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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得很慢很慢，走了那么久，简直就好像一点也没有走过一样。当终于和学校外墙的边缘擦肩而过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出来一个怪声音，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要离开这儿了，就算再回来，也看不到那个人了，在这儿也没有多久好待了……”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并不是人的声音，但是说着人话，很亲切……比我听过的任何人的声音都要亲切。它不停地对我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要离开了……看不到那个人了……没有多久好待了……看不到那个人了……谁也看不到了……我伸出手，捂住耳朵，把那个声音护住，让它紧紧地贴着我的皮肤。它一直不停地说下去，既不轻一点，也不响一点，既不慢一点，也不快一点。我和它相亲相爱地依偎在一起，流了许许多多的眼泪。
我走得越来越慢，因为我的泪腺变得无比沉重起来。全世界的人都等不及我，走到我的前面。他们诧异地回头打量我，看我是个什么人、怎么了。他们看归看了，可是并不能知道，依旧带着一肚皮疑惑走他们的路。他们都走得比我快，都比我有办法，一分钟以后，他们大概就应该忘记刚才见过我这样一个人。在大街上流眼泪的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不道德的人。
头顶上是高架。幸亏是高架，把天遮住，让我得以有脸面在这里走。我不能在真的露天下面，否则就要无地自容了。我现在不能让那种颜色的天来提醒我野营那天的夜晚，我不能让那种太阳来提醒我A的手、提醒我爱。
我迟缓地朝车站走过去——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时间完全够恐龙出生又灭亡。我等着雨落下来——最好是暴雨，最好是龙卷风。可是它不，它无比坚强地盘踞在空中、高架上方遥远的所在，骑在我头顶上，对我俯视，只要我一日希望它落下来，它就一日不落下来。
高考前八个月（4）
我去买雪糕。买好之后，我从一帮人中间穿过去，一口一口咬着雪糕，走到车站上，站在站牌旁边。到什么地方去呢？车一辆一辆地开过来，开走。我漠然地看着一群群人上去，下来，看着售票员挥舞着双臂，既不上去也不下来，只是一直嚷着：“朝里走，朝里走！”这些车的面孔，我都是熟悉的：这辆可以怎么乘到家，那辆可以怎么乘到家……可是我一辆也没有上去。我还不想回家。到什么地方去呢？
淮海路没什么好去。动物园没什么好去。福州路没什么好去。季风书园没什么好去。永乐宫没什么好去。我突然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可是我更不想回家。我不想沿着这条千百年来不变的老路回家。这条路太脏，灰太多，光线太暗，车子太挤，我早就走腻了，走倦了。我就这样心神不定地站在站牌旁边，看着一辆又一辆车来了又走。最后我想，算了，我就站在这儿，看车子开来开走，一直看到什么时候想走了，或者差不多应该是不得不走的时候，再随便乘哪辆可以到家的车子回家去。
打定主意，心里好受了很多。我发现车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和借口。没有人会在经过的时候好奇地打量你几眼，大家都以为你和他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运气不好的等车人。你可以做出专心致志甚至有一点焦急的样子来，有时你还会以为自己真的是在等车，直到车来了，你才明白过来：哦，我不上车的。车走了，你就继续专心致志地开始下一轮的等车行动。没有谁会觉得你异常，他们都以为你在等车，等一辆和他们等的不一样的车。你在等一辆永远也不会来的车。
我啃着雪糕，心想：好了，现在我可以在这里站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了。这个很多到底有多少，我自己也并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地以为可以一辈子站在这根站牌的铁杆子旁边，啃雪糕。
