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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
(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
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
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
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
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
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
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
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
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
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
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
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
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 ,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
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
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
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
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
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
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作伪书,也挺好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除了练得起早床之术,还兼修了一门功课,曰《挺经》。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
有十八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其中开经明义第一条,是这么讲的:一日,某家来了贵客,老
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中餐。孰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往村口探望。只见儿子挑着菜担,正和
一个货郎僵峙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二人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
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办中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
“这是什么话?你儿子便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田後怕打湿了担子;您身材高,不至于沾水。故此
请您让一让。”货郎说:“你儿担内不过一些菜蔬,打湿了也将就用的;我担中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那就一文
不值了。对不起,我让不得。”道理说不过,老头乃祭起‘挺经’,说:“来来来,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朋友您将货
担递给我,我顶在头上,您空身从小儿边上绕过,我再递还担子。如何?”不待答应,老头便弯身去脱鞋袜。货郎见此,
忽觉过意不去,说:“算了,老丈如此费事,还是我下水田,让你儿过去吧。”当即下田避让。
这条挺经,其实就是《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实战案例。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下水田”)与最初
的方案建议(“您往水田稍让一步”)相同,只是在执行方案时有个挺一挺(“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的关键环节。
此一挺,貌似提供你让、我让之外的第三种思路,实则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老头真若下水,货郎必感到良
心不安)。但是,这张空头支票却令己方占据道德高点,从而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回归到于己有利的方向,并通过置换谈
判议题的方式——从担子沾水的经济学考量,变成了是否要遵守伦理学的尊老原则,获得成功。
当日,李鸿章给吴永讲了挺经中的第一条,也仅此一条,其他十七条已不可得而知。曾国藩从未写过一部名为《挺
经》的书,此经传承,全靠曾门师弟间的口耳相传——曾、李以外,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间的往来书信经常提
到这两个字。由此可知,今日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版本《挺经》,都是无良书商拼凑出来的“伪书”。不过,这些伪书在
宣传时无不信誓旦旦,保证这是曾文正公的“秘传心法”,很有些“挺”的风味。某产品广告词云:做女人挺好。又有
一产品,云:做男人挺好。伪本《挺经》的广告词则不妨这么写:作伪书,也挺好。
奏折写成请战书
胡林翼曾说,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鸿章写奏折的水平十分高明,
绝对是个高手;只是,胡氏说这话的时候,李鸿章尚藉藉无名,故未齿及。
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日价泡在琉璃厂,以买旧书、搜骨董消磨时光。一日,在海王村书
店邂逅同乡某,某曰:“咦?您还跟这玩骨董呢?咱们老家都快沦陷了,您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
兵将去拯救桑梓?”鸿章当然知道太平军已攻入安徽,但觉得自己不过一个无用书生,除了干着急,哪有办法为家乡做
贡献?一经点醒,他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全无服务家乡的机会,于是,掉头直奔工部侍郎、安徽老乡吕贤基的府邸,建议
他奏请皇帝救助安徽(鸿章当日尚无专折奏事的权限,故须借吕贤基的“马甲”,否则不能“上帖”)。吕贤基一听,
说,这是大好事,理应奏闻;只是,我手头工作多,忙不过来,这个奏折还是由你起草,我但署个名罢。鸿章回家,
“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澹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悲壮慷慨的长折。写毕,已是深夜,他遣人将折稿送到吕
府後,倒头便睡。次日午後,鸿章起床——未经曾国藩调教以前,鸿章是从不起早床的——稍事梳洗,即奔赴吕府,打
听此折的批谕。到了吕府门口,他却听到墙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
急命通报引见。甫登堂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鸿章一愣:难道请援也
要被皇上责怪?欲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道:“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皇上
龙颜大悦,皇上要重用我,皇上他,他,他钦点我——回乡去杀贼啊!”鸿章这下全明白了。不待他作出反应——急切
间他还真不知作何反应:恭喜?哀悯?鼓励?——吕贤基又说了:“皇上瞧得起我,但我想不通啊!你,你,你,你得
跟我一块去!”
