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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后记
《小布头奇遇记》问世，距今已有三十二个年头了。它的第一批小读者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回首当年，他们该会同我一样，感慨时光流逝之快吧！
这本书曾获全国第二次少儿文艺评奖一等奖。1990年我做为安徒生文学奖候选人去美国参加IBBY大会，领取的“作品荣誉证书”上就印着《小布头奇遇记》的英译本书名。
但是，真正带给我欢乐的是我的那些小读者。也正是他们，使我有勇气把这本旧作重新拿出来。当年，我是为他们写的这本书；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也还是为他们，为这些已经不小了的“小读者”才拿出它。
我常常会碰到当年的小读者。他们偶然得知我是“小布头的爸爸”，脸上那种成人的严肃就一扫而光，刹时间变成孩子，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他们小时候读过这本书。有些还会津津有味地跟我讲起书中连我都记不得的细节，大声给我背诵我自己也背不出的几只大老鼠的打油诗。他们最爱讲的一句话是“小布头给我的童年带来欢乐”，却不知道这话给了我多大的安慰。一次我到燕翔饭店去会一位日本朋友，外套丢在大厅里不见了。一位保卫人员问我来做什么，我说你们这儿一个日本客人想译我一本书，约我来商谈。他好奇地打听是什么书，我告诉他了。这位一本正经的保卫人员一下子变成了个娃娃，大喊大叫说：“呀，《小布头奇遇记》我小时候看过！”接着兴高采烈地讲起他是怎么买的这本书，同学借走了找不到，他又是怎么着急。接下来他安排我在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坐好，开始楼上楼下地疯跑起来。跑得满头大汗还没有找到，他就要我留下地址，说找到了给我送去。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您给我们写了小布头，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给您找！”还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会议。与会的一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听介绍说我是《小布头》的作者，快活得不得了，跑来说个不休。她当晚回家，连夜缝制出一个很大的“小布头”来，第二天会上送给我。那个透明的袋子里还装着个小本本。她告诉我，那是“小布头的户口”。我拿出来看，果然上边写着小布头出生的年月日，还有住址什么的。我在北京一家医院里护理病重的母亲时，每天来查病房的是一位表情庄重的女医生。她不苟言笑，来去匆匆，对我一得闲就伏在病床上一角满纸涂鸦总投以怀疑的目光。可是一听说我写过一本叫《小布头奇遇记》的书，她立刻叫道：“啊，那是您写的呀？我十岁的时候就看了，可好玩儿啦！”又是拍手，又是跳脚。往常那个矜持的主治医师，奇迹般变成一个小女孩子。我也不再是个有些碍手得脚的“病人家属”，倒像是她童年的游伴。
获奖和孩子喜爱并不等于说这本书就是“成功之作”。事实上，在我这本“处女作”里，主人公小布头被我当作所谓“反映现实”的工具。我精心安排的不是主人公个性的发展，而是那背景。好比拍摄人物像，我把焦距对准人物身后的建筑物。结果是，背景是清晰的，人物面目却模模糊糊。听到赞扬的话越多，我越觉得它不该有这样严重的缺陷。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布头”成了我不大不小一块心玻我缺少了点儿“不悔少作”的气魄。获奖并没给我多少安慰，反而使我心怀惴惴。这有些像把我拍的一帧连焦距也没调准的照片拿到摄影展览会上去展出。一想到有那么多人的眼光射向它，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我开始怕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说：“这是《小布头奇遇记》的作者。”我在心里念叨：“最近十几年我写了那么多长长短短的童话，许多篇在思想、艺术上都比它成熟，为什么偏偏去拎不开的那一壶呢……”我并不仅是想想而已，还采取了行动。我跑到出版社去，对他们说：“这本书太旧了，还在那儿讲人民公社呢，早不适合今天的孩子，不要再印了！”那本书当时仍旧印刷得很起劲，每次的册数都超出我新书的两三倍。我说过之后，发现书还继续印，我又去声明。为了得到出版社的支持，我说，我做些修改再给你们。但那近乎托词。在我内心，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修修补补，它还是原来那样子；对大的框架做改动，它就不再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童话史”之类书里谈论的那本《小布头奇遇记》了。
