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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一双俏眼盈着泪水。洪承畴也不由地酸楚起来。
美妇随即提起玉壶说：“将军即便要死，难道就不能喝口水再成仁吗？”洪承畴面对美人也已觉口渴，于是张开嘴，她“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给他喂下，喝了数口，才知是参汤。接着美妇便晓以大义，告诉他满清并不是要明室江山，今请将军暂时降顺，以主持和议，那时家也保了，国也报了，将来两国议和，将军留在此处或回国皆可，岂不是两全之计。洪承畴不由得连连应允。
这个美妇是谁？她就是皇太极的妃子、历史上有名的清孝庄皇后。尽管孝庄一生都不曾走到朝堂之上垂帘秉政，但她却依凭自己的才智襄助儿子顺治入关定鼎，开创了大清的兴盛基业。她的名字是大清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称号之一。
孝庄后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１３岁嫁于皇太极为妻。皇太极称帝，国号清，奠都盛京，博尔济吉特氏被封为永福宫庄妃。庄妃深得清太宗的宠爱，不久生下一子，就是入关定鼎的世祖福临。由于孝庄经常留意参预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才智很快脱颖而出。当重大变故发生时，往往可以牵一线而动全局。
崇德八年夏，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气象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筹划下一步战略，可惜天不假年，一次发了寒热，病势越来越重，医药都失去效果。不久皇太极去世。
由于皇太极对皇位的继承问题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于是在丧仪背后，新的皇位之争在两黄、镶红、镶蓝四旗支持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和两白旗及多数诸王贝勒支持的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之间正悄悄展开。按照清太祖努尔哈赤规定的皇位继承《汗谕》，由满洲八旗贵族共议嗣君。
《清世祖实录》载：这时“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正、镶两黄旗将领盟誓，宁可死作一处，坚决要立皇子；而正、镶两白旗大臣誓死不立豪格，他们跪劝多尔衮立即即位：“汝不即立，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两黄旗大臣愿立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尔！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串连、游说、盟誓、劝进，频繁的活动，导致了双方决绝的对立。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崇政殿诸王大会，彼此终于摊牌了！
这天大清早，两黄旗大臣盟誓大清门前，命令本旗禁军张弓戴甲，环立宫殿。会议开始之前，黄旗大臣悉尼就提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会议一开始，年高辈尊的代善首先发言：“豪格是先帝的长子，当承大统。”豪格见气氛如此，料定皇位必是囊中物，便欲擒故纵，起身逊谢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说完离开会场。
豪格一走，阿济格、多铎乘机劝多尔衮即位，年老的代善不愿得罪锐气方刚的多尔衮，态度骑墙，暧昧说：“睿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两黄旗大臣沉不住气了，佩剑而前，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有人提出立代善，代善却不愿陷入旋涡，推脱着说：“吾以帝兄，当时朝政，尚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说完退场，阿济格也跟随而去。两黄旗大臣怒目相向，多铎默无一言，会议眼看陷于僵局。然关键时刻，多尔衮突然戏剧性地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立先帝九子福临为帝，由他本人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这一决定使两黄旗大臣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打的是拥立皇子的旗号。而且两黄旗天子亲兵的地位保持不变，因此不再坚持立豪格，转附多尔衮，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祭祖祷天、集体盟誓，皇太子福临即位，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以明年为顺治元年。满族帝基崩溃的危机竟以福临的即位轻轻化解了。此事朝鲜《沈阳状启》及《沈馆录》均有记载。
大清顺治元年，也是明崇祯帝十七年，这一年为明亡清兴一大关键。这时北京已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帝自尽，多尔衮奏请南征，率领八旗劲旅，蒙汉健儿，进图中原。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多尔衮得以长驱直入，不久攻占了北京。不久福临及庄妃由沈阳启銮也到了北京。
庄妃虽然母以子贵，但她是聪明绝顶的人，自念孤儿寡妇，终究未安，不得不心中有谋策。阿达礼硕托诸人暗劝多尔衮自立为君，由多尔衮举发，经刑部讯实，立即正法。庄妃闻知，格外感激，于是传出懿旨，令摄政王多尔衮便宜行事，不必避嫌。从此多尔衮随意出入禁中，甚至有时就在大内住宿。实际上多尔衮对于皇位是耿耿于怀的。虽然他控制了大清军政大权，毕竟还有缺憾。只是由于他当年与豪格对峙，退而在诸王大会上倡立福临，才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因此，在激烈动荡的戎马生涯之余，他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懊悔愁苦与自怨自责的痛苦之中。他经常发怔忡之症，有一次他对人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随着他功业的累进，他的权力欲愈益炽烈，到后来，这种如同火焰一样烤炙着他的心的欲望，竟使他做出可笑的举动：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
此时顺治帝不过十余龄，外事统由摄政王主持，内事都由太后处置。多尔衮生活放纵，肃亲王豪格的福晋，生得如花似玉，与太后芳容不相上下。多尔衮便诬陷肃亲王豪格言词悖妄，审鞫后将豪格幽禁在宗人府，豪格的福晋被日夜留住多尔衮府中。他还私役内府公匠，大修府第，广征美女，甚至向朝鲜搜求公主，得到后又嫌公主不漂亮随意丢弃。与多尔衮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让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多尔衮以高超的手腕，以两白旗为中坚，笼络了以代善为首的正红旗，安抚了镶红旗，分化了两黄旗，打击了两蓝旗。诸臣多次提出给皇帝延师典学，多尔衮都置之不理，有意让福临荒于教育，做一个傻皇帝，致使福临１４岁亲政时，不识汉字，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
