具体财富数字非常难，于是我们选择了按A到D分4个等级来排列：A级，身家10亿元人民币以上；B级，5亿～10亿元人民币；C级，1亿～5亿元人民币；D级，05亿～1亿元人民币。
1999年8月中旬，“中国50富豪榜”制作完毕。我们开始考虑这一榜单的发布形式，最开始是想通过到大学演讲的方式，可是感觉演讲的传播效率不高，于是最后我们决定尝试与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合作。
9月初，《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近十份专业财经媒体都收到了我们发出去的传真。除了附上榜单外，我们还写道：马上到来的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的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福布斯》第二天就联系了我们。《福布斯》的积极性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的《福布斯》主编劳里R26；米纳德（Laury Minard）打电话给我们，说11月的《福布斯》将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布这一榜单。我们同意了。
必须承认，《福布斯》杂志当时的构思非常棒，在封面上设计了一个人物，脸的两边风格迥异，一边是中国旧时的“毛式穿戴”，一边是拿着大哥大、戴着金表的新形象，以此对比来展示中国的变化。
1999年11月，“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英文形式），国际媒体反应非常强烈。“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如此形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发布情况，他们的评论非常幽默风趣，比如称“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这一切我们都未曾料到，更未料到的是，我们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制榜成了我们的事业，从起初4年在《福布斯》发布，到2003年开始我们在《胡润百富》独立发布；从开始的每年上榜50人，到后来的100人、400人、500人、800人，一直到2008年的1000人，我们非常幸运地见证了中国财富阶层的崛起和财富社会的变迁。
“1999中国50富豪榜”前十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黄宏生、张宏伟、张思民、吴志剑、罗忠福、吴一坚。荣毅仁可谓是中国“红色资本家”的领军人物，他在1979年出山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氏家族与国家实现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家族的财富引擎。从2001年开始，出现在榜单上的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
排在第40位的张朝阳是上榜的唯一一位互联网富豪、博士富豪。张扬、叛逆的性格，使得他在1999年如一位娱乐明星般受热捧。这一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一篇题为《张朝阳印象》的报道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张朝阳的穿着和个人魅力：“Charles（张朝阳英文名字）穿了一件质地厚重的休闲西装，说话平和，语速偏快……”
在文中，记者问：“搜狐现在赚钱吗？”张朝阳答道：“应该说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收入很多，但是支出也很大。”3个月后，他成为《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又过了一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与张朝阳的顺风顺水相比，曾创造过皮革换飞机、发射卫星、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家”的牟其中的境况就要差很多。我们发布这一年（1999年）的富豪榜时，他正站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其执掌的天津南德经济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案。而此前一个月，与牟其中同在天津、曾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黯然去世。这些案件受到了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法新社等媒体也做了报道。
这一年，广东美的集团管理层正逐步从北滘镇政府手中收购美的电器股权，开创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MBO的先河；美的掌门人何享健春风得意，在这一年的富豪榜上，他名列第45位。
同在广东的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也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持有的股份，却遭到当地政府的断然拒绝。李经纬的宿命由此开始，越主动反而越被动，最后被扫地出门，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位悲情企业家。李经纬在“1999中国50富豪榜”上居第32位，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上榜。
1999年3～4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发表了一篇《管理自己》的论文，强调充分发挥自身长处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成为杰出人士的必由之路。当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鲜有人听说过德鲁克的名字，但他们正无一例外地抓住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再提速的契机，发挥自身长处，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政商关系总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很头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拓荒者。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一厢是如鱼得水，一厢是捶胸顿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1999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远比将他们的财富数字化更有意义。
1999年是千年之交。11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激昂地宣称：“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在迈向新世纪的进军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北京的涮羊肉好吃。
据说中国最早的涮肉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而最盛行的时期则是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太上皇乾隆在宫中设“千叟宴”，主菜就是涮肉。
180多年后的一次涮羊肉，改变了荣氏家族的事业轨迹。
1979年的那次火锅
1979年1月1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也摆上了火锅。这次涮羊肉不同寻常，请客者是邓小平，客人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彛�5名原工商业者，陪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等人。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63岁的荣毅仁提到利用外资问题时称：“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
“功利性大些”的建议显示出荣毅仁在特殊环境下的魄力。这位早在1957年就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老先生，总是大胆而率性地去做新的尝试。在赴邓小平同志的火锅宴前，他被委以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此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始终是“工业以钢为纲”，“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处于停滞和倒退的地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准备改变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
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显然是个不错的想法。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