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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徐文荣的名字。
田溯宁同样只上过这一年的榜单（第14位）。他的轨迹也很特别，2000年前后，更多的人选择了“弃政从商”，而田溯宁却是“弃商从政”，离开与搭档丁健（第16位）一起创立的亚信，转而到中国网通去做CEO。所以2000年3月，亚信在纳斯达克闪亮上市时，他并不在现场。
1999年的榜单上，互联网界的富豪只有搜狐掌门人张朝阳，而到了2000年，网易的丁磊、新浪的王志东又加入其中，三人分别是第37名（55亿元）、第20名（11亿元）、第42名（47亿元）。三家门户网站均是于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2000年是中国IT企业发展的关键年份之一，一方面在于一批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在于相关制度与法规的制定与施行。这一年的9月25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11月6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所谓喜忧参半，这一年，“互联网泡沫论”四起，纳斯达克指数（以下简称纳指）在3月20日达到5048点后不久，开始一路狂跌。纳指2000年全年跌幅达39％，此前表现最差的一年是1974年，那一年纳指跌去35％。
2000年底中国概念股开始艰难的煎熬时，有一家非上市公司的老板——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写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尽管2000财年华为以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企业首位，但任正非在文章中大谈危机和失败，其居安思危意识发人深省，该文后来被广为传颂。在这一年我们的榜单上，任正非居第3位。
除此之外，榜单上三位巾帼富豪也惹人关注，分别为方小文（第23位）、张璨（第24位）和杨澜（第38位），三人所处的行业大为不同，分别为农业、电脑产品分销、传媒；其中杨澜是第一次上榜，而方小文与张璨在1999年已榜上有名。可以说，从第一届榜单开始，女富豪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直到2006年和2007年百富榜上，张茵与杨惠妍分别成为女首富，女人的话题，似乎并不比男人少。
任正非发来了律师函
华为是个伟大的企业。掌门人任正非第一次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是2000年，这一年他位列“2000中国50富豪榜”的第3名，财富为5亿美元（约41亿元人民币）。
2000年正是IT业最火暴的时候，我们参照思科等公司的市盈率，认为如果华为这一年上市的话，那么公司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左右，而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任正非在华为所占股份大约为5％，由此推断他的身家在5亿美元左右。
律师函让我们很“害怕”
榜单发布前的2000年9月，我们把计算出的任正非的财富数字及相关信息传真给华为公司后，收到的却是一份律师函。他们激烈反对将任正非放到榜单上，否则要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我们。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任正非所持股份几何、财富多少时，华为方面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收到律师函后，我们开始“害怕”起来，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数据有误，而是任正非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我们就想，任正非在广东，广东可是黑社会猖狂的地方，加上任正非自己又有部队的经历，我们会不会受到“非正常的打击”？
日后看来，这当然是杞人忧天，纯属对地区的偏见。但当时，发了传真后不久，华为的两名律师和奥美公关的人一起来了，要求将任正非的名字从榜单上拿下来。他们跟我们沟通了好久，不过，很遗憾，双方没达成一致。他们坚持己见，而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迫于对方压力而改变我们的原则。
10月下旬，这一年的榜单发布了，任正非名列第3，财富5亿美元。前两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和刘永行家族。我们在榜单中介绍任正非时写道：“任正非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他不愿披露有关自己财富状况的详细资料。”
直到2001年9月，我们才从工商资料上看到华为注册资本金为32亿元，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持股988％，任正非持股11％。
必须提及的是，正是因为与华为之间的这次交道，刺激了2000年的百富榜开始用中文发布。1999年的“中国50富豪榜”是在《福布斯》上用英文发布的，尽管在传媒尤其是国际传媒中引起了较大轰动，但没有用中文发布毕竟是一大遗憾。与华为“不打不相识”后，我们决定借助中国国内媒体这一渠道发力。
一些国际媒体的朋友听到我们要与中国内地媒体合作时，都纷纷劝阻我们，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媒体都是“红色喇叭”，不够务实。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最后决定接触的第一家媒体是《南方周末》。
我们的考虑是，一来，《南方周末》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二来，华为总部在广东，《南方周末》总部也在广东，距离近一些沟通起来或许更方便。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胡润百富榜”在中国的第一组文章，同时也告诉国内读者，以后每年都能看到中文版的富豪榜了。这一天确实非常值得纪念。
这组文章中的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文章称，“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尽管如此，听朋友说任正非看到这一文章时仍然不太高兴。这自然在意料之中。不过我们后来回头想想，总感激任正非的律师函。
不随大流的怪老板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本金注册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信设备。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160亿美元，其中72％的销售额来自国际市场。
2008年，华为20岁，任正非64岁。二十多年来，任正非似乎从来都是一副神秘、慓悍的姿态。可以说，这20年间，所有对任正非不利的消息，大都源于他的神秘甚至诡异，而所有带给他欣慰的，同样与他坚决保持神秘有关。
江湖上关于任正非的冷幽默非常多。比如，2002年的北京国际电信展上，任正非亲历亲为，到华为的展台前接待客户，一位客户过来问道：“任总今天有没有来？”任正非问：“你找任总有事吗？”答道：“没什么，我只是想见见这位神秘人物到底是啥样子。”任正非说：“实在不巧，他今天没过来。”
