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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
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
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
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
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
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 月2 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
试亦即停止”。
馀论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後，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
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
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
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
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
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
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後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
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
无生路。“假维新”後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
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幾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
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须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
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
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
废除科举的教训（1 ）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
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
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黄白对决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
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
杜亚（Adowa ）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规模之最的纪录，保持不了多久，此後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皆远愈此役；然而，因一战之胜负，乃能显现一种契机，借以逐渐祛除前此
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人种优劣”或曰欧亚强弱的成见，则意义重大。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
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
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
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 ）与乘龙之佛陀作战，
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
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
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更有趣的，则是英国作家H。G。威尔斯继《世界大战》之後，新撰《空中之战》（WarintheAir）
一书，谓未来美国与德国交战，中国、日本联合组成强大的高科技的空军，对交战双方进行突袭（转引自孙隆基《历史
学家的经线》，第12…4页）。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卫笃麿之人种对决论，写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
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然则，预言中的人种对决不仅在现实里发生了，近代以来
受尽欺凌的黄种人竟还战胜了白种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
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後，伊朗（1905）、土
耳其（1908）先後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 页）。
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异于他国。
先说悲从中来。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
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
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危机者，危险中孕育机遇也
（据说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训诂”）。日本，以前不被中国重视、近代屡受西方“列强”打压的“蕞尔小岛”，
经过明治维新，竟摇身一变，晋级“列强”；中国若能知耻後勇，见贤思齐，不仅如此前“师夷长技”，更在政治、经
济方面向西方取经，则实现保国保种之梦，未必就是奢望。时人悲痛之馀，想到这一点，不禁破涕成笑。
废制契机其时，具有这种“辩证法”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
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
“政治之竞争”；日本终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似乎违背了近代以来大国克小国、西方胜东方的“公例”，但是，
之所以会这样，则在于：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
专制的优越性。这种“泛政治化”的时评在学理上是否妥当，容有商榷，但是，现实效果不错。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
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凯领衔会
奏：“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
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
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
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
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
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
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
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
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废除科举的教训（2 ）
程序正义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
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
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
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
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
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
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
字数为七百）。若自理想主义层面评论这个趋势，必曰每况愈下；然自现实主义层面检讨，则不妨说，科举制度的嬗变
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孔子在家乡，也不过是邻
居眼里的“东家邱”，他若碰上郡国选举，能否被推举，委实难知；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自下而上，层层推举，
选出来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所谓“王、谢”世家的子弟，出身于寒门庶族者，无与焉。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
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汉代的郡国选举，魏、晋的九品中正，虽都强调自下而上的选拔，相信“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但是，却未考虑到“群众”最易受俗论的蒙蔽，最易被强权所压制，由“群众”来“为国抡才”，滞碍最
甚，掣肘最多，实在不具程序正义。反之，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的保持程序
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
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
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
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