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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第一天的18：00到21：20，监测到一共有11位打工妹跟着男人走了。可是其中没有一个是被摩托车带走的，只有3人是坐着男人的自行车走的。
第二天的监测是从19：50开始，一直到23：45，而且是直接站在人群中连听带看，主要想看看在半夜之前是不是真的有被送回来的打工妹。结果，被带走的打工妹总共不过16人， 仍然没有一个是被摩托车带走的。被送回来的有9人，也没有被摩托车载回的。
这里与×ri电子厂门口一样，所有一起走和一起回来的男女，一见面就说起共同的家乡话，没有互相挑选和试探的过程。只有两对男女是相互说普通话，因此笔者格外注意，但是最终发现，一个男人是替自己的朋友来找人的，另一对男女则本身就是北方人，同样说着河北一带口音的话。
（三）×hong酒店附近的十字路口：
这里附近并没有工厂，却有3家酒店，因此据说许多工厂妹都到这里来等客。
笔者在这里进行了两天两次监测，都是在晚上20：00到20：30，因为这段时间是客人找小姐的高峰期。但是笔者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女性在这里等人的迹象，哪怕一个都没有。
（四）旁证：
笔者所访谈的阿ying小姐就是为了省钱，才住在镇区以外的打工妹聚居区的。
这样的小姐肯定有许多，因此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工厂妹”。
此外，笔者在×hu歌舞厅也曾经见到过一位根本没有梳妆打扮的妹子站在那里，显然是打工妹。笔者刚一试探，她就惊惶失措地连连说：我是来找人的，然后躲到一边。尤其是，她继续在歌舞厅里站了大约20分钟，但是没有一个男客去找她。最后，她跟一位显然是三陪小姐的妹子一起出去了。笔者去问男服务生，他说，她当然不是小姐，一眼就能看出来。
还有， 在上述3个打工妹聚集地监测的时候，笔者曾经请女同志帮忙，去跟打工妹们聊聊，以便发现是不是可能有潜在的卖淫的“工厂妹”。结果，有的打工妹根本不予理睬，有的反过来“审查”，还有的吓得撒腿就跑。
3。结论B镇的打工妹里当然不可避免地有人卖淫， 但是肯定是分散的、隐蔽的、无组织的现象，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与其他小姐相互区别开的群体或者阶层，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聚集地或者特有的活动方式。因此，“工厂妹”这样一个称呼，虽然可以在具体的情况中用来指称个体，但是从卖淫者群体和“性产业”总体上来说，这个称呼是不成立的。
笔者所监测和监听到的这些相遇的男女，那两个地方打工妹聚集的现象和等人的现象，实际上都是打工族内部的正常交往。只是由于当地人一贯与外来的打工妹相互隔绝，可能还带有浓重的歧视。
例如，笔者把自己所监测到的情况告诉提供“工厂妹”情报的当地朋友时，他无言以对，承认他自己也是听说，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去观察过。而且，作为一个在当地交际很广泛的年轻人，他实际上不认识任何一个外来人员，更不要说打工妹了。
第四节 内部管理的实例一、老板的经济账在B镇， “三步不同市”（在市场中的不同位置决定着货物的不同价格）表现得很明显。在×ye大道这样的集中的“红灯区”，无需特殊的广告，客流量就一直很大，因此这里的发廊的房屋租金也就格外贵，达到30－50元／平方米／日。相反，在非“红灯区”的地方，发廊房屋租金最多不超过20元／平方米／日，只有“红灯区”里的一半左右。所有的发廊，花费的水电费等等都很少，用品消耗也很少，因此租金成为发廊第一重要的成本支出。
行业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在热闹的×da市场里，饭馆的房屋租金只是3－5元／平方米／日。私人住房的房租一般是：平房每月500元，楼房每月600元，每天每平方米大约还不到2元。
发廊的营业税是每平方米每月20元，比歌舞厅还高一些，这成为发廊的第二大成本支出。
