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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广东自行在深圳划出一块地区作为试点，出租给外商，投资兴建工厂、旅馆、旅游区，按国家规定进行管理和收税；采用投标方式，价高者得；在深圳开设外币商店；兴建一些宾馆，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供游客游览、游泳、度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办特区探路。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
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意味着，搞特区不是捡便宜，不是天上掉块大肥肉下来，而是要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在财政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更重要是在体制上、观念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体制严重僵化的大环境下，改革要冒极大的风险，搞不好是要人头落地的。
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出格”的话，北京决不会说，上海也决不会说，别人都不会说，只有广东敢说。
广东不仅敢说，而且敢做。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有什么大动作吗？似乎没有。但广东在一个月后，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一个整整齐齐的方案，摆在面前，证明广东是做足了功课。最后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先行一步，搞经济特区。
广东的确受惠于中央政策，如果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种体制之下，广东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别忘了，这个政策既是中央定的，也是广东人自己千辛万苦争回来的。改革初期，虽然上有政策，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中间隔着万壑千岩，阻力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以致一度造成“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的局面。
然而，广东人不会坐着等运到。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粤、闽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上，广东代表提出，能不能由中央定出几条大杠杠，几项大原则，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好了。直到今天，重读当年广东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勇敢和直率，仍不禁为之击节称叹。
我把广东代表的发言摘录几段在此：
“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有些部门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在几条大杠杠下，你们（中央）把我们忘掉好了。”
“你们（中央）不拿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中央如果放手让我们去闯，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当广东人冒着政治风险，努力争取政策时，为什么别的省市就一声不吭呢？有人还等着看广东的笑话；有人跑到深圳转一圈，就放声痛哭，认为红色江山已经变色了；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外，什么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就像当年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江上鼓浪前进，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
可是等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了，经济上腾飞了，一些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又钻出来说风凉话了：“广东只不过靠了中央的优惠政策才富起来的，给我们同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也行。”好像广东是冷手执个热煎堆似的。
从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到现在已经25年了。有关经济特区的各项成就，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小媒体都有报道。上网搜搜，有如恒河沙数，如果把所有资料都下载打印出来，顶得上一套四库全书。我随手撷取几组数据，胪列于下，作一个小小的存照：
1980年代，广东有一句口号响遏行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年后，这个标语依然高高耸立在深圳蛇口。深圳建53层的国贸大厦时，三天往上盖一层楼，这个速度，在当年近乎奇迹，令全国人民惊叹不已。各行各业都急起直追，从而创造了一个“深圳速度”的神话。
从1980年至2000年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递增31。3％的速度发展，大大超过以前联邦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全盛时期的发展速度。2002年，深圳市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稳居第4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人均GDP雄居中国大陆首位。
2002年的深圳，还有多项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2位。外贸出口总额达连续10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
榜首。2003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再创8年以来新高。
仅25年间，深圳便由一个荒凉的小渔村，迅速崛起而成一座有500多万常住人口，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型城市。这种惊人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作为广东人，能不自豪？
再看看珠海，25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偏僻落后的小镇，现在摇身一变，已经成了全国唯一获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以及“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殊荣的美丽海滨城市，还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称号。可以预期，港珠澳大桥一旦落成，前景将豁然开朗，必另有一番景象。
号称“粤东门户，华南要冲”的汕头，发展也十分迅速。其间虽屡屡受到走私问题的困扰，元气大伤，但从1981年至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仍以年均13。5％的速度递增；其中最低的2000年也比上一年增长7。3％。1992年和1997年，两度进入“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
作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初把经济特区放在上海，以上海人输不起的性格，一定泡汤。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感慨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但作为上海自己，为什么要坐等中央来选择她？为什么她不能像广东一样来选择自己的位置？
