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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开采的，但是根据行情，每个股份不能少于8000元，就是最低总投资的1／10。有些洞子被认为是位置好、希望大，那么每股就会超过两万元。＇3＇
许多打股的人都是附近的纯农民，拿出这笔钱并不容易。但是正如一切赌徒一样，只要参加进去，不管真穷真富，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最典型的“富余钱幻觉”。
它的结果就是：不但赢了钱会毫不珍惜，就是还没赢钱，甚至输了钱，也会同样地拿钱不当钱，会超水平挥霍。
在这种心态的形成过程中，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洞主或者打股人，发挥了带头羊的作用（据指挥部的两个干部估计， 这样的人不下500个）。他们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们既然嘴里说着那种被戏称为“富人话”的方言，似乎就不得不按照大款和暴发户的行为方式来为人处事。据说，他们来投资的理由几乎千篇一律：在家赚的钱太多啦，没有什么地方可用啦，所以来这里试试运气啦。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虽然笔者无法定量地分析出，沿海来人对“性产业”产生和维系所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但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疯狂的投资方式，他们财大气粗的心态，本身就会对当地社区寻求性消费的倾向，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没有人想在这个穷山恶水的鬼地方呆一辈子。这使得人们虽然居于斯、做于斯，甚至终年不下山，但内心里却依旧是一派游客心理。这也是“性产业”的重要支持条件。
二、部分民工的“富余活钱幻觉”
光靠富人的消费，任何一个“性产业”都难以为继；天下尽然，此处也不可能例外。而制约普通人的性消费意向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经济因素，往往并不是他们真的有多少钱，也不仅仅是他们幻觉自己有多少钱，而是更深入一个层次的因素：他们觉得自己有多少“富余活钱”＇4＇可以随意花掉。
山上最多的是民工。在当地民工的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里，蕴藏着三大经济因素，都很容易诱发和推动他们产生对于富余钱的夸大感觉，从而对“性产业”发挥相当的作用。
（1）第一个最主要的经济因素是随时发工资。
几乎所有的洞子都是按“班”当场用现金支付工资。只要你干满一个班，一出洞口，洞主或者工头马上把钞票递过来。
随时发工资的原因有三。
一是因为洞主或者工头自己不愿意保管过多的现金；随时当作工资发出去，再丢了就概不负责了。
二是因为打工仔几乎都是附近几个县的农民，他们随时可能辞工回家，因此要求随时发工资。
三是因为各个洞子的工资水平很不一致。一般来说，已经打出或者马上就要打出金子的洞子，为了抢占矿脉，总是出高价雇佣有经验的壮劳力。因此别的洞主只好把随时发工资作为招徕民工的一个小花头，而民工也把这作为愿意留在此洞的一个条件。久而久之，各洞子就都这样做了。
这样一来，即使是收入很低的底层民工，也会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还是很有钱的。
这里边有一个心理因素：
一般来说，即使工资总额是一样的，人们如果是按天拿钱，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的钱很多。相反，如果是按月领工资，就会觉得工资很少。
这是因为，一天所挣的工资，再低也比一天的日常消费要多。而且人们在比较某一天的工资和消费时，常常会忽略掉许多长期的开支。因此更觉得工资多。反之，在每个月领一次工资时，人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自己已经干了漫长的30天；想到这钱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长期开支，于是顿时就觉得工资太少了（西方资本家精于此道，所以越是体力劳动，越是按小时来计算工资）。
（2）工资高是促使一些民工参与性消费的第二个经济因素。
他们的工资相对地比在家种田多不少，也比那些做挑夫的人多不少。尤其是，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相对的差别，使得一部分人在自我感觉上和心理估计上，不由自主地夸大了自己的经济收入。
