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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怀好意地笑了一笑，说：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正是你一个冬天都没有离开过切尔卡索娃。”
我脸涨得通红。
“是没有离开过！可是我和你在哪儿她就跟到哪儿，难道是我的过错？最使我伤心的是你和我在一起总有点不自在，仿佛你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你直截了当说吧，什么心事？你心里藏着什么 ？”
“我藏着什么？”她回答道，“悲伤，我悲伤的是，我们往日的爱情已经没有了。不过说这个干吗……”
她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
“既然你不快活，那么化装舞会我就准备谢绝参加了。只是你对我太苛刻了，我每一个心愿你都说成是庸俗的，你剥夺我的一切自由，而你自己却什么都干……”
春夭和夏天我又多次出外漫游。初秋时节又遇见了切尔卡索娃（在此之前我和她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并且得知她要迁居基辅。
“亲爱的朋友，我要和您永别了，”她用一双鹰眼看着我说：“我丈夫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您愿意送我到克列缅楚格吗？当然，要完全保密。我在那儿要过一夜，等船……”
二十九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间。我迄今还看到和感觉到那偏远小俄罗斯城市的死板而阴郁的生活，它的冷落的街道，狭窄的木板人行道，围着篱笆的黑色的花园，林荫道上光秃秃的高大白杨，空荡荡的市立公园，里面有一间窗户被打死的夏季餐厅，这时节湿润的空气，公墓里腐烂树叶的气味，我沿着这些街道、花园毫无表情、毫无目的地徘徊，我那些同一的思绪和回忆……回忆是一种使人沉痛。使人恐惧的东西，它甚至需要有专门的祈祷文才能解脱。
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她那些偶尔才吐露一点的隐痛使她发狂了。那天格奥尔基哥哥下班回来晚了些，我回来得更晚（她知道我们机关在筹备地方自治会年会，要晚些回来）。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出门（每月她总有几天是这样），而且，跟往常一样，在这种时候她总是神态异常的。她准是照自己的习惯蜷缩着身子，半躺在我们卧室的沙发上好半天，抽了许多烟（她从某个时候起开始抽烟，我多次请求甚至要求她丢掉这种对地极不适合的嗜好，可她总不听），或许，她还茫然地瞧着面前的什么东西，然后蓦然站起身来，在一片小纸上一字也不改地给我写下几行字（这是哥哥回来以后在这间空空如也的卧室里的梳妆台上发现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收拾自己的一部分东酉，其余的都干脆扔掉了。这些到处乱扔的东西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勇气去拾起来，收藏在什么地方。夜晚她已经走远了，走在回父亲家的途中……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去追赶她？也许是因为出于愧疚，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她有时脾气倔强。我打了许多电报，写了许多信，最后也只收到两句回话；“我女儿走了，而且不许把她的去向告诉任何人。”
如果当时哥哥不在我身边（虽然他本人也束手无策，茫然若失），天晓得我会发生什么事。那简短的写明了她出走的原因的宇条，哥哥没有立刻交给我，想让我事先有个思想准备——他这样做很笨拙。最后他下定了决心，噙着泪珠把字条交给了我。在那片小纸上她用坚定的笔触写道。“我不能再看着你离我愈来愈远，不能继续忍受你无休止地，日趋频繁地污辱我的爱情，我既不能让它在我心中死灭，也不能不明白：我受到的屈辱已到了极限，我的一切愚蠢的希望与梦想都已破灭。愿上帝给你力量经受住我们的诀别，忘掉我，在你那新的、完全自由的生活中去获得幸福吧……”我一口气读完了宇条，觉得脚下的土地在下陷，脸皮和头皮在发冷，在缩紧，但我却嘣出一句相当厚颜无耻的话来：
“这有什么？早就该料到的，这种‘破灭’寻常得很！”