我的雪糕还剩下一点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以我所熟悉的走路姿势从学校那边朝我这里走过来。我暂停咀嚼，注视着那个姿势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推进。那是A。我惊奇地想：那是A。我如释重负地想：那是A。我开心地想：那是A。
我没有什么额外的动作，没有什么言语。我没有反应，一如既往地啃我的雪糕，依旧保持着等车的表情。
然后，A看见了我——我晓得他肯定是看见了我。他继续走着，从那条非机动车道上穿过来，到这边隔开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的上街沿上，到我身边，站定。
我说：“你走了？”他说：“你怎么还没走？”我说：“我请你吃雪糕。”我通常有这种毛病，这其实说明我高兴。他说：“不用。我水喝得人已经要撑破了。”我说：“哦。”雪糕吃完了，我把木棒塞在上下牙之间，残忍地咬着。他问我乘什么车。我说我在想呀。我的口齿因为小木棒的原因有点含糊不清，不过我懒得把木棒取出来。他说：“哈哈。”那是他在这种场景下特有的一种表现，用一种特别的声音，发出“哈哈”二字。
我抬头，端详着车牌，用手指点着说：“这里每辆车都可以让我乘回家去。”说完，我抽出嘴巴里的小木棒，走开去，扔进废物箱，走回来。A看看我说：“873不行吧？”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有好几站可以让我下去换车。每次要想，要挑选，头疼死我了。”我一一解释，详细地把乘每辆车回家的路线告诉他，直到他确信我说的是事实。他笑起来说：“哦，你每次回家，大概就站在这里想、盘算、琢磨乘哪辆车回家，是不是？”我说：“是啊。要想很久很久。”“想很久很久。”他重复道。随后他说：“这样吧。你和我乘一辆车，好不好？”我看看他，没说什么。他就对我温和地笑笑。
A抬头从高架的缝隙里看看天，说：“要下雨的样子。气象预报不是报晴天吗？”我说：“我不知道着气象台算什么意思，这天又算什么意思。”
我跟在A的后面上了车，一前一后地坐下来。我说：“我很想吃东西的，现在。”A扭头问：“你肚子饿了？”我说：“不是。我刚才在学校里已经吃了很多东西，可还想吃。现在我想吃一头猪、一只鸡、一只鹅、十个富尔乐的香草冰淇凌、三个土豆泥、二十块钱的香酥鸡、一大盆色拉、一大碗咸菜炒墨鱼，还有很多很多巧克力和牛肉干。”A大笑，说：“你这是一种心理毛病。”我伸手敲他的肩膀，说：“呸！你才有心理毛病。”
接着我们就不说话了。我坐着，看窗外的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书包的拉链拉开，掏出了我的成绩报告单，开始看起来。A转过身子，把手放在椅子靠背上，静静地对着我，一直到我把眼光从报告单上挪到他脸上。他笑了笑，说：“怎么样？”我叹气，说：“我又确认了一次，我考得多恐怖。”我的肺已经被我叹气叹得皱了起来，一棱一棱的。
A把手放在我的头上，那种很好的温度传到我头皮深处，深得连感觉出来也很难。他一直在微笑着。我坐在椅子上，心随着车子的颠簸而一颠一颠。
“我总是在搜寻这样一个地方，”我说，“有很大很大、很软很舒适的沙发，让我可以把整个人埋进去，然后有一个电话机，我随便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捧着它在沙发里打电话。我看书、做习题、做五星级题库里最难的题目。周围很安静，就算有人，也很安静，大家都有序地平静地在做事情。”
高考前八个月（5）
A注视我，笑了笑。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说。
好像，后来我也笑了一笑。
高考后八个月（1）
高考之后，过去了八个月。我很难过，因为在最早最早的我的讲述中，这个时间好像是最开始的那个点。然后我又讲了许许多多在这之前的事情。也许这仅仅是我的一种习惯。每次开始我的回想，第一个浮上脑海的总是高考之后的第八个月。我并不是刻意地认为这个月有什么标志性，但是的确有些事在这个时候改变了——可能别人不觉得那是什么改变，可能连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然而当我一次又一次否认的时候，在心里，在一个最深最深最深的地方，我知道那些改变的真相，虽然我很难把它们说出来，甚至无法在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
