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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偏执狂的逻辑一步步恶化。
六年後,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咸丰无可奈何,打着“秋狩”的旗号,逃窜到承德避暑山庄。清点随行
大臣时,咸丰首先点名叫祁寯藻来,半晌无人应答,一打听,竟说早已躲到卢沟桥养病去了。咸丰羞怒交加,大骂:什
么狗屁师傅,叫他滚得远远的,再不要来见我!不幸一语成谶,次年,咸丰死在承德,师徒果真没见上最後一面。
梅毒还是天花
帝王之有无後嗣,固应只与其生殖能力的健全与否有关;但另有一种讲法,认为每到衰世乱世,帝王的生殖系统会
“天人感应”一番,本来好好的零件儿不知咋的就停了工。有据可查的是,自乾隆而嘉庆而道光而咸丰,祖孙四代,生
儿子的本事一代不如一代。看来,这种讲法蛮有道理,尤其灵验的是咸丰、同治两爷俩的生育记录。
与咸丰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共计十八位,惟有慈禧给他生了个儿子。咸丰命不长,三十而立,便因病去世;同治一
根独苗,大清国的未来都托付在他身上,孰料他比他老子更短命,二十甫冠,竟也一命呜呼。而且,他及身无嗣,彻底
断绝了自顺治一路传下来的香火。
抛开衰乱之世帝王生育力减弱的不科学的说法,认真考察同治短暂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不能生育及如斯短命的真
正原因,在于忽视了性安全。一般来讲,宫中的性生活还是很安全的,有资格进御的女子都须经过体检,环境与食品卫
生也有很好的保障,医疗条件更是国内一流水平,即算皇帝偶染微恙,补救措施总能赶得上趟。而且,与同治有关系的
女子,不过五人,同治死後她们都活得好好的,并不与先皇同病相怜。然则,同治的病定是在宫外染得了的?
据清人笔记,在紫禁城外、北京城里,“当今圣上”至少公开露面过三次。他曾在酒楼引吭高歌,惹得旁人大声叫
好;他曾去琉璃厂批发宣纸,让店伙跟到午门取钱,店伙不敢入午门,回头他让太监送还了纸钱;他还冒充江西陈举人,
与进京赶考的士子们套近乎。当然,他出现最多的地方,还是妓院,只是,他专拣装修最差、名声最小、窑姐姿色最一
般、卫生保健环境最恶劣的妓院,从不去各类高级会所级别的场所。为何?怕见着熟人也。说来凄惨,贵为万金之躯,
时不时跑到充斥大蒜味、劣等脂粉味及各类病菌的地方,追求“一晌贪欢”的刺激。最终,找了个大刺激:梅毒。更惨
的是,待得满面满身毒疮发作,太医们还不敢对症下药——皇上怎么能中如此下三滥的“淫毒”呢?乱说话可是要砍头
的——只能详禀病状,请太后定夺。慈禧曰:恐天花耳。可怜的同治,就这么梅毒当作天花治给治死了。
同治不死,他与慈禧绝不至闹到光绪那地步,大清国或有另一番光景也说不定。当然,逆了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
即算不染梅毒,也会死得很难看,这倒可以断言。
皇帝之死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载淳的十八岁生日即将来到,两个老妈——圣母皇太后慈禧(生母)和母后皇太后慈安——开始为他的婚姻大事忙
碌起来。精挑细选後,慈禧看中了凤秀家的闺女,慈安则喜欢崇绮的女儿。慈禧看中的的凤女“艳绝侪辈”,但是“举
止殊轻佻”;崇女长得差点儿,但“雍容端雅”,一看就是有德多福之人。到底选谁做皇后?两个老妈各执己见,互不
相下。印第安人说:要知道鞋子舒不舒服,还得由脚来表态——此语出处不敢遽定为南美,俟考——二位太后终究要征
询载淳的意见,少年天子扭捏半天,说出三个字:阿鲁特。阿鲁特即崇绮家的姓氏。
皇帝开口说话,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阿鲁特氏小小年纪,语默颦笑却都透出国母的风采,燕居暇对则气度娴雅、
善解人意。载淳年幼丧父,长于深宫妇人之手,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恋母情结必较常人为严重;而慈禧垂帘听政,日
理万机,实在抽不出时间与宝贝儿子进行经常性沟通。阿鲁特氏不与年龄相称的温柔与老成,恰好填补了载淳心中那份
挥之不去的惆怅——适如普鲁斯特名著所谓:妈妈不替我关灯我便睡不着也——渐渐的,载淳的恋母情结化作爱情转移