这种故事对熟悉华为和任正非风格的人来说，或许早已见怪不怪。任正非曾对下属讲：“我们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公司内部信息的义务，只要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经营负责就可以了。”“除非有重要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谁来游说我，我就撤谁的职！”
任正非的这种脾气由来已久。1998年前的任正非更暴躁，1998年后才有所温和，在公司业务上逐渐学会放权，生活上每周抽时间到健康中心去做理疗，是为修身养性之道。任正非说：“公司缺了我照样运转得好好的。”他这句话，尽管到现在相信的人还不够多，但相比1998年前，已然好多了。
1998年华为发生了什么？那一年，华为10岁，任正非邀请了国内一批教授，为华为设计了一部《华为基本法》。任正非的意图是，以文字形式全面统一华为的未来目标、愿景和管理理念。当时业界人士称，这或许标志着中国企业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不过，2007年华为鼓励数千员工辞职后再竞岗事宜还是闹得沸沸扬扬，因发生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之前，所以备受争议。事实上，之前任正非经常搞这种运动，以调整公司里的“沉淀层”。
对这一类型的运动，任正非的评价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的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回过头来看44岁才开始创业的任正非这些年走过的路，不少人对他的刻意低调颇有微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低调使得他能集中精力多一些经营上的灵感、创新或是随机应变。
只不过，他的低调一般人难以接受。华为曾把IBM和三星当做榜样，学其管理精华，但当有政府部门找到任正非，让他把自己运作华为的经验与他人分享一下时，任正非的第一回应却是“不可能”——在他看来，企业的“个性”重于“共性”，没有任何参照和学习价值。
然而，每当华为发展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平时低调的任正非往往大胆推出自己的观点，并鼓励及鞭策其团队，这种做法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多见。任正非写过的《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文章，不仅影响了华为本身，甚至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一些经理人。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王育琨先生对任正非的一段评语值得玩味——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的分析。
任正非当年还差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文革”开始，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家看望父母，父亲劝他回学校继续学习，并称：“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后来数十年如一日，任正非在“不随大流”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只是步伐稍稍快了些。
“他有自知之明”
“他有自知之明”——这是华为总裁办的人对任正非的一句评语。
2000年的时候，华为给我们发律师函沟通，结果本想低调的任正非反而成了焦点人物。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5年之后，华为又开始忙着对付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这一次，他们变得很聪明，只是进行了“几点说明”。
2005年4月，任正非登上《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不久后，华为内部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网页——“关于任总被《时代周刊》刊登的几点说明”，“说明”出自华为总裁办。
这一短文写得很朴实，开门见山道：“任总近来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事，事先公司并不知情，公司过往从来没有就此事与《时代周刊》有任何往来，不知他们是因何评选任总的。我们认为任总是不堪此称号的。”在概述任正非的发展史和性格后，又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即使有一点影响力，也仅仅是在华为内部。”文章还写道：
任总为什么不见媒体？他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是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他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外界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总之，公司领导集体并不认为任总如媒体描述的那样。
如果就此认为任正非只顾埋头搞经营，而不谙世故，就大错特错了。前几年有传闻称，任正非要将华为的总部从深圳迁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与他见面，据说还承诺了一些优惠政策，深圳市政府这下子郁闷了，不得已只好答应任正非更优惠的政策。如此一折腾，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任正非和华为——总部不挪窝，但上海的土地批下来了，分公司开张大吉。
任正非的这种手腕映射出他在与官方交往时的不温不火、以退为进。
据《IT经理世界》报道，1996年，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朱丽兰参观华为，与任正非等高层沟通，之后在其他场合评价说，任正非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但是任正非听到这一评价后曾经私下表示：“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家。”
事实上，由于华为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据说股东达两万多人）、所处行业的特殊性（电信），以及在海外扩张的特殊性（相对价格优势），任正非也只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政治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几年前，有人问任正非华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他的回答是：“我也说不清，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是稀里糊涂的。”另有记者问未来华为的发展重点是国内还是海外，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将来我们向哪个方向发展。”这种答案，是任正非政治敏感性驱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