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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每个房间内平放四张床，还有一个共用的写字桌和四个小方凳。
楼群中央，是一个宽敞平坦的大操场，可以做操、跑步、踢球。学生们日常体育锻炼再不用出校了。
留苏预备部不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在教学水平方面，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所有高校中都是佼佼者。
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中方俄语教员则来自于各校俄文系刚毕业的学生。昨天，他们还是课堂上的学生，今天就要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学员们掌握尽可能多的俄语知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他们的辛苦和紧张，丝毫不亚于学生。每天，教师们白天讲课，下班后还要备课、准备教案、与学生谈话，总要忙到深夜。当时在留苏预备部工作的王敏慧就住在教师宿舍楼对面。她至今清楚地记得，对面楼里家家户户的灯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就没有熄灭过。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4）
留学生派遣人数逐年增长。1955年，在留苏预备部同时就读的学生数量超过两千人，所有的宿舍全部满员。等到1956年出发的时候，学生专列整整发了三趟。这批学生离开后，由于留学政策调整，留苏预备部在读人数锐减，设施和资源出现富余。1956年8月，留苏预备部又回迁到鲍家街原址，直到1958年2月才又返回魏公村，算是留苏预备部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由于中苏两国关系趋冷，留苏预备部也辉煌不再。1959年1月，留苏预备部与一街之隔的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校名仍为北京俄语学院。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只有百人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往英国、西德、法国等国派遣留学生。于是，留苏预备部改名为“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并陆续增加了英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的培训。1961年，“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与新成立的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一起，搬迁到原北京矿业学院所在地，后改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
从1952年到1960年，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的历史星空中如流星般短暂。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从它的怀抱走出了不胜枚举的新中国领导人、科学泰斗、学者名流，还有无数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骨干。这里，铭刻了他们矢志报国的豪情；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艰难求索的足迹；这里，是众多新中国未来栋梁之材放飞梦想的起点。
优中选优
1952年，对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新中国首次举行全国范围的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和录取。无数青年学子通过考试进入了自己期待的大学。不过，对于十七岁的籍传茂＇U7＇来说，这次考试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大大惊喜。
1952年，籍传茂从北京二中毕业。从小梦想成为一名医生的他，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医学院。
到了发榜的时候，别的同学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籍传茂的通知还迟迟不来。他平时学习成绩优秀，考的也挺满意，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籍传茂和家人有些忐忑不安。
过了三四天，他忽然收到了来自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籍传茂感到很奇怪，明明没报俄专，怎么会被录取呢？
回到学校一问老师，大家纷纷祝贺他被光荣地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将出国到苏联学习。这时候，全家人这才恍然大悟，顿时乐不可支。
这一年，全国共有二百八十多名像籍传茂这样的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收获了意外的喜悦。
新中国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派遣留苏生，严格来讲是从1951年开始的。不过，当年是以保送生的形式，从国内少数几所中学中进行了选拔，人员数量极少。
真正大规模通过高考选拔留苏预备生的工作，是从1952年开始的。然而，这一年的选拔，却具有某些“意外”的色彩。
1952年，教育部计划招收一千一百名学生到留苏预备部学习。在这些人当中，有二百人的名额属于军委。7月，军委提出意见：考虑到军事留学生的特殊身份，要求由军委自行安排他们的出国培训。这样算下来，将只有九百名学生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习。
留苏预备部已经做好了接收一千多人的准备。人数骤减，不免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各部委出于培养业务骨干的需要，要求早派、多派留学生的呼声非常强烈。
由于当年研究生留学考试报考工作已经结束，教育部建议在当年参加高考的五万余名报考生中，择优选拔二百余人作为留苏预备生，经过培训派往苏联攻读大学本科。
从此，“留苏预备部”，这个崭新的名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到了1953年，相当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被正式列入教育部拟定的留苏选拔计划中。“考取留苏预备部”成了无数优秀青年的追求。
除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一部分政治可靠、成绩优秀、具有培养前途的高等院校一年级肄业的大学生，也经选拔进入苏联大学一年级学习。另外，一些在参加革命工作前已高中毕业，或通过自学具备了同等水平的优秀青年干部，也获得了前往苏联大学学习的机会。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5）
陈为江＇U8＇回忆道：
“那时候，分配到每个大学的留苏生的名额非常有限。即便像我就读的清华大学这样著名的学校，一个班也只有一两个人的名额。”
研究生是在数量上仅次于大学生的留学群体。与大学生相比，选拔研究生的条件除政治可靠、工作成绩优秀外，特别强调要求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研究生的选拔主要来自于以下两类人员：
一类是机关干部。要求大学毕业，从事研究工作或相关业务工作一年以上，成绩优良，有培养前途；
另一类是高校人员。要求为国内具有一定学术造诣的高校助教、讲师、教授、副教授及成绩优良的研究生。
