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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的姚蓬子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抄检姚家始末
“劲松”战斗队终于解散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新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
象征派诗人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出任“左联”执委
蓬子和《北斗》
鲁迅写诗《赠蓬子》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的姚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象“火”焰一般光彩“眩”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一九六六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
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里发的,惟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只一个人向他发问了。
“孙女儿给的!”他得意洋洋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草,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奇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惟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吗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不象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蓬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
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的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
“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惟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荻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那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采”。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拣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叫唤声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里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里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里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
当她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儿媳妇——姚文元之妻金英,儿媳妇倒有点着急了。
金英劝她:“里委会的图章拿不得,赶紧送还吧!”
真可惜,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的“木头疙瘩”,不得不拱手交还给里委会。
她的“夺权”闹剧,不得不匆匆闭幕。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象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
“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
“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
“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二十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愠怒喷泄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上午,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左持。他用一口“绍兴官话”,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伸冤,批斗着系党总支的负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
“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发出如雷鼾声。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着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显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伸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地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炮打中央文草,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着:
“我已经写办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
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检姚家始末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上海师范学院 中文系领导 收”。
不敢怠慢,办事员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极蹩脚:
“姚蓬子这个老好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
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