由于房屋租金和营业税金是最主要的成本，因此所有的发廊都出奇的狭小，一般只有12－18平方米的营业面积。生意最兴旺时，一个发廊里可以挤坐着10个左右的小姐，简直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不过，这也许恰恰就是一种广告和标志：真想理发者免进，这里没有你的地方。
发廊要上缴的各种费用也比其他行业多，平均起来每月在1200－2000元之间。
这样， 发廊的经营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 尤其是1996年以来生意清淡，因此“红灯区”以外的许多发廊都垮掉了。在度假村附近尤其明显，由于那里离×ye大道不远不近，既不能沾光，又不能躲开竞争，所以总共6家发廊已经全部关门停业。
笔者曾经试图了解发廊的经营情况，也跟两位发廊老板拉上了关系，但是由于发廊狭小、人多眼杂、随时需要拉客，因此老板（或者经理）总是忙于生意，魂不守舍，无法聊天。尤其是，在发廊那样时时人进人出的环境和氛围中，“坐而论道”
显得非常不自然，连老板都觉得别扭。于是笔者只得放弃对发廊的经济考察，转而考察歌舞厅。在歌舞厅里，来的客人一坐一晚上，老板和经理需要忙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多少，因此他们也乐于跟笔者聊天。
下面就是一个典型个案。
×le歌舞厅地处镇中心区的边缘， 从工业大道到那里，载客摩托车要5元（如果说广东白话， 只要3元）。这个歌舞厅一共有10张台子，最大容量60人，还有包厢4个。
在B镇， 它算是最小的歌舞厅之一，地理位置尤其不好，因此主要靠当地客人和回头客来支撑。在激烈的竞争中，×le歌舞厅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是因为它的房屋是老板的私产，省下了房屋租金。
陈老板是香港正式居民，以前一直在香港做体力劳动工人，日子过得只能算马马虎虎。31岁时，他在工作中被烧伤，保险公司给他赔偿了一笔保险金。他的远房亲戚在B镇， 向他介绍了情况，于是他就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这里，用保险金购买了50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 其中200平方米作为自己的家，其余300平方米就用来开办了这个×le歌舞厅。
虽然他因祸得福，从打工仔变成了小老板，但是陈老板仍然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 他对笔者说： 我这里的税金是每平方米营业面积每月16元，因此每月税金是4980元。 每月的水电费是2000元左右。 还要缴纳治安费、卫生费等等，每月将近3000元。这样，每月的成本就达到1万元左右。可是我每月的营业额只有13000元，所以我这个老板实际上每月只能赚到3000元左右，还不如“妈咪”多。
真是这样吗？由于笔者在那里进行了长时间的入住考察，完全了解那里的经营情况，因此可以对他的每月收支进行如下的匡算：
（一）收入：
收费标准：大厅散座最低消费：18元／人／晚；包厢最低消费：200元／晚。
每周的收入：
星期一到星期五： 大厅，平均每天10－12个客人×20－30元的人均消费×5天＝1000－1800元。包厢，平均每天包出去1间×每间200－400元的消费×5天＝1000－2000元。
星期六到星期日： 大厅，每天平均30个客人×人均消费20－30元×2天＝1200－1800元。包厢，每天包出去4间×每间200－400元的消费×2天＝1600－3200元。
因此，每周的平均收入是：4800－8800元。
每月的平均总收入则是：19200－35200元。
（二）每月的固定支出：
场地成本（营业税、水电费、缴费）：10000元。
工资成本：服务员3人×500元＝1500元；保安1人600元；厨师（为小姐们做饭，也为老板全家，因此只计算其工资的三分之一）500元；经理1人1500元（是老板的远房亲戚， 属于帮工性质）。（还有“妈咪”的工资每月600元，但是老板同时又收回妈咪交的房租700元， 因此不计入工资成本。此外，老板的老婆也全力工作，但是不计算工资。）房屋折旧：2000元造价×300平方米／20年＝2500元。