此后，我竟然还有勇气走进卧室，摆出一副冷漠无情的神态躺在沙发床上。黄昏时分，哥哥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着我，我假装睡着了。他碰见任何不幸的事都惊慌失措，经受不起，这一点特象我们的父亲。他匆忙中很快就相信我真的睡着了，趁当晚还得出席参议会会议的机会，便悄悄穿上衣服走了……现在想起来，我当天夜里没有开枪自杀的唯一原因，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得自杀。当时窗外花园里的乳白色的月光照亮了我的房间，我走进餐室，点着灯，在橱柜旁喝了一杯伏特加，接着又是一杯……我从屋里出来，走到街上去。街上寂静无声，温暖潮湿，周围的一切——空荡荡的公园里和林荫道上的白杨间到处弥漫着浓密的白雾，这雾和月光融合在一起，情景十分可怕……然而回家就更可怕：要点燃卧室里的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下看到这些还扔得到处都是的袜子、鞋子、夏令时装和那件花睡衣——我入睡前常常搂着这件睡衣裹着的她，吻她向我仰起伸过来的睑，感受她那温馨的呼吸。只有和她在一起，在她面前痛哭才能使我摆脱这种恐惧，可是她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晚上，死一般静寂的卧室依然亮着微弱的烛光。漆黑的窗户外是茫茫的黑夜，正渐渐沥沥地下着深秋的细雨。我躺在床上凝视前面的墙角，那儿挂着一幅陈旧的圣像，她睡前总要向它祈祷。圣像陈旧，仿佛是一块浇铸板，正面涂了一层朱砂，在漆得光亮的红底上是穿金衣的圣母像。圣母既严肃又悲伤，又大又黑的眼睛超出黑眼眶，叫人毛骨悚然！圣母和她，这幅圣像和她疯狂出走时仓惶扔下的一切女用什物在我脑海中搅在一起，即使人觉得可怕，又使人感到亵渎。
接着过了一个星期、两星期、一个月。我早已辞掉了我的职务，不到人群中去露面。我压下了一个回忆又一个回忆，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就象某些斯拉夫农民， 曾经在某个地方， 在坑坑洼洼的林荫道上，“纤着”装满沉重货物的大船一样。
三十
无论家里还是城里，仿佛到处都有她的身影，我又被这种幻觉折磨了约一个月。最后我觉得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决定到巴图林诺去住一段时期，暂不理会将来的事。
我匆匆和哥哥最后拥抱一次之后，怀着非常奇怪的感觉走进已经开动的列车车厢。进了车厢，我自言自语道：嘿，我又象小鸟一样自由啦！这是个没有下雪的漆黑的冬夜，车厢在干燥的空气中轰隆轰隆震响。我提着小箱子坐在门边的一个角落里，回想起我爱在她面前重复的一句波兰谚语：“人为幸福生，鸟为飞翔活”。我一个劲地凝视着隆隆声中漆黑的车窗，不让人看见我的眼泪。这一夜列车开往哈尔科夫……两年前的那一夜是从哈尔科夫开过来的：那是一个春天的拂晓，她还在渐渐亮堂起来的车厢里酣睡……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紧张地坐在又闷又挤的车厢里，一心盼着天亮，盼著有人走动，盼着哈尔科夫车站上的一杯热咖啡……
后来到了库尔斯克，它同样引起我的回忆：一个春天的中午。我和她在车站上吃饭，她显得很高兴，说；“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在车站上吃饭！”眼下却是个灰蒙蒙的寒冷的日子，时近黄昏，我们这列过长而又十分平凡的客车停在车站前：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亚速海铁路线上的三等车厢都是庞大而又笨重的，象一堵没有尽头的墙一样。我走下车厢，看了着周围，前面老远的地方现出一个黑糊糊的车头，几乎着不见。一些人拿着茶壶从踏板上跳下来，急急忙忙地到车站食堂去打开水——他们全都一样的令人厌恶。我的几个邻座也下了车：一个是被自己的肥肿症弄得精神不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商人；一个是极其活泼、对一切都好奇的小伙子，他那鄙俗的面孔和嘴唇整天叫我作呕。他总是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也整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会说，这个人怎么老是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不知是个少爷呢，还是个什么别的人！不过他倒友好地提醒我，说话象放连珠炮似的：
“您注意，这里总卖烤鹅，便宜得不得了！”
