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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四年后，安东愈来愈依赖内莉·沃格，两人追求精神上的结合。内莉服务商界，她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若内（Maximilien Jaunez）因为经营陶瓷事业而致富。她与安东初识时只有19岁，当时她已下嫁海军军官让·沃格伯爵，让·沃格曾在波舒哀求学，他出身于权高势重的贵族名门，家族主要经营制造业与金融业。
内莉在安东的文学创作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到安东过世之后，内莉仍全力帮助安东完成心愿。内莉继承了《风沙的智能》的初稿，并负责修改、编辑的工作。二次大战结束后，内莉以笔名皮埃尔·谢弗里耶为安东作传，她出钱出力出版安东的作品，内莉并未告诉外界，她是安东最知心的朋友之一。在不透露自己姓名的前提下，她公开了安东寄给她的信件。世人对于安东性格、作品价值的了解与欣赏必须归功于内莉，因为她提供了许多信息给其他传记作家参考。
内莉本身也写小说，她有钱、有势，有办法解决安东的经济问题，内莉是位好听众，她总是很有耐心地聆听安东解释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学理论。
内莉未出嫁前的闺名为埃莱娜·玛丽－安托瓦妮特·若内（Hélène MarieAntoinette Jaunez）。将近而立之年时，她和安东结为莫逆之交。在此之前，两人都在上层社交圈活动，其中的核心人物分别是路易丝·维尔莫兰与伊冯娜·莱斯特朗热。
内莉热爱绘画，她在巴黎艺术学院求学。几年前，安东也曾在此攻读建筑。但是家里的事业摆在第一位，她得压抑自己的艺术理想，专心经营家族事业。她和勒内·尚布伦（René de Chambrun）合作，拓展法国在美国的投资。尚布伦后来成为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的乘龙快婿。内莉结识安东后，多少可以弥补自身无法浸淫文艺界的遗憾。她认为自己是安东写作的灵感泉源之一，安东过人的想像力深深吸引着内莉。内莉甚至于心甘情愿忍受他的小心眼。她说，安东鄙视那些想法与他不同的人，也瞧不起眼光狭隘的人。他觉得，视野狭窄的人没有能力挣脱宛如一潭死水的现世。
1949年，内莉写道：“但是安东他很任性。他时而神色愠然，陷入沉思；时而爆发脾气，耍耍孩子脾气。自童年时代起，他总是喜怒哀乐特别强烈。”
情感或思想上的冲突让安东情绪不稳，他的邋遢则让人咋舌。内莉说，一到香那叶路上的公寓便知道安东是否在家，因为只要他在，卧房一定乱成一团。烟蒂、书本、牙刷、空罐、药丸、衣服、领带、鞋子全混在一起，安东整理房间的方式是将所有的东西摊出来。虽然他的东西不多，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房间对他来说都嫌太小。排列整齐的只有稿纸。如果东西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排列，就不是他的房间。如果有人想替他清理房间，他会拒绝回去，就像动物的巢穴被他人侵犯了一样。
内莉常与安东共进晚餐，因此安东最爱吃的菜她都能倒背如流。她说，安东喜欢吃猪血糕、咖喱、巧克力、鲤鱼卵、蒜粒沙拉酱、牛排、鹅肝酱、炖焖蔬菜拌面；他不喜欢吃绿色蔬菜，他觉得菠菜和甘蓝菜心是兔子吃的。他从小讨厌吃青豌豆，因此成为大家的笑柄。有一次安东到妹妹家度假，妹妹不小心在他的餐盘里放了青豌豆，结果安东放声大哭，一口咬定妹妹不再爱他。
在巴黎，安东最喜欢的餐馆除了丽波餐厅之外，就是位于圣拉扎尔车站（SaintLazare）的乳酪专卖店安德鲁埃屋（Androuet）。表姨妈家隔壁的雅拉咖啡馆则是他的避风港，在艺术学院念书时便常光顾。即使安东没钱付账，店老板也会请他喝酒，如果日子真的很难熬，老板还会借钱给他。
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内莉也记录了安东的写作方法。她曾在法国、美国、北非等地，多次有机会观察安东的写作情形。他写作时仿佛全身发烧，全神贯注不受干扰，“汗流浃背、在纸上画线、切割，似乎在狠狠地修理句子”。