这样，每月平均总成本至少是：17000元。
（三）纯利润：每月2200元－18200元。
笔者去调查时， 正是整个B镇的生意都非常清淡的时候，因此陈老板说他的利润只有每月3000元，是可信的。同时，在笔者考察期间，由于生意清淡，有两个小姐离开这个歌舞厅，另谋高就。这也可以作为旁证。
只不过他没有告诉笔者：如果生意有所兴旺，即使按照中等“上座率”来计算，他每月也可以赚到1。8万元左右，每年则是大约21万元。
如果按照最大上座率来计算， 如果每天大厅里有60个客人，而且4个包厢都包出去，那么，即使所有的客人都仅仅按照最低标准来消费，他每月的收入就可能达到（大厅60人×18元×30天＝3。2万元）十（包厢4个×200元×30天＝2。4万元）＝5。6万元。 他的每月成本只有2万元不到，因此他的纯利润最高可以达到每月3。6万元，每年43。2万元。
否则，他干吗还要背井离乡地在B镇苦撑苦守呢？
二组织管理中的“妈咪制”
老板是如何组织管理他的歌舞厅的？ ×le歌舞厅的方法和B镇的所有同类场所一样，实行的都是“妈咪制”。因此笔者以×le歌舞厅为例，对“妈咪制”剖析如下。
“妈咪制”的第一个要点，是从雇员的身份上，把一般娱乐活动与“三陪”卖淫严格区分开来。这又包括3个层次：
首先，在×le歌舞厅里，除了3个服务员、1个保安、1个经理和1个厨师以外，陈老板仅仅正式雇用了“妈咪”一个人，而且是按照服务员的领班来雇用的，工资只比别的服务员高20％。在其他一些歌舞厅里，连妈咪也不是正式雇员，而是经理的私人朋友，甚至仅仅是一般的客人。
其次，每天在歌舞厅里活动的所有小姐，更不是歌舞厅的雇员，而是“妈咪”
请来的私人朋友，与老板没有任何关系。
再次，所有的小姐们并不是来这里工作的，而是跟一般客人一样，是来玩的。
只不过老板看在妈咪的面子上，即使没有客人为这些小姐支付歌舞厅的最低消费，老板也不会去收取这些小姐的任何费用。 在×cheng大酒店的歌舞厅里，老板做得更严格一些：如果没有客人，所有小姐也同样必须支付歌舞厅的最低消费。只不过允许妈咪代她们付钱而已。至于妈咪跟小姐之间的欠债与讨债，就更与歌舞厅老板无关了。
“妈咪制”的第二个要点是，从经济收入上，也把娱乐与“三陪”区分开。这也有两个层次：
第一，小姐们的任何收入，仅仅由妈咪一个人提成；歌舞厅和老板都一点不沾。
第二，对于妈咪的收入，歌舞厅和老板也分文不取。×le歌舞厅还由于妈咪是正式雇员而付给她工资。
这样一来，歌舞厅仅仅是获取“三陪”与卖淫所带来的“连带收入”，也就是由于小姐们的存在而增加的来客的一般娱乐消费。
基于上述两个要点，“妈咪制”的第三个要点就必然是这样两个层次：
歌舞厅老板根本不对任何小姐进行任何形式的组织管理，一切都由妈咪办理。
妈咪对小姐也没有任何行政的权力，更没有任何人身控制权。小姐们完全是自由打工妹。
这样一种“妈咪制”，如果仅仅从表面上来看，显然是为了躲避禁娼法律应运而生的。
中国目前的刑法，着重打击那些“强迫、组织、容留卖淫”的人，最近十几年来已经因此而枪毙了一批人。但是在新发展的“妈昧制”之下，如果真的重证据而不是凭道德义愤，那么从身份上来看，无论小姐们在歌舞厅里实际上在干什么，都与歌舞厅的老板毫无关系。从经济上来看，老板也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直接的收入，而卖淫的首要定义就是获得现金收入。从组织上来看，歌舞厅老板也毫无干系，最多也不过是对本歌舞厅的治安状况“失察”而已。这样，除了妈咪之外，法律实际上无法按照“强迫、组织与容留卖淫”的罪名来制裁任何一个娱乐业的老板。
可是，这种解释其实是相对肤浅的。为什么那些妈咪就甘愿去冒杀头的风险呢？
如果仅仅是为了钱，那么娱乐业老板所获得的连带收入，远远高于妈咪；他们现在为什么反而撤出来，不愿再去冒险地获得卖淫的直接收入的提成呢？
实际上，“妈咪制”的产生，是老板与政府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成交价，也是社会的道德义愤与卖淫业的自发增长规律之间的可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