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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纯净的自然与归隐的恬淡之心契合，顾城在取景上往往不写令人震惊的崇高物象，大多选取自然界中洁净、平和、优柔之景，如风云、星辰、花鸟、虫鱼、草原、灯光、霜雪等，使诗的意境呈现出宁静淡澹之美，而且其中满蕴着欣欣的生意和怡然自得的淡淡喜悦，散发着一种朦胧的禅意，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一片为爱驱动的，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⑤。为了长久地摆脱丑恶现实的侵扰，更深地融入自然，他笔下的自然常常是人化的“无我之境”，“自我”有意地被消融，被冲淡于景物描写中，只有雪泥鸿爪般的淡淡痕迹偶尔显露，故而其诗又常常表现出一种“神与物游”，“物我叠合”的意趣与境界。
这是在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理想的支配下对自然的一种人格化创造，也是他在“穿越物象才能达到本体，忘其形才能得其魂”⑤的诗歌理念的支配下所创造的有别于政治写作的诗歌范式。如在《雪的微笑》中，“我”就悄然地退居景物的一隅，“雪”占据着整个画面，“在蓝色磁波中颤动的土地／停住呼吸”，雪“抖动透明的翅膀”，象白鸥般翩然飞来，“像蒲公英一样布满河岸”。于是“没有任何预谋／花朵就开放了／森林就占领了群山”。景是“我”眼中之景，而“我”却并没有出现，“我”以“局外人”的身份在作专心致志的审美观照，就在这观照中，渐忘“自我”，渐忘愁苦，暂得快意。在悠然兴会中，让自己回归于生命和人性本初而根始的“自然”。这种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在《风的梦》、《早晨的花》和《水乡》等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值得注意的是，童心和自然在他的诗中其实也是同质同构的，纯净的童心栖居于纯净的环境之中，纯净的环境衬托着纯净的童心，这样就形成了以冲淡的环境为表，以纯净的童心为里，表里相谐，物我交融，共同构成“纯净美”的光洁“天国”的诗美特征。
总之，顾城“造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确切地说，他把属于自我世界里的那些东西置入了一个新的为他所喜爱的结构中去”。他把单纯的童心和纯净的乡村景色揉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纯净美”的璀璨高贵的人性天国。在这个“天国”里，他将自己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所作的理性思考以感性形式作了呈现，重塑了一个和在奴性话语中成长起来的“旧我”迥然有别的，有着觉醒的主体意识的“新我”典型，并在潜藏着的童心和俗世、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里，暗示了人性健康发展的未来路径， 昭示了十年动乱过后整个民族性格重建的必要性，从整体上显示了一个由迷惘苦闷走向沉思并最终觉醒的思想启蒙者，对未来的寓言描绘、哲性指引。
应该要承认的是，“纯净美”的“天国”在现实层面上只是一种人生幻象，是给身陷现实痛苦的人们聊以安慰的生存期待，是一个闪着招引之光的彼岸灯塔。但是如果不是从幸福的顶端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巨大反差的刺激，不是动乱年代灰色社会生活在一代青年心灵上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顾城又怎么会臆造这么丰富的精神大餐来聊以自慰和慰人呢？“幸福的人是决不会幻想的，只有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人才会幻想，得不到满足的愿望是幻想的驱动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一个对不予人满足的社会的矫正”。从本质上说，顾城的幻想来自于对快乐和幸福的追寻，来自于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来自于对主体沦落、人性荒芜的反拔，来自于对人本主义的张扬，为的是“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象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正因如此，顾城的诗歌就因其“纯净美”的“天国”的构建而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成为一个特殊“徽记”。由此也确立了他在新时期文学集体理性重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使他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永久镌刻的一个闪光的名字符号，成为时代精神旷原中一棵引人注目的思想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