同时，民工的劳动强度其实也并不那么大。这是因为，洞主们为了赶进尺、抢金子，不仅一开始就全部采用机械施工，而且机械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例如一开始时， 打洞子用的空气压缩机一般都是1立方米的，出矿往往也是人工肩挑手提。
但是很快就有人使用2立方米的空压机和手推车， 到笔者考察时，空压机已经加大到2。5－3。0立方米，出矿已经开始应用自制的轨道车。再加上指挥部相当严厉地推行8小时工作制， 因此，民工的实际劳动强度在不断地降低。对于干惯苦活累活的农民来说，打眼、放炮、出矿、倒渣，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
可是他们的工资应该说是不低了。 洞主为了互相竞争，每打1米进尺，从刚开始时候的支付400元工资，到1996年时增加为500元。到1997年时，大约将近一半的洞主已经增加到600元。其中一些已经出金子的洞主，更是付到700元和800元之多。
各个洞子的进度不一，但是指挥部的干部说，还没有听说每天低于两米的，最快的一天之内打了8米＇5＇。这样，即使按照最低进度来算，12－15个人每天打两米，至少就可以获得1000元－1600元的总工资，每人每天应该平均80元－100元。
当然，洞子越深，需要的民工就会越多；在进尺不变时，每个人的工资就会越少。不过，这样深的洞子，往往都是已经出金子的，洞主会增加每米进尺的工资总额。因此山上的民工们，每天的工资数额，大体上是恒定的。否则就不可能维持各洞子民工队伍的基本稳定。
民工们都是由工头直接组织和控制的。 工头的工资也包括在每米进尺500元－800元的工资总额之内。 一般的规矩是，根据打洞子的难易程度，工头从这个总额之内抽取30％左右，不会再多。这是因为，工头必须考虑到如何吸引和维系民工，特别是不能让熟手和强手跳槽，因此不敢过多地提成。＇6＇
所以粗算下来，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民工每天实际上可以拿到50元－70元工资。
在笔者分别访谈过的6位民工中，只有1位在最近的4－5天里连续低于40元，因为洞子遇到了复杂地质情况。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工头很有信心，认为很快就能打过这一段，进度和工资就都会上去。
在这6位民工中，最多的一天曾经拿到过160元工资（只有那一天）。最低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只拿到18元多一点。当然也有完全歇工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洞子换老板或者工头，群龙无首。
几乎所有民工都没有带来老婆孩子，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到了极点，必要消费也降低到了极点。这也会促使一些人觉得，自己不仅工资多，富余钱也多。
（3）第三个影响民工行为的经济因素是工资全部是现金。
民工的工资全都是当时当场付钞票，又无法储蓄，也无法寄走，因此他们的口袋里随时都有相当多的现金可以任意支配，比城市里的一般工薪族还要多＇7＇ 。这就是所谓的“活钱”。这就更容易使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富余活钱”产生夸大的感觉。
综上所述，由于这个金矿区的独特经济运行方式，在民工这个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里，反而有一些人比一般小店主、摊主更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富余活钱”，从而可能产生出格外强烈的“额外消费”的欲望。
当然，由于笔者的社区考察不是严格的社会调查，所以无法计算出这种民工所占的比例。但是这部分人在民工当中是很扎眼的，完全可以运用观察和考察的方法来发现他们和总结他们。
一般来说，越年轻的民工，“富余活钱幻觉”就越强烈。尤其是一些还没有结婚的民工，虽然经常念叨要攒钱娶媳妇，但是许多人都敢抽好烟、敢喝酒、敢去各种娱乐场所消费、敢在山上买好衣服和穿好衣服，甚至一出洞子就换上皮鞋甚至西服。连指挥部的一位干部都指点我说：不要一看见西服革履的人就以为是老板，里边有许多其实是民工（老板为了安全起见，往往反而很像民工。不过，他们一拿出大哥大就露馅了）。
另一位干部则很看不上这部分年轻的民工。他说：这些人原来也就是一些泥腿子，现在有了点钱，就不知天高地厚，在这个不毛之地冒充起城里人来了。
