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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残局-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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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不过毁其
书而止,并无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办”。然则,後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
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如雍正年羹尧、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严密,
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
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
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县),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
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臣
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
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
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
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
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
“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
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
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
两个表妹(张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凤)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
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强乎?”),也就那么一说而已(“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
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其人可悯,其遇
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
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
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
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
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
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
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专制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
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
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後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
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後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
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
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
在理路”也很重要。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
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
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1 )

    引子1900年8 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著半旧黑色
湖绉锦袍,“髪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
“寒气凛冽,森森入毛髪”,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
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
“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
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
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後,“帝党”中人虽
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
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
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
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
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
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二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
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
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 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
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
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
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
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後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
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後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
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
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 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
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
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
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
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
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 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
清代二百馀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
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
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
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
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
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
(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
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
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
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 月12—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
“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
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幾乎被全部批准,径可
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 月29日,谕:今後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2 )

    张之洞是急先锋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
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
(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唯一方
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後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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