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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未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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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应给他两部书稿——《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张静庐开始印郭沫若的这两部书,便打出了“光华书局”的牌子。正巧,四马路上有一家光华药店支撑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张静庐就租了下来。于是,“光华药店”变成了“光华书局”。有趣的是,开业之后,仍不时有人进来问:“卖药吗?”

  郭沫若的两本书为光华书局打响了第一炮。此后,郭沫若等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也都由光华书局印行。光华书局与创造社结下了深缘。

  张静庐先生是浙江镇海县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乡。借助于一位熟人的介绍,姚蓬子进入光华书局,担任编辑。从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坛。

  头一回去见张老板,姚蓬子西装毕挺,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才几天,他就扔掉了领带,又过了几天,解开了衬衫领扣,再过几天,连西装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个随便惯了的人,受不了“束缚”。不修边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爱激动。一旦激动起来,他就不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突然跳下床来,写下抒发自己激情的诗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为自己的诗集《银铃》写序时,曾追忆当初: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闪烁,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坡、阿尔志跋绥夫等等,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

  他是感伤的青年。他是苦闷的青年。他是变态的青年。他彷徨徘徊,忧心忡忡,他又不甘于沉沦和寂寞,不屑于堕落和潦倒。

  迷惘的他,卷入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潮。那是十九世纪末发端于法国的新浪潮。象征派的诗人们以为,写诗应当“主观”,应当“唯心”。在他们的目光中,世界是双重的叠合现实世界痛苦而虚幻,另一个世界则真而美。他们用诗暗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亦即“象征”。悲观的情调,废颓的色彩,成为他们的诗的主旋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象征派诗潮风靡欧洲,接着,冲击着中国。姚蓬子一拍即合。

  诗是内心的独自。姚蓬子的诗,映照出他的一颗苍白、凄冷的心。

  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姚蓬子仿佛觉得整个世界在坠落,在枯萎。现在可以查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便是《秋歌》:

  黄叶,无声地飘堕着,

  象梦一般的,

  或叹息似的,

  负着露和泪坠落在地上了。

  远寺的钟,

  滞重得有如病驴的蹄声;

  听新蹄声淹没了旧的,

  我欲低位。

  秋的情调凄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遗址,

  都沉入旧情的回忆!

  奄奄的叹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哦,诗人面对凛冽、抑郁的秋风,不住地叹息着,低位着。

  诗人低头吟叹,见到墙角的一张破琴,又是一番悲凉的惆怅的感触,袭上了心头。

  姚蓬子来回踱着方步。哼成了一首《破琴》:

  零落的琴,

  比掩在黄草中的歌唇还要寂寞,

  比古庙的钟,更寂寞。

  残弦迸裂在秋风中了,

  它褪色的襟角与裙边,

  都睡满了尘丝,青苔。

  再不会,梦见了诗人,

  曲调未成,就拍翅向他飞奔;

  晨露上,也再不见琴声驻停。

  孤独地,看春花换成黄叶,

  看月缺又圆;

  秋月下,偷顾影子,活象架枯骸。

  大抵诗与杜康如影随形,蓬子也总离不了酒瓶。他写《酒后》如同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

  靠在老旧的绒布枕上,

  一个缺嘴的酒瓶

  和几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灯火打睡在纱罩里,

  几只俄鼠,得我允许似的,

  放浪地舔食着残肴。

  飞向青年诗人那里去了吧,

  梦之神,我几回凝视,

  瞧不见她翅子的一羽。

  沉郁的乡思,凄凉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颜色的奴才们;

  此刻是,风样的,影踪都没有了。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诗人蓬子,不时向“处女的纯洁的心”献上自己的情诗。大抵因为向往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缘故,他喜爱法国作家果尔蒙的小说。他一边写点短诗,一边埋头于翻译果尔蒙的长篇小说《处女的心》。

  姚蓬子写过一首总共只有六行的《小诗》。诗虽短,情颇浓:

  我将装饰花环在你发上,

  珠练儿在你白嫩的颈项上,

  轻纱的衣服在你身上,

  金钏儿在你手腕和足胫上;

  更将我灰白的颤抖的唇儿,

  装饰在你猩红的唇上。

  月下,花前,窗口,床边,蓬子一次次为Rose——玫瑰花儿一般的“露丝”,写下了热恋的诗句。

  呶,蓬子的《今晚》: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弱似飘泊的幽魂哟,

  又似墓头花的悲寂。

  露丝,今晚的我俩。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

  在忍痛的撒手前。

  有如喝醉了浓酒,

  露丝,忘去一切吧,

  奠让忧思爬上你芳颜。

  或者象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活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未,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姚蓬子写下的《蹀躞》,则把满腔情思献于菲菲。他把一片痴情化为诗行。值得说明一句的是,诗中的五行“……”是原文如此,并非引录者的删节:

  透过了半开的窗,

  灯光洒在草地,

  冬霜般凄白。

  我知道菲菲,

  在楼头忸怩地窥望;

  怕横空飞过的夜鸟,

  知道了伊底偷窥;

  处女的娇羞的情,

  灰白的夜幕下,

  放花在伊底心窍了;

  又象被捆在魔绳里啊,

  伊圣洁的视线,

  夜的幻美诱它不住,

  石榴子似的星也不,

  总离不开草地的瘦影;

  处女的纯洁的心,

  (爱的责任命令她了,)

  担心露水的苍白

  将染白了我微红的面颊,

  风将吹我生病;

  但一夜不见,

  焦急又煮碎了伊底心;

  夜的游虫都已家睡,

  夜鸯也放下了笛时,

  伊还焦思着:真病了。

  ……

  ……

  ……

  ……

  ……

  每晚每晚,

  我满装了虚幻的欢情,

  被爱的骄矜漾在我心,

  不管风寒露重,

  含笑蹀躞在伊后门。

  直到西风吹我病了,

  才知一脉芳情,

  从不曾飞进伊底心;

  我夜夜的相思,

  夜夜都死在伊门外。

  诗抒情。罗曼谛克的诗人蓬子,用他的诗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扉:他的苍白,他的凄凉,他的烦闷,他的情思。

  这些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晦涩、灰色的诗,在这六十多年间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只是为了勾出当年姚蓬子的形象,我才从发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找出了这些诗……

  遥夜沉沉,他期待着黎明;昏昏欲睡,他谛听着无声处的雷声。他的心境是芜杂的,他的心态是多元的。他曾用这样的“象征”,道出自己内心的痛楚与奋争:

  “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和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蓬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徜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不五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

  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

  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

  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象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遂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个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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