北方人是“利不十，不变法”，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赢利的好事。只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广东人就会义无反顾。只有广东人才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也只有广东人才有这么厚的脸皮和坚忍不屈的毅力，能够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热风冷雨中，一边写检讨，一边坚持摸索前进，硬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些海上丝路的后裔，为中国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
“我喜欢钱，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贵农贱商”。农业是立国之本。然而，受到国家重视的农业，农民偏偏一贫如洗；而被国家轻贱的商业，商贾却反而腰缠万贯，家肥屋润。这种现象，包含了某些近乎悖论的矛盾。于是，传统文化不得不灌输给人们“安贫乐道”、“穷通有命”的观念，要求人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鼓励人们把家中的敝帚当成珍宝。
但这套道德理论，在广东却没有什么市场。广东人并不讳言自己追逐财富，也不觉得这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人们常常称赞广东人如何勇敢地冲破儒家“重农抑商”的观念，其实，对于广东人来说，谈不上勇敢冲破，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信奉过这个观念。他们笃信的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几百年前，当北方人还在私塾里高声诵读“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广东已经是“富盛天下，负贩人多”，“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了。
自古以来，朝廷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既要依赖广东人去赚钱，又要蔑视他们赚钱，还暗暗担心他们太会赚钱。于是，一方面，广东人创造的利润源源不绝输入国库，另一方面，还要背负着“暴发户”、“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等的恶名，为圣贤所不屑。雍正皇帝就曾经怒斥：“在广东本土之人，唯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
不过，广东人对此似乎不太在意，或者说，他们很少去想，也不打算辩白。如果有时间，他们宁肯去想，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所说的小人，并非卑鄙小人，而只不过是说平民百姓而已。平民百姓谋利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晚清大思想家魏源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大意是说，做官的人、做学问的人应以“名”为人生目标，以名教陶养精神，不必言利；而老百姓则应以“利”为人生目标，不妨光明正大地逐利求财，但要保持一个合理、合法的度。魏源这样解释儒家的名利观，可以说是跨前了一大步。
对于金钱，人类一向是爱恨交集。人们既信奉“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的信条，又痛恨“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现象。萧伯纳说：“没钱乃万恶之源。”但莎士比亚却怒斥：“金子，把恶的变成善的，把丑的变成美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剖析之后也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他们说的意思，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儒家文化教导人们“视钱财如粪土”。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说过，“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后来，毛泽东更提出要做“五种人”，即“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求按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标准去修炼自己。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中国人不断地狠批利润挂帅、狠批金钱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经过30年的磨练，广东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如果祖宗是三代贫农四代乞儿的，上街都可以横着走了。
这时如果你说广东人有发财相，将来会赚大钱，发大财，恐怕除了笑掉人的下巴外，不会有别的反应。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
1980年代是属于广东人的。他们是这个年代舞台上最耀眼的一群，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令世界目瞪口呆。一夜之间，计划经济的坚冰被他们打破了，金钱、财富、权力、市场这些概念都被他们重新定义了。
金钱，这个沉睡多年的怪兽，突然苏醒了。在“全民经商”之风的吹袭下，红红火火的广东的土地，仿佛弥漫着一种魔力，很多人一踏上这片土地，内心就好像有千万只虫子啃着他的心肝脾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头脑昏热，心浮气燥，情不自禁地想发点什么小财。多少人终日挟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四处奔走，逢人就打听：你要水泥吗？你要钢材吗？你要纯碱吗？我给你3％的回扣。
一说起生意经，人人眉飞色舞，谈上三天三夜也没问题，早茶午饭宵夜直落。我常常听见一些朋友口出狂言：“其实赚它一二十万并不难嘛，只要抓住机会就行。”这话听了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到大街上抓机会去，拿着通讯录一边翻一边想“我先赚谁的钱好呢？”真是豪情万丈，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积30年的能量突然爆发出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猛
然间受到巨大的冲击，摇摇欲坠了，有些顷刻瓦解，有些重新排序。这时的广州、深圳，确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但也充满了危机。
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财是养命之源，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了。这是古圣贤的教导。个人赚钱的动机是高尚还是龌龊，并不重要，它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重要的是赚钱的规则是否完善。规则的好坏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当社会患上种种奇难杂症时，不能怪人们“贪婪”、“自私”，怪只能怪没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
然而，许多人不在规则上做文章，却只会挥舞道德大棒乱打，拼命想关上被广东人打开的窗口。当时广东创办的《南风窗》、《黄金时代》和《南风报》，竟被批评刊名与金钱有关，与香港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一时间大帽纷飞，杀气四起。人间无端之事，往往如此。这些人对金钱的恐惧，简直到患上神经官能症的程度。
但他们全都失望了，石头一经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
1987年，有3位“青年教育家”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