为满足国内高等院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教育部从1955年起，每年陆续派出数量不等的在职教师前往苏联进修。
留苏进修教师的选拔对象为政治可靠、业务能力突出、有工作经验的国内各高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在苏期间，进修人员主修与本专业相关的一门功课，留学年限一般为半年到一年半。留苏进修教师的的名额由派出学校自行确定，归国后回原派出学校继续工作。进修人员留学期间照发工资。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除了教育部选派的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外，其他系统，如国家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以及某些大型企业，也派出了大量短期留学人员。
“过三关”
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事关国家的未来，是一项无比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有关部门严格遵循一套严格得近乎苛刻的选拔标准和工作程序，以确保遴选出最可靠、最优秀的未来建设者。选拔条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够得上入党条件，不一定够得上留苏条件”。
所有留苏人员，都要“过三关”。
首先是学习和考试成绩。被推荐的人员要在学习或工作期间成绩保持优秀，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培养潜力。除应届高中毕业生以高考成绩为准、进修生仅考核俄语成绩外，其他类型的教育部派出留学人员，都需要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留学生考试。
其次是政治审查。不仅要求被审查对象思想进步、道德品质优秀、政治上可靠，而且其家庭成员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上也必须清白。在选拔进入留苏预备部前，各省市先要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再送高教部终审；进入留苏预备部后，校方还要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外调，进一步落实学员及其家庭关系的政治背景。这种层层审查的过程，被戏称为“小米筛子加细罗”。
最后还要过体检这一关。建国初期，许多人还不知体检为何物。教育部协同卫生部，制订了今天看起来都非常周密的体检规范。大到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疾病，小到砂眼、扁平足，都纳入检查范围。为了避免出现执行中的偏差，1958年卫生部还专门发布了《留学生体格检查标准》，详细规定了三十七个检查项目是否合格的判断标准。
毕业于基辅工学院的张开华＇U9＇，向我讲述了他的选拔经历。
1954年10月，十九岁的张开华正在哈尔滨某中学紧张地准备高考。忽然有一天，学校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书记对他说组织上对他的未来去向有所安排，要他填写了几个表格。临走的时候，领导特别强调对这件事要暂时保密，不可以和任何人，包括家里人讲。
突然有一天，住在附近县城的爷爷慌慌张张地跑到张开华家，一进门就问：“开华是不是出事了？”原来，当地的民警找到爷爷，说要了解张开华的家庭历史，一直问到爷爷的爷爷那辈，也不说是因为什么事，害得爷爷虚惊一场。
那年冬天的时候，学校通知张开华和另外几个学生去体检。五六个男同学一起接受医生们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检查，又是查视力，又是量身高，又是做透视，又是测血压……孩子们既新鲜又紧张，隐隐约约地感到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来临了。等到报志愿的时候，学校吩咐第一志愿不要填别的，一定要报北京留苏预备部。这时才真相大白。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6）
“我们报考留苏预备部的学生集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特殊的考场里参加高考，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最后被录取的只有十个人。后来到了北京，又进行了一轮政审，结果又淘汰了一部分人。等到出国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只剩下四个人了。”张开华回忆道。
最初，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不是很正规，考试科目也不区分专业方向，一律为语文、政治常识和俄语。34
1952年，是在中国留苏学生选拔派遣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的8月9日，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协定》规定；“已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之人员，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35
从此以后，留苏学生选拔考试严格按照苏联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学科考试科目进行。
从1953年起，教育部开始举行全国统一的留学生考试。北京、上海、汉口、重庆、沈阳、西安等六地设立了考区。为了确保考试质量，教育部还成立了专门的学科考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标准和考试课目的审定。委员会分为政治财经、理工、农医、政法文教四个组，每组成员都是各学科声望如日中天的学术泰斗，如政治财经组的何锡麟、何干之；理工组的钱伟长、华罗庚、赵忠尧、周培源；政法文教组的钱端升、翦伯赞等。36
1955年参加研究生留学考试的徐静＇U10＇至今还对备考的情形记忆犹新：
“我所就职的中山医科大学推荐了二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和在职教师，经过政审只剩下了四人。学校给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考试。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大学学的一些基础课已经记不得了，只好一门门从头捡起。我当时已经有了孩子。母亲非常理解和配合我，把孩子管起来，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那时家里居住面积不大，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学习会影响家人休息，单位下班又锁了门。我看宿舍外面有一盏路灯还比较亮，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夜里有时就坐在路灯下学习；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又坐到路灯下。那可真叫夜以继日、披星戴月啊！
考试是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正值酷暑，武汉被称为火炉。人坐着什么都不做，汗都顺着衣服往下淌。我们考试的教室又闷又热，大家又紧张，有的人考着考着就晕倒了，有的人交卷的时候一下子倒在了讲台上。我们的考场当场倒下了七八个人。”
留学生考试和公开选拔制度，为普通家庭的子女开启了出国学习的大门。“出国留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
通过优中选优、严格审查，国家遴选了一大批政治可靠、学习优秀、身体健康的未来栋梁之材。这份投入，在后来收获了慷慨的回报。
“填鸭式”教学
在留苏预备部的一年时间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