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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生活简朴，内心永远是一种向善的乡土情结，对财富积累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他讲过一个故事——2005年某天，在四川农村一个山坡上，他看见一对老夫妻在挖红薯，挖起来的红薯特别大、特别多，他们特别高兴，“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种的红薯丰收了，尽管他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
无心插柳柳成荫。到2007年年底，新希望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中国西部最大的乳制品、肉食品企业，同时在房地产开发、金融、矿产、化工领域也有相当的规模，在国内和东南亚共拥有170家各种类型的企业，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在2007年的“胡润金融富豪榜”上，56岁的刘永好位居榜首，这得益于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10月前中国股市的大牛市，其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市值一年间涨了200％！
然而，刘永好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大干一场，而是倾向于在老本行饲料、养猪等传统行业走得更远。一些企业老板私下对我们说，刘永好太“傻”了。
直到2008年，不少在大牛市中一度狂热的企业相继陷入资金链危机，资本大鳄魏东跳楼谢世，他们开始转而佩服起刘永好的稳妥来——如果说刘永好有股“傻气”的话，他一定是傻得恰到好处的那位。
在2008年“两会”期间，刘永好就猪肉涨价问题积极谏言，受到温家宝总理的点名表扬。随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明确表示，新希望的核心还是大农业，金融只是一项财务性投资而已，“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会亲自去经营金融业。同样，房地产也不是我们的重点产业，只是保持现有发展规模，不会特意做大”。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永好当选“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时，评委赠给他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语，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刘永好的脾性和风格——“在内地民营企业家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中，刘永好以其谦逊姿态、平常心态，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触觉，不断探寻财富的前沿和边际。”
中国的“尤努斯”
刘永好的目标是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一家成熟的现代农业企业。他对现代农业企业的定义是：“年销售收入至少100亿元，更重要的是产业链规模，产业链的体系，养殖、食品加工等，联系着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是一个体系的建设。”
“一个体系的建设”成为刘永好的努力方向。2008年前后，刘永好在农业金融方向的步伐快了起来。
他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们向银行贷款做担保，然后推动他们成立养猪、养鸡合作社等。合作社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和农业企业达成协议，利益共享，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而农民也要保证配套的产品不随便拿出去卖。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在中国掀起旋风，中国政府一些金融高层与尤努斯同台对话，探寻中国农村金融崛起之路。如今刘永好的农业担保公司有类似的功能，不过他不是放贷，而是担保；在刘永好的模式里，参与主体要多一些。
刘永好能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提及一位“小人物”——山东济南近郊农民李允成。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裴天士曾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我们曾做过李允成与尤努斯信贷原则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两人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担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如，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很土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李允成和尤努斯都不愿与“强势者”合作——李允成不愿意让行政元素掺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尤努斯也拒绝了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成功了，而李允成2005年左右已收缩战线近乎偃旗息鼓了。他们两人为刘永好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农业和农村金融的路上，到底应该怎样定位与行政部门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等金融模式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恰恰在于干涉得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
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再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小额信贷保护力度不足，加上行业协会缺失，其命运岌岌可危。
听说刘永好2007年在山东某地开张了一家农业担保公司，他自己投入1500万元，当地政府出资1000万元，养鸡合作社也成立了，钱已经放出去。刘永好称，这一套体系在当地运作起来后，“农民很高兴”。我们希望这种高兴能持久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2006年某期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观察文章，开篇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
刘永好十年如一日，排在“胡润百富榜”的前列。他是一位商业企业家，但又通过“企业办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2002年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给我们的榜单带来一定难度。
1月，健力宝75％的股份被佛山三水区政府拱手卖给“局外人”，前掌门人李经纬仰天长叹，9个月后“涉嫌贪污”，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5月，曾创建了华晨集团汽车王国的仰融“涉嫌经济犯罪”，被迫出走美国；10月，欧亚农业掌门人杨斌“涉嫌虚假投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土地”被警方立案侦察……