《风沙星辰》第一章“地球”历经30次修改，所有削弱文气的句子，不管意境多美，一律删除。每当他把作废的稿子丢进废纸篓时，脸上总会露出顽皮小孩的笑容，再不然就像甩开了一夜情女伴的男人。
安东写给内莉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对于文学以外的领域愈来愈有兴趣。信的内容完全是安东信手拈来，他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想法，有时候安东则像说教。内莉发现，安东写信跟写稿子一样狂热。
安东后来常常写信给内莉。他潜心写“诗”，也就是日后《风沙的智能》的大纲。《风沙的智能》属于哲学性作品，在信里可以看到文章片段。安东希望这部作品的重要性足以媲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而，内莉出版的首批安东书信中，有的看起来不过是辩论对话，安东正努力走出自己建构的迷宫。
谢弗里耶的传记中收录了一封长达11页的信函，这封打字机打的信上有手写修改的记号，信尾没有签名。这封信的收件人是勒内·普拉尼翁（René Planiol）医师。1937年，安东认识了普拉尼翁医师，两人从此经常鱼雁往返，讨论哲学。安东在这封信里解释外在世界相对概念的矛盾，以及“我心目中有关精神与道德领域的绝对性”。
信中没有起承转合，安东讨论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嫉妒心、渴望、民主、种族歧视、诗文创作、笛卡儿、牛顿地心引力定律谈到其他随想议题。有时候安东写上方程式，然后以此定义宇宙的秩序与人类的创造力。他最后分析的结论是：“生物阶段如下：电子、原子、粒子、细胞、有机体、良知；物质阶段为：电子、原子、粒子、天体、银河、宇宙。”
尽管5000多字的文章读起来很沉重，但是安东似乎不忘自我解嘲一番，他在信尾加了一句话：“如果我的想法又被批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埃及沙漠坠机之后，安东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最后由内莉出面解围。安东极力解释，巴黎到西贡的长征行动缺乏周全准备，完全是一反常态的行为。他告诉内莉：“我必须和沙漠算旧账。”
1937年，安东得到一架全新红色希姆，他自告奋勇开拓卡萨布兰卡到通布图（Timbuktu）的新航线。这一次，航空部补助了4万法郎，另外法航也赞助这次行动。为了这次横越沙漠、长达9000千米的航程，安东小心翼翼策划路径。他重拾信心，并且燃起长途飞行的满足感。1937年2月16日，安东从奥兰（Oran）寄了一封信给内莉。他表示，完成飞越沙漠的壮举令他骄傲不已，他在飞行途中找寻辨识点。在他眼中，这些点就像“汪洋中的岛屿”。
“飞越了500、1000、1500千米的旷野，看到30千米外沙漠中的弹丸之地令我欣喜不已。飞机引擎有如心脏般悸动，但我不能就此自满。倘若稍有妄自菲薄之意，冥冥之中定有一股力量会惩罚我。这趟旅程与我的表现令我欣慰。山峰、风暴、风沙都是我熟悉的造物主的杰作，我有能力驾驭它们。”
此行安东又带回一只野生动物。他在达喀尔时，有人送他一头小狮子，他决定把它放在副驾驶座，带回法国。他告诉内莉，小狮子在驾驶舱里又蹦又跳，不断挥舞利爪。为了驯服幼狮，安东就倒着飞，把它撞昏。每次狮子醒来时，他就得继续倒飞，一直到飞机在卡萨布兰卡降落加油为止。
事实上，普列夫是一路上与受惊的幼狮缠斗，设法控制幼狮的行动。到了卡萨布兰卡，普列夫的手臂、手掌净是伤口，最后送医急救。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沃邦广场
安东立志不做一个中规中矩的人，这一点他非常成功。他的行为没有依循一定模式，讲起来好像形容不同的人。他的飞行、写作工作计划表不依时间或其他顺序排列。有时候很难想像，充满人文关怀的哲学性作品《风沙的智能》与轻松小品、通俗电影剧本，竟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内莉再三强调，安东的性格严肃、不拘泥小节、眼光远大。但是其他观察家却有别的看法，反战作家亨利·让松画了一幅漫画，安东与康苏罗的形象看起来像是迪斯尼卡通里的大熊与小鸟。
