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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事情可做，然而他们偏偏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让人质疑他们的资格了。
然而他们名义上又有一种资格，譬如，大学教师，那就容易混淆视听了。
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构建，就其主干而言，无疑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厌烦的侧面。例如在贵族统治构架的边上，它衍生出另一种社会等级，使很多创作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其中，越是勉强获得这种认定的人总是越要摆出一副学者架势，指手画脚，最后甚至自以为也懂得艺术创作，着手否认莎士比亚。这一来，连原先热爱莎士比亚的人也开始混乱，因为莎士比亚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支橕，而这些人背后却是一所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那个虚幻的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声：“你是谁”
否则，莎士比亚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莎士比亚来路明确，他们来路不清；莎士比亚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他们没有作品也就是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莎士比亚在尽力感动民众，他们在大声左右舆论———总之，这是一场失衡的对峙，蒙面的偷袭。
追问之后我们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归属问题上分成相信派和怀疑派了，怀疑派不成其派，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艺术创作，因此不具备公开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这种反问批评者资格的思路，使我豁然开朗。因为直到今天，单方面蒙面偷袭的闹剧还处处发生。前两天听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告诉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即将规定，公共媒体上的“股评家”，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持股状况。我虽然至今与股票无缘，却立即领会了此举的别无选择。因为据我亲自经历，至少已见到两拨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传媒上义正辞严地揭发和声讨受害者。看来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评者的真实面貌，结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状态，纔能使批评开始变得稍有意义。
其实，即使闻到的声音，也有隐显两层。外显层次的声音往往非常学术，格外正义，而内隐层次，则沙哑焦躁，很不好听。有时一不小心，内隐层次会突显其外，让人吃惊。
对于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亚也都领略到了。
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
……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称作“大学纔子”的罗伯特·格林。他当时在伦敦文化界地位不低，发现突然冒出一个莎士比亚并广受欢迎，理所当然地觉得威胁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摆弄一下文化学术声腔来镇一镇，谁知莎士比亚最先拿出来的几个剧本是《亨利六世》、《理查德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历史意味深厚，全然剥夺了批评者从学术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可能，于是这位格林恼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内心的嫉恨。其实，这也是后来很多文质彬彬的怀疑论者潜藏的心声。
这篇文章因格林死后被编入他的文集，纔被后人看到，让后人知道莎士比亚活着时身边的真实声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实的声音比这篇文章更其恶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杰作并创造伟大的。听说他有时还会与别人在某个啤酒馆里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过去了。
大师的处境，即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纔华却不愿凭着一点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纔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他联想到绑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就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还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纔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像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纔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
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
但是，青木正儿先生把中国纪年推算错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汤显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离莎士比亚去世未满百日。
中国与欧洲毕竟路途遥远，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传递，也需时日。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双神秘的巨手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日离开世界，那么，让东方的汤显祖稍晚百日离开，也算是同时。
他们一起，走得何其整齐，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纔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让人类惊悚。
两方茶语
这两天伙伴们驱车北行，我独居曼彻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于是想起了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性。
在吃的方面，意大利有很好的海鲜，德国有做得不错的肉食，法国是全方位的讲究，而英国则有点平淡。英国菜也不是做得不好吃，最大的弊病是单调。
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学讲课，住在柏立基学院，这是一处接待各国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个餐厅。当时香港大学完全是英国作派，正巧那学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国教授为主，我就在那个餐厅里领略了英国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们聚坐一桌，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总之，气氛很好。但我毕竟俗气，从第二顿开始就奇怪菜式为何基本重复，以后天天重复，到第四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从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个共鸣者，但每天阅读他们的脸色眼神，半点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么优雅而快乐，吃着每天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们久了，他们朝我点头，依然是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
我终于找到了管理人员，用最婉和的语气说：“怎么，四天的菜式，没有太大变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员和善地对我说：“四天四十年了，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我就开始到学生食堂用餐。
这件事，让我惊讶的不是菜式，而是英国教授的接受能力和忍耐能力，尤其是那永远优雅快乐的表情。
因为我看出来了，四十年不变，正是这种表情诱导的结果。管理人员怕表情有变，于是以坚定不移的菜式来保证不变。
这次来英国后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次英国菜，确实说不上什么，于是仍然去找中餐馆。
事事精细的英国，对于如此重要的吃，为何不太在乎他们比较在乎喝。
但这也是三百年来的事。在十七世纪中期之前，当咖啡还没有从阿拉伯引进，茶叶还没有从中国运来，他们有什么可喝呢想想也是够可怜的。
据记载，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很少，但一百年后就年进口二千多吨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吨，年耗已达万吨。到十九世纪，他们对茶叶的需要已经到了难于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鸦片来平衡白银的进出。后来他们又试验在自己的属地印度种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岭和尼泊尔，就看到处处都卖当地茶，便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开的头。
英国人在印度、尼泊尔和锡兰种的茶，由于地理气候的独特优势，质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