李经纬是1999年的上榜富豪（第32位），杨斌与仰融分别是2001年富豪榜的第2名和第3名。三位上榜富豪之外，瞿兆玉（蓝田股份前董事长）、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朱小华（光大集团前董事长）等人均于2002年落马。
2002年的年中，一份广为传播的中国富豪纳税的调研报告称：“2001年，中国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元，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足10％……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调研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我们当时还沉浸在中国富豪们从2001年开始慢慢转变观念、开始配合我们工作的兴奋中，结果进入2002年，富豪或官员落马者接连不断，加上上述调研报告引发争议，《南方周末》在报道中称，“逃税之说搞得富豪们人人自危”，企业界气氛一时非常凝重。
于是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是调研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二是接到过个别恐吓电话。期间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们，2002年的榜单要不要“暂停一年”，避避这阵风。
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2002年10月底，百富榜发布（这一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福布斯》上发布），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我们的榜单反而受到比前三届都要强烈的关注。最令我们庆幸的是，恐吓过我们的个别企业，在看到自己最终仍被登上富豪榜后，并没有对我们“采取行动”。
这一年的首富是荣智健，财富为70亿元。前十位富豪还包括许荣茂、孙广信、鲁冠球、陈丽华、刘永好、叶立培、刘永行、郭广昌、刘汉元。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将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分开计算财富。而最大的“财富黑马”，是仲盛集团的叶立培，与刘永好并列第6位。
与上一年的榜单相比，本年有34张新面孔出现。而2000年排行榜的前50位富豪，只有29位留在了这一年的榜单上，1999年排行榜中的50位首富更是只有9位仍榜上有名。
2002年榜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豪们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紧。100位上榜富豪，52％的企业家至少拥有一家上市公司（2001年这一比例为47％），其中33％（2001年为29％）的企业在内地上市（其中24家在上海上市），12％（2001年为10％）在香港主板上市，3％（2001年为4％）在香港创业板上市，4％（2001年为4％）在新加坡上市，1％（2001年为2％）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2001年类似，房地产业仍是最盛产富豪的行业。50％以上的企业涉足了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其中，47位企业家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8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6位从事建筑材料生产。
前几届的榜单，北京和上海富豪居多，而到了2002年，广东成为上榜富豪最多的省份（17位）。我们注意到榜单发布后，不少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广东富豪引用最多的一句俗语是“枪打出头鸟”——南方人大都喜欢“藏富”。
这一年的榜单中，35岁以下的几位富豪非常惹人关注，分别为复星高科的郭广昌（第9位）、大连实德的徐明（第12位）、鹏润投资的黄光裕（第27位）、福禧投资的张荣坤（第48位）、成功集团的刘虹（第68位）、阳光文化的杨澜（第71位）。这些年轻的富豪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传媒太多的关注，然而三五年过后，他们一个个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
比如郭广昌的“复星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的个人财富达360亿元；黄光裕在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张荣坤和刘虹后来则是另一种代表——张荣坤是上海社保案主角之一，于2006年10月被正式批捕；而在2002年还顺风顺水、通过资本运作控制酒鬼酒的刘虹，3年后就因“涉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罪”被拘捕，“成功系”崩塌。值得关注的是，刘虹与“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是同乡、同学，魏东同样一度是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于2008年4月底在家中跳楼自杀，之后魏东的追悼会上，刘虹还送来花圈……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发布2002年富豪榜十多天后的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令这一年中因富豪落马、偷税争议等事宜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民营企业家们稍稍舒了一口气：“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引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党代表首次亮相，如蒋锡培、刘思荣、沈文荣、昝圣达、孙甚林，这些企业家大都登上过或后来登上过百富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2002年11月27日，全国工商联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中有11位为民营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李海仓等人。没想到，两个月后，副主席之一的李海仓在其执掌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办公室被枪杀，全国震惊。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这一“先富阶层”再次在全国引起热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2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悲壮向前行”的一年。有人说是我们的榜单使得富豪们如临大敌，这种说法其实“抬举”了我们。“悲壮”的背后是转轨的深入、阶层分化的暂时加速，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在2002年10月底的一篇报道中所言：“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洁身自好。《经济观察报》这一年报道我们榜单的文章题目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责任》。
悲情富豪李海仓和乔金岭
被杀与自杀，发生在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身上，令人揪心、扼腕。
200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排在第27位的李海仓是山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