也许我有毛病。也许我的确是一个回忆狂人。每当高考后的第八个月又一次闪回，我就必须把前前后后所有的故事都回想一遍。这种情况类似于我高三时有一段时间迷恋的《小王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要把小王子遇见狐狸的那一段重新看一遍，然后就不得不连带着把从头到尾每一个章节统统看一遍——我看n＋1遍小王子遇见狐狸的那一段，就连带着开始看n遍整篇的《小王子》。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开灯，偷偷摸摸，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穷看八看，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看些什么。哈哈。
高考后的第八个月，有一天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从B的学校走出来。昨天晚上，我和B和C在一起。我们坐在红茶坊里说话，说得暗无天日。后来我去和B睡在一张床上。临睡前我说我想A，但是我不敢见他。我不知道B有没有听见我的话，还有她听见了多少。
我走出用石头砌得非常非常高大雄伟的校门。昨天C说要帮我出坐出租的钱，实现四个现代化，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他，没有人来帮我实现现代化，我只好坐公交车。我有一种梦破了的感觉。一个晚上过去了，我只有去上课，去流浪在教室和教室之间。我拉着公共汽车上的扶手，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我从来不曾这样缺少保障过。
然后，我到了。于是我下车走进校门，再往里走，走进教室。
当我发现口袋空空的时候，心好像突然掉了出来。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非常恐怖。于是我就这样坐在教室里，尖声叫了出来。
本来大家都在聊天、走动、吃早饭，我的叫声让空气绊了一跤。四周静下来。熊熊正坐在我旁边，头伸过来问我怎么回事。
“有人偷了我的钱包，在汽车上。”我说。我难受得要命。随即我似乎感觉到那个时候，曾有手伸进我的口袋里……我身上被一只陌生的手碰过了……好像有一条毛毛虫钻进我的衣服里那样令我感到厌恶和恐怖。我又叫了一声，并且伴随着身体扭曲的动作。
熊熊紧张地说：“真的啊？要紧吗？有许多钱在里面吗？有要紧的证件吗？”我用力摇头，一直摇，一直摇下去。“没有。没有。”我断断续续地说。我的眼泪积在眼眶里，积到很多很多、很重很重的时候，就自己掉下来，一滴一滴，怎么也连不起来，像我心底的爱情那样沉重。
没有许多钱，也没有要紧的证件。但是有更加重要的东西在里面。钱掉了可以赚回来，证件掉了可以补回来，可那些重要的东西，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熊熊拉住我说你干什么，我说我不上课了，我回寝室去。熊熊说，那你当心点，有钥匙吗？我不敢看她，就这样不出声地走了。
我想回到寝室里去，到一个有电话好打的地方。我现在很想找到A。A不知道我的钱包被别人偷了，所以我要告诉他——因为那个钱包里有我的那些重要的东西……有A给我的一个维尼熊钥匙圈，上面挂着高中里他课桌桌肚上永固锁的钥匙。我从前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它重要得就像长在身上那样，你不能和它分开，可是它实际上又不长在身上，是最最容易丢失的东西。
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最容易丢失的东西——以前我怎么不知道。
我拨A他们寝室的电话号码。该死的201电话，每一次都要拨三十几位数字。然后电话通了，而他们寝室没有人。现在是早上8∶10，A一定有课。
我背靠墙壁，手里握着电话，听那里面寂寥的一声声“嘟”。我的腿和腰慢慢地失去了力气，于是我就这样背靠着墙壁慢慢地一直往地面滑落下去，最后坐在地板上。
这里真舒服。我现在有一个舒服的地方，让我可以坐着哭。我的钱包被别人偷掉了。我的钱包里放着A送给我的维尼熊钥匙圈。那个钥匙圈上有A的一把小钥匙。我现在找不到A。
我保持那样的姿势坐着，一个人哭。我一直在想念我的维尼熊钥匙圈。那个黄色的穿红衣服的小眼睛熊，笑眯眯的——A苦恼起来的样子，真的有一点像它。还有钥匙圈上的那把钥匙。A桌肚上的那把锁，是全班最大的一把锁——一把绿色的永固锁，我以前总是说，这把锁可以用来敲别人的头，把人敲死。后来A直升了，这把开锁的钥匙就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