我想，我还没有老到丧失创作能力的程度，有那精力，我还不如写一本新的呢！
就这样，小布头被搁置起来了，一搁就是四年多。
在这期间，我并没有得到安宁。我常常收到当年的小读者写来的信，其中多数是讲要给自己的孩子也买本“小布头”，但是书店里没有，问我怎么才能买到。有些信里还夹有邮票和现钞，求我无论如何要帮他们买一本。一位年轻的妈妈写来的很长的信里说，她每天凭着记忆给自己的孩子讲小布头的故事，但时间太久，有些地方已记不清楚了。她就跑了好多书店去找，但哪儿都没有。接下来，她呼唤说：“小布头啊，你在哪里？”小布头在我的书柜里，但也为数不多，很快就寄光了。我不能把退回的钱也装进信封里寄，还是要跑邮局。每逢报上有什么报道，把我的名字同外交学院联系起来，就会有一批信寻到门上来。终于，我连珍贵保存的一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书也赠掉了。
有的信非常令人感动，使我没有办法不尽心力。
看来，我要埋葬掉小布头，为时还稍早了些。
我不好埋葬小布头，还由于，它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叶至善、李庚和韩淑锦等同志都为他的诞生付出过心血，尤其是叶至善同志。当时至善同志是出版社的领导，但是从审稿，安排画家制作插图直到考虑版面设计原则、开本大小和使用几号铅字这些具体琐细的事，他都亲自去做，连“内容提要”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由于他的辛勤劳动，从我把修改稿交给他到我拿到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样书，前后只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中国少儿社之后，他仍一直惦念着小布头，称他作“嫁出去的女儿”。他确是把小布头当作自己的孩子的。1980年2月，我参加《儿童文学》一次发奖会。至善同志的长子叶三午听说我叫孙幼军，跑过来说：“你怎么不去看看我爸爸？他总是挂念着你，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多半已经不在世了。我爸爸还从图书馆给我借来不少关于非洲的书，说咱们这儿有‘文革’，让小布头到非洲去一趟吧！他是让我写‘续集’。我说，我跟他语言风格完全不一样，怎么写？我爸就说：‘你学嘛！’弄得我没有办法。这回就好啦！”我知道至善同志当初拿到原稿，曾让念小学的女儿小沫试读，听取她的意见。事隔十多年，他又拖住儿子来帮忙。他对小布头，真可说是一往情深了！我有什么权利独断独行，轻易就“枪毙”呢？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现在的一些朋友也没忘记这本书，一再催促我尽快完成修改工作。
有这些做动力，我终于把这本书修改出来了。
这本新版的《小布头奇遇记》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我只把“人民公社”和与此相关的“生产队”、“社员”之类词儿去掉，而那些人物、那些情节，都原封未动。标语口号也大多保留下来，因为当时就是那样子的。一些枯燥无味，孩子又不可能懂的个别段落，如苹苹的爸爸念报，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略去了。改动的重点在于增加故事的趣味性，把罗嗦重复的“小布头又讲了一个故事”，整章地删去，而增写了小布头第二次进鼠洞的故事约一万字。这大抵相当于我删掉的总字数，可以维持原书的篇幅，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它有助于丰富小布头、小黑熊、布猴子等人物形象。
总的说，好比一个人，生就的一张丑脸，我做的只是给他刮刮胡子，洗洗脸，理理发。我不能把他的鼻子割下来，向上移动一厘米。就算我有那本事，我也不该那么做，否则，张三就不是张三，变成李四了。而当年的小读者在那里寻找的，正是这个丑张三。
封面、插图都是原来的。沈培的儿童画极可爱，而这本书的插图，又是他付出过特别的努力的。为了小布头的造型，他画了好多张各种各样的形象，反复进行比较、选择。小布头这个人物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是和沈培成功的插图分不开的。我不心疼删去的章节，却心疼这些章节的插图。所以有时候为保留插图，我把想删的文字也勉强保留下来了。
面对着厚厚的一大叠剪贴稿，我不禁想：现在的小读者，还会像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一样地喜欢这本书吗？我实在没有把握。至于将来他们会到书店里为自己的孩子寻找这本书，我更是想也不敢想了！
孙幼军
1993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