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进逼下，只得以柔克刚，隐忍、退让以委曲求全。她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顺治元年十月，加封为叔父摄政王，并建碑记功。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多尔衮毫无拘忌，凡宫中什物，及府库财帛，可以随意挪移。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这才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多尔衮觊觎皇位的野心，化解了孝庄母子的危机。
多尔衮的福晋病亡，顺治六年冬月，孝庄下嫁于多尔衮。多尔衮与孝庄的私情引发了无数版本的传闻和野史，成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后人曾有数句俚词：“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即指此事。《东华录》记载摄政王纳豪格福晋事，不记载太后大婚，大概是乾隆时纪昀所删。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往喀喇城围猎，忽得了一种喀血症，不久病逝，顺治帝辍朝震悼。多尔衮柩车回到北京，顺治亲率文武百官，皆全身缟素，远远地到东直门五里外去迎接。多尔衮被追尊为“诚敬义皇帝”，照帝制丧葬。在外重葬多尔衮的烟幕下，顺治却悄悄地做了三件事：一是把多尔衮王府内的印信和档案都收回宫内；二是收回皇权，凡重大事情一律报皇帝亲自处理；三是赐死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
顺治八年正月，顺治帝正式亲政，许多大臣弹劾已故月余的多尔衮。大略说他种种骄僭、悖逆情状，并将他逼死豪格、诱纳侄妇、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等事皆列入。顺治即宣布多尔衮“谋权篡逆”等罪状，削爵毁墓并撤去太庙牌位，籍没家产，悉行追夺所得封典，将其党羽凌迟处死，将其罪状昭示中外。据载：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曝尸示众”。而孝庄却不加以阻拦，而且没有孝庄的支持和同意，顺治不会如此决然地翻云覆雨，也不可能有如此过人的智慧和胆量。可见孝庄和多尔衮之间的所谓“爱情”，恐怕只能是文学家们的戏说。
直到康熙二十六年，历经三朝、七十五岁的孝庄才离开了人世。根据她的遗愿，灵柩没有运往盛京与皇太极合葬，而是暂安在京东清东陵。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孝庄死后，梓宫暂安奉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匆匆动工营建陵寝，而陵工仓促，不到一年就草草修就。或许康熙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
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复见本夫；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一种宫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做的铺垫。
“太后下嫁摄政王”这个问题，是清史研究中一大疑案，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议。持太后下嫁多尔衮观点的人，大都以明朝遗臣张煌言所做的诗为证据，张煌言有《建夷宫词》影射太后下嫁：“上寿筋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苍水诗集》一出，“太后下嫁”一事仿佛得到了证实。张煌言做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五十，不可能嫁给三十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小于多尔衮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可靠史证的。
学者孟森先生说：“不能据此孤证为论定。”他认为张煌言对清廷怀有成见，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帝后分葬在清代不乏其例。如果皇太后真的公开下嫁，那应该是轰动全国的大举动，不能像老百姓家那么简单随便，如真有其事，当时私人著述里应该有所反映，清末民初有大量的前清私家著述印行问世，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印证“太后”下嫁摄政王的史料，因而下嫁云云，是南明政权的传闻而已。
旧时满洲有这样一种风俗：父死儿娶其庶母，兄死弟娶其嫂。由此，在清朝初期，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妻妾互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清代自康熙开始，受汉化极深，对满族原始资料之有违儒家传统的地方，做了大量删改和毁弃。清宫档案没有记载，就不等于事情没有发生。清亡后，民国教育部清理礼部档案，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中有“皇父摄政王”字样，与“皇上”同格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档案，发现顺治四年之后内外奏疏亦多称“皇父”，与蒋良骐《东华录》记载：顺治八年二月己亥，顺治诏书称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而《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同处却不见这一记载。《东华录》是著名的清代资料长编，可信度极高。《实录》不载此事，很可能故意隐讳。多尔衮到内宫干什么？答案不难猜测。
但也有人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顺治十七年，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这其中有许多疑问，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前边那句“睿王摄政时”或许正是答案。另外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很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廷使臣答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