对一些民工的访谈也可以证实这种心态的存在。只是由于“富余活钱”这个概念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笔者在访谈中一般不用这个词，只是询问对方的预期开支是多少。再与对方所说的收入相比较，就可以推测出对方心目中的富余活钱大概是多少。
这样， 在上述分别访谈过的6位民工中，在山上的预期开支没有一个超过每月50元。
那些到娱乐场所来的较年轻的民工，也经常在言谈话语当今充分地表现那种自以为很有钱的心态＇8＇ 。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富余活钱产生了夸大的心理估计，而且比他们理智上的长远规划更直接地影响着他们在山上的行为。＇9＇
三、反证：小店主对“富余活钱”的相反心态在现场工作时，笔者首先考察的是山上的各种各样的小店主和摊主。这是因为，根据一般想法，他们的“富余活钱”会远远多于民工，参与性消费的可能性想必也会大得多。
其实不然。以一个兼卖食品、百货、农副产品的夫妻店式的小饭馆为例，笔者曾经跟女主人一起， 粗算了一下他们1997年4月的流水账。结果发现，他们的毛利润，其实也不过是2000元左右。连这个女主人都说：除了没那么辛苦，不用风吹日晒雨淋以外，我们两口子赚的钱，还不如两个挑夫多。
尤其是，他们觉得，自己连一点“富余活钱”都没有。他们不但自己有两个孩子要养，山下的三亲六故也常常来“帮忙”，做的不多，吃的不少。尽管已经跟一个做女挑夫的、常来“探望”的表妹翻了脸，尽管他们也知道，亲朋好友里的任何一个人说不定哪天才会有大用，但是这种传统人际网络，仍然对这两口子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每月的那2000元左右的盈余看作是“富余钱”，更没有看作“活钱”。笔者虽然再三启发和追问，女主人仍然一口咬定：一点富余活钱也没有。
笔者先后投宿的那两个娱乐场所的男女店主，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感觉。尽管如同前文所述，笔者可以推算出他们两位的纯利润肯定不下每月千元，可能更多，而且他们都不打算再投资；但是这一男一女也都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富余活钱”
可言。
这纯粹是一种自我感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真的给他们来一个严格的经济核算，他们的“富余活钱”可能比笔者推算的还多。但是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夫妻店式的、小本薄利经营的生存状态之中，精打细算和细水长流必然是他们的基本心态。
他们又不得不为了维系传统网络而增加一些额外的消费，因此他们就只会觉得自己有盈余，却不会感觉有富余。
这种心态，而不是他们实际的经济实力，极大地抑制了他们投入性消费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
第八节 社区管理者与地下“性产业”的关系一、日常管理这个金矿区的日常管理，应该说是相当健全的。它主要有三大块内容：
首先是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言。
其次是对于日常生活的管理，也相当严格。例如社区规定：不管你建起一个干什么用的棚子，都必须在距离棚子20米以外的地方，再建起一个带棚子的简易厕所。
再如，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建棚子，都不许把该处的小树当作支柱。两米以上的大树可以用，但是每棵树要交50元的“林木损失费”，而且不允许真的把大树砍掉。如果大树死了，你还要再交100元的罚款，第三方面的管理，是对于人口的管理。金矿区规定，无论什么人，只要在山上居住3天，就必须到指挥部去办理暂住人口的登记手续。否则就要罚款700元。
正是依据这条规定，山上的干部有权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棚子去检查，看看有没有未办理暂住手续的人。因此，干部常常在夜里突击检查一些娱乐场所里的留住人员。虽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在抓嫖抓娼，但是从名义上说，这只是在检查暂住人口。
这种情况，笔者在以前的考察中也曾经发现过。
“扫黄”和“禁娼”这样的类似“国策”的正义行动，居然需要使用别的什么名义和借口，似乎是很离奇的。但是据笔者推测，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直杆杆地前来抓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