到新婚妻子身上,而不知不觉消泯了潜意识对慈禧的依恋。慈禧本就因儿子择妻不合己意而生闷气,如今发见儿子竟不
似往日之稚朴爱慕,镇日只与新妇缠绵厮守,不由得生出幾分不合时宜的嫉妒。三十八岁的女人,守了十二年的寡,且
再无机会在私密空间近距离接触任何异性,身边的儿子无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陡然发现儿子心有他属,即将完成去此
就彼的人生转折,不由得她不丧失理智,施行粗暴残忍的干涉。前此,阿鲁特氏入宫做皇后,凤秀女富察氏并未因选秀
失利退出皇宫,而是一同入宫,封作慧妃。慈禧欲挽回儿子心意,首要之计便是设法令其疏远皇后,故择日谕示载淳:
慧妃贤明淑德,儿宜多加体贴;皇后年少,礼节未娴,儿不应太过耽迷,误了政事。同时,嘱咐宫监严加限制帝、后相
处的时间,终至于断绝往来。载淳能识破伎俩,却又无可奈何,一怒之下,卷起铺盖搬到乾清宫一人独居。漫漫长夜,
无心睡眠,遂有晓事太监、无良侍从带他到宫外作风月之旅,遂因此染上梅毒,并于一年後暴毙。
噩耗传来,阿鲁特氏当即自杀,与阔别多时的爱人再续九泉之约。
文化太监安仔
晚清太监中最著名的是李莲英,他的生平行事、趣事轶闻早被整理成各种书籍和影视作品,无待赘言。在李莲英之
前的安得海,倘非死得太早,则极有可能取代他在太监排行榜上的位置。
外号“安仔”的安得海,与一条著名传闻有关: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临死前安排了“顾命八大臣”辅佐幼主。慈
禧不服气,串通慈安和恭亲王,欲图政变。恭亲王从北京赶到热河,打着向遗体告别的幌子,与二位太后密谋。他们的
聚会被严密监视,没办法深入交流,确定不了政变的细节。这时,安仔借着端茶递水的机会,将慈禧的“秘旨”捎给恭
亲王。恭亲王回京後,据此安排一切,最终政变成功,安仔也成为新政府的大功臣。不过,据史家考证,这种戏剧化的
场面并不存在。但是,空穴不会来风,他既被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场景——尽管是虚构的场景——现身,就足以证明他在
当时举足轻重。
安仔之所以成名,与一般太监不同,他是少有的的“文化太监”。据载,安仔知书能文,勤于学问,能给小皇帝同
治讲解《论语》、《孟子》等书,尝自称“太子伴读”,隐然要与饱读经书的南书房侍从大臣分庭抗礼。安仔死得早,
亦与此有关:因他既会办事又有文化,能兼顾内外,故慈禧极为信宠,于同治八年派他往广东置办龙袍。清代有条祖训
:太监不许出都。慈禧这次派安仔赴粤,是无心偶忘还是有意违规,不得而知。安仔服务内廷多年,按理不该忘了祖训,
而敢于以身试法,估摸是仗太后的势,不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邪。话虽如此,安仔此行还是安静一些好,毕竟不无顾虑。
安仔却不管这些,只担心“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刻意增饰裘马车舟的规模,搞得跟王公出行似的。这么一来就出事
了。船队甫入山东境内,巡抚丁宝桢便得到线报,说太监违规出都。素以清正廉直著称的丁宝桢不禁大怒,当即派兵将
安仔拿下,同时以“太监私自擅出”上奏,请“从严惩办”,以“肃宫禁而儆效尤”。当时,慈禧尚未如光绪年间独掌
大权,遇事须与慈安和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大臣们协商。大家开会研究,都赞成“从严惩办”,慈禧不能公然违抗祖训,
于是,批谕从严从快,“即行就地正法”。
安仔读书不得间,竟没看见祖训背後的刀锋;李莲英没文化,乃不学有术,从未行差踏错。可见,死读书真是不好,
不但误人不浅,太监也不例外。
脚後跟上吸鼻烟同治间,满洲人瑞麟作了九年两广总督。这幾年,适逢“同治中兴”,重要职位的任命,基本上都
是“选贤与能”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说,瑞麟才能庸下,不足任此重任,举个例子:某年,广州米价大涨,他问手下这
是什么原因,答曰:因市侩囤积居奇所致。他竟不知道“市侩”是什么意思,乃说:四怪?这是谁啊?必得从重惩处方
好。如此不学无术,竟能在“中兴时代”站稳脚跟,瑞麟实在是个特例。他凭什么?一查档案,我们才明白此中奥妙:
原来,瑞麟在咸丰年间曾大力接济同族人惠征的遗孀孤女,而惠征的大女儿,即是同治朝的“圣母皇太后”——慈禧。