1968年，让松在《星座》杂志上刊载回忆录。虽然他是以想像填补记忆空缺，但他却能洞悉安东性格里的矛盾。在巴黎伤兵院附近沃邦广场的新居是一栋公寓的六楼与七楼，安东心里的矛盾在此表露无遗。
1936年至1938年间，安东以每年房租25万法郎的代价租下两层豪华阁楼式公寓，新居位于环境幽雅的第七区中心地带，房租大约是香那叶大道旧居的三倍。但是如同让松所说的：“这是吟游诗人的家，但是地点选错了。”
让松登门拜访，康苏罗忙着指挥工人将巨大的石块搬到楼下的雕塑工作室。安东带领让松参观宽敞的公寓，窗外即是巴黎市数一数二的美丽景观。屋子里空空荡荡，着实令让松惊讶不已。
从远远的地方你只看到一点点家具：一张扶椅、一架钢琴、一个花园椅子、一个凳子以及白木桌。安东的房间堪称集混乱之大成，所有东西全堆在一起。你永远不能想像被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绊倒：行李箱、靴子、领带、罗盘、电动剃须刀、衬衫、望远镜、美国杂志、非洲面具、汽车遮阳板、香烟盒与太阳眼镜。
屋檐下的这户人家关系非常微妙。夫妻俩处于半分居状态，时而恩爱有加，时而恶言相向。康苏罗最令人受不了的习惯是“像瀑布一样”冲进房间，打扰安东与朋友的聚会。安东为他的朋友高歌数曲，有时则是大伙儿合唱。
让松说：“康苏罗真是诱人的小狐狸。她非常幽默、聪明、活泼、健谈，可以绘画、写作、雕塑以快活度日。”
康苏罗打搅大家时，安东最多只轻声责怪而已。尽管压力迫使两人在1938年正式分居，但是安东总是在公开场合对她非常温柔。让松对此印象深刻。“康苏罗非常娇弱、渺小、令人难以忍受。她为安东带来惊奇，深深吸引着安东。总归一句话：安东爱慕康苏罗。”
让松主要为反战色彩浓厚、讽喻时事的《鸭子》（Le Canard enchané）报刊写稿。他也观察到安东生活的另外两个层面：电影与新闻报道。《南线邮航》的拍片过程令安东不甚满意，因为他不能主导情节的发展方向。他接受让松的意见，与英国片商洽谈拍摄航空史纪录片的事情，整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伊卡鲁斯的故事。
但是，这个计划从未实现。不过却因此在巴黎见到了飞行前辈布列里欧，并且前往伦敦与制片家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晤谈。伦敦之行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踏进英国的经验。此行收获丰富，他和名作家韦尔斯（H G Wells）闲谈，与画家费尔南德·雷格（Fernand Leger）逛夜总会，在一家破旧俱乐部遇见了旧相识——他在非洲达喀尔认识的一名法籍女酒保。
俱乐部老板一直找机会打断安东与女酒保的谈话，而显然两人是失去联络已久的朋友。让松说，安东抓住老板的领带，要求他道歉。让松说：“两人扭打成一团，互相挥拳，最后把桌子打翻了，很像电影里的情节。老板道了歉，一切恢复平静。”
1937年，强森再度与安东相遇，两人同为派驻在马德里的特约记者。安东当时为《巴黎晚报》服务，此行是他第二次进入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形。安东访问了许多反政府分子，他受邀参观游击队丢掷手榴弹的练习情形，骇人的程度不亚于用枪和子弹玩俄罗斯轮盘游戏。有一名民兵成员手里握着手榴弹，等到爆炸前一秒才丢掷出去，以此考验自己的胆量。后来安东也参与了一脚。
让松说：“安东觉得这个游戏很刺激。他非常兴奋，但是笨手笨脚。我警告他，如果敌人看到他，一定会把他射死。”
安东耸耸肩，一点也不在乎。他说：“那又怎样？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更严重的还在后头。让松记得，安东仰慕反政府分子。他欣赏的“不是决心一死的理想，而是他们高贵的鲁莽行径”。
后来安东写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