我停住脚步，心里想着小卖部，我不能去。因为那儿有一张我和她曾经坐过的桌子。虽然这个地方还没有落雪，但空气中却已经充满俄罗斯严冬的气息。在巴图林诺等着我的将是怎样的一座坟墓啊！父母都年事已高，不幸的妹妹艳容已衰，冷落的庄园，破败的房屋。倾颓的花园，只有寒风在那里呼啸，冬日的犬吠声在这寒风中显得格外多余、凄切……列车的尾部长得望不到头。对面，站台的栏杆房耸立着一排白杨树，光秃秃的象扫帚。白杨树后面冻结的鹅卵石便道上，有几辆出租马车等着生意，看这情景，库尔斯克的苦闷寂寞就不言而喻了。站台上一群村妇就站在白杨树下，他们都用围巾围得严严实实，围巾两端系在腰间，脸冻得发青，正在讨好多地招徕顾客，叫卖那些便宜得不得了的烤鹅——个个肥大，僵硬，皮上象长满了粉刺。打好了开水的人爽快地从车站前朝暖和的车厢往回跑，虽然觉得冷，但还挺愉快，一边跑一边嬉皮笑脸穷快活地跟村妇们讨价还价……终于，远处的机车猛然吼叫起来，阴森可怕，威吓我还有更远的路程……最使我束手无策的是不知道她躲藏在哪里，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早就不顾任何羞耻，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她追日来。她这鲁莽的行动无疑是一时的冲动，而妨碍她后悔的也只是羞耻心。
我再一次回到父亲的家，已经不象三年前那样了。如今我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巴图林诺比我路上想象的还要坏：村里的木房残破不堪，那些长毛蓬松的狗和停在门前结满冰凌的拉水车使人想起蛮荒时代，门槛和泥泞冻在一起，象铁一般的坚硬，通向我家庄园的车道上也布满了这种泥泞，象驼峰一般，空空荡荡的院子面对者阴沉的房屋，窗户也是一副愁苦相，高得不象样子的、笨重的屋顶是曾祖父和祖父时代修建的，有两道带檐子的暗台阶，年深日久，木料都已变成瓦灰色。一切都陈旧了，似乎被废弃了，无用了，连这无用的寒风也压迫着祖传下来的一株枞树的树梢，它高出屋顶，耸立在冬季荒凉的花园里……我发现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寒：炉灶裂了，只抹一点儿泥，为了取暖把农夫的马衣铺在地板上……只有父亲一人极力保持原样，似乎要反抗这一切变化：他变得清癯削瘦，体重减轻，须发花白了，可直到如今他还是经常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着也不象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了。这种不顾年迈和贫寒而硬要装面子的做法真叫人难过。他表现出比所有人都更精神、更愉快（显然是为了我，为了我的羞辱和不幸）。有一天，他用颤抖的、已经枯槁的手捏着烟卷，忧郁而温柔地看着我说：
“得了，我的朋友，一切事情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青年时期的焦虑、悲伤或欢乐， 还是晚年的平和与安宁……这是怎么说的？ ”他说，眼里露出微笑，“‘和平的乐趣’哈，这真是鬼话；
在这简陋的茅屋里，
我们避开尘世幽居，
呼吸田野自由空气，
享受着和平的乐趣……”
一想到父亲，我总是悔恨，觉得我对他尊重和爱戴不够，我每每感到内疚的是，我对他的一生，特别是对他的青年时代了解得太少。当我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也很少想到这样做！现在我就是竭尽一切努力，也不能彻底弄明自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完全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门第的人，一个奇怪的人，极容易和人相处，禀赋又多才多艺，可不知怎的竟一事无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内心热情，思路敏捷，通达事理，晓畅隐微；他的性格是个少有的结合体：爽快直率而深藏不露，外在简朴而内在复杂，眼光冷峻锐利而气质潇洒浪漫。那年冬天我才二十岁，而他已六十岁了。说起来甚至难以叫人相信，那时我已经有二十岁了，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时期！而他的一生已经过去。可是那年冬天谁也不如他理解我的内心活动，大概谁也没有象他那样觉察到我内心交织着悲痛和青春活力的矛盾。一天，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那是个宁静的阳光和煦的日子，院子上铺满着皑皑自雪，雪光从低矮的书房窗户里照进来。这是一间暖和的、充满烟草味的、无人照料的书房，我自幼就觉得它十分可爱；它的杂乱、舒适、总不变更的简陋陈设在我看来是跟父亲的习惯和爱好分不开的，跟我关于他和我自己早年生活的全部回忆分不开的，他讲“和平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