知道了这层关系,瑞总督再如何荒唐,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清代上流社会,流行吸鼻烟,瑞麟未能免俗,不过,他的吸法,与一般人大异。瑞府中有幾个粤籍梳头妈(高级女
仆),样貌姣好、柔婉解语以外,她们的脚後跟尤有特色,盖“日用细石、净水相磨擦”,故“洁白而光滑”,不似常
人那么粗糙。粤地湿热,梳头妈平日多著拖鞋,乃以其“水磨之脚跟”为“勾引之具”。瑞麟每看到这“玉痕宛宛,略
如纤月”的脚跟,便要慨叹“令人之意也消,有过于柳眉樱唇者”——据说,变态性爱中有一派叫做“恋足癖”(FootFetish),
瑞麟盖可划归此派。不过,瑞麟之癖更进乎此:他的烟瘾、足癖竟然合在一起了。闻烟之时,他必令各位梳头妈将玉足
“罗列于前”,将鼻烟置于脚跟微陷处,以当盛烟之碟,而後搐鼻猛嗅,皱眉阖眼,大声赞叹:象牙之碟,翡翠之碗,
不如此也;木瓜之香,橙柚之味,不是过也!这种吸烟法,当然会引致批评,说他“近秽”。瑞麟笑曰:元代杨维桢当
筵脱下妓女的鞋子当作酒杯,饮至大醉,成为千古美谈。我这个脚跟鼻烟,风流蕴藉,开千古未有之创举,杨氏若得闻
此,必当欣然赞叹。尔辈俗人,瞠目结舌,不解风情,可叹啊可叹!
鼻烟如此吸法,当属瑞麟专利,不过,他在粤督任上,也有过一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善举。瑞麟精于烹饪,
对烹制鱼翅尤其有心得,经他指点,不仅瑞府厨师,广州高级官员家的厨师以至一些饭店的厨师,都学会了这道手艺。
由此,瑞麟对广州鱼翅烹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当然,瑞氏鱼翅是否因羼了脚跟味而鲜美异常,今天就无法
考证了。
咱们旗人混蛋多
按照今日“愤青”的月旦标准,肃顺绝对是个“满奸”。他身属旗籍,却瞧不起旗人,平日里一贯“亲汉疏满”:
对待满族僚吏,恣雎暴戾,如指挥奴隶;对汉员,特别是有见识有文化的文人能吏,则一派慈和,礼敬有加。
肃顺幕府人才济济,堪称後来名扬天下的曾国藩幕府的雏形。通过幕府,他为初建的湘军能够茁壮成长做了很多工
作,湘军所以成功,中兴所以实现,与肃顺的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有莫大的干系。可惜,他被早早砍头,来不及享受最
後的荣光。不过,以命换命的话,他这个头颅早已值回票价,因为经他建议变作刀下之鬼的当朝大佬,至少就有两位。
先讲前大学士耆英。
耆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後代表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签约後,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
商事。在任期间,耆英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与“英夷”交涉。“英夷”是各国中最蛮横最狡狯的外交对手,总在谈判桌上
提出“我朝天子”万万不能应允的条件;而道光皇帝痛恨多事之人,尤其受不了大臣跟他鸹扰“夷务”。耆英夹在圣明
天子和野蛮夷人之间,不胜其烦,遂造出一条两全之计:每当英国人有所要求,他从不上报,而是根据个人判断当场拍
板——当以表示同意的次数为多——这么一来,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更保住了头上的顶戴。不过,
此计终被“英夷”识破,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
咸丰八年,英、法、美、俄四国武力威胁,要求修改条约,耆英作为“资深外交官”被派往议和。英国人一看,派
来的是这个不诚实的小人,乃拒绝与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遂“惶恐求去”,并不侯下旨就跑回北京,“于
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判了死缓——死缓即缓死,而可终于不死,古今一律也
——这个死缓其实是咸丰给二朝元老耆英一个面子,饶他一条狗命。孰知肃顺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