明日,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同行,皇帝制曰:可。
奏折写成请战书,实非鸿章意料所及,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也只好满怀心事,跟着吕大人回乡去办团练。八个
月後,二人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崩溃不可避免。李鸿章借口老父病重,脚底抹油,奔庐州;吕贤基独力支撑,被杀,
谥“文节”。
要文斗还要武斗
咸丰八年秋,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同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常来会商,一时间,大佬云集,蔚为盛况。
大佬们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一旦形不成共识,则常能擦出文斗的火花,甚至还演出武斗的闹剧。
左宗棠在营,称呼他人从来都直呼其名,惟对曾国藩客气一点,叫他“涤生”(国藩字)。有一次,两人辩论,互
不相下,曾国藩为缓和气氛,乃改换话题,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谓老
弟你莫总是牛气烘烘,非要跟我对着干;而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宗棠字)三个字,算是一半玩笑一半顶真。左宗
棠正在气头上,不假思索对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其意则云: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论经世济
民之术,你是屁都不懂;下联也嵌进“曾国藩”三个字。但是,这是直呼其名,比起上联“季高”的字呼,极为无礼。
曾国藩本拟借对联化解纷争,孰料引火烧身,反被左宗棠狠狠修理一餐。这顿饭终于不欢而散。
饭桌上口舌争胜是营中常事,更狠的是厅堂上拳脚相交。公馀,众人围坐扯闲谝,扯着扯着,总不免搞搞地域攻击
——今日网络论坛,若人气不旺,只要有人上帖谈谈上海人如何如何、北京人怎样怎样,点击率、回帖量必陡然上升;
与此一个道理——有一次便扯到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既称湘军,在座自以湖南人为多,为安徽辩护的就只有李鸿章,
他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无奈敌方人多势众,渐渐就显出颓势。据网络辩论可知,每届此时,泛泛而谈的地域攻击往往
会演变为问候对方辩友直系亲属的人身攻击。鸿章未能免俗,以彭玉麟父曾在安徽作官为“机会点”,开始阴一句阳一
句的反扑。这还了得,竟骂到老子的老子头上,一贯火爆的玉麟二话不说,“遂用老拳”,玉麟个小,不到一米七,一
米八幾的鸿章怎会怕他,“亦施毒手”。于是,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相扭扑地”,斯文尽丧。至于这场架谁打赢了,
暂无史料佐证,据我分析:鸿章身体占优,玉麟格斗技巧娴熟,初一接战,当是两分之势,而旁人必会上前劝架扯间,
最终应算平手。
後来,各位大佬都混成了一品大员,文斗仍不能尽免,激烈程度则有所降减(至少不会当面直呼其名);武斗则再
未发生,令围观群众如我辈不由得意兴索然,掩卷太息。
横财
同治二年冬,淮军克复苏州後,李鸿章将巡抚办公室从上海搬到苏州,全面接管江苏一省的军政事务。在此之前,
江苏地面的“话事权”由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掌握。梁启超撰《李鸿章传》,曾从军事指挥、政治修养、外交技巧和个人
品德方面,详细比较二李的优劣,最终断定:秀成爱国爱民,德才兼备,是不世出的“真豪杰”;鸿章“不学无术”,
看不清时势,只算一个“寻常英雄”。
李秀成既如此杰出,那么,江苏“沦陷”期间,百姓绅商们在他的管理下过着一种幸福生活——战争年代的幸福生
活往往是相对的——也就可以想见了。当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官方人物,是绝对不愿也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如果太平
军占领区的人民并非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官方发动的攻剿将具有何种合法性?如果因为官军的攻剿破坏了敌占区人民
的安定生活,李鸿章们又将如何阐释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此,李鸿章及其他“光复”将领每打一次胜仗,每复一座城池,
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各种透露出太平天国“德政”的物事,一旦发现,必然掩藏销毁。于是,到了今天,留传下来与太
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文物并不多见,而其中大部分又有赖于当时亲历其事的外国人妥为保藏,出口转内销後方被国人知晓。
鸿章入驻苏州,即发现一块石碑,上刻赞颂太平军及李秀成的文章,文後并有数十个江苏巨家大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