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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还在后头。让松记得，安东仰慕反政府分子。他欣赏的“不是决心一死的理想，而是他们高贵的鲁莽行径”。
后来安东写了一段话歌颂无政府主义：“如果你的地窖或阁楼长出精致、充满人性的花朵，其中富含人情温暖、人类智能与良知，那么就让我们维护这座地窖或阁楼。”
安东鄙视传统，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拥抱反传统的无政府主义。1936年与1937年，安东奉派前往西班牙担任战地记者。当时，他扬弃了从小被教导的宗教观与政治观，正在寻觅新的理想。安东试着在大相径庭的不同观点中找到平衡点。他说，冲突的发生是因为缺乏相互了解，而非盲目的信仰。他谴责法西斯、共产党等极端主义分子掀起动乱；他认为，冲突双方的沟通破裂了，而且无意了解对手的理念。
1937年，法国充斥着意识形态斗争，右翼分子攻击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前线。安东在日记中写道，所有问题的根源于不了解事实，无论是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员，都不愿深入了解对方的理论基础，也不愿化解歧见。
安东认为，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喊可以免除人类被自己的愚昧蒙蔽，前提是人类愿意敞开心胸，发觉存在于小我世界之外的大我共同目标。《风沙星辰》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句子体现了这个理念：“相爱不是看着彼此，而是两人一起看着同一方向。”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再深的仇恨也能以“发人深省的言辞、真理中的真理”化解。
安东提到一则小故事。西班牙共和派军人与法西斯党步兵在阴暗的战壕里寒暄一番，询问彼此为何而战。其中一人回答：“为了西班牙而战。”另一人则说：“为了弟兄们的面包而战。”两人以“朋友晚安”结束对话。若在白天，两个人一定是死对头，想尽办法要将对方置于死地。安东提到两人战斗的动机时说：“虽然他们的回答各有所异，但是话中的真理却是完全相同。为什么精神上的契合无法阻止人类自相残杀呢？”
虽然安东巨细靡遗地叙述两位士兵的谈话，但毕竟这个故事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传达背后的深意，安东有意借此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理。对他的读者而言，这个理想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1940年时，法国笼罩在战败的阴影之中，国家分裂成左右两派。
两位西班牙士兵的名字分别是莱奥（Léo）与安东尼奥（Antonio）。安东最亲密的朋友是莱昂·维特，他拥护无政府主义。安东与莱昂这两位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好友曾经争辩数小时。安东为法国辩护，莱昂则为“弟兄们的面包”的喉舌。但是辩论的结果却使两人的友情更为坚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莱昂·维特
莱昂·维特比安东年长22岁，但是两人兄弟般的情谊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绝非父子关系。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止于此。大家一致公认，莱昂是安东最信任的朋友，身上有着犹太血统的莱昂是个不折不扣的托洛斯基信徒，毕生致力于铲除贵族特权。
安东从小生长在体制僵化、阶级分明的社会，却常常被人贴上共产党员的标签。虽然胸襟广阔的安东以开明的态度看待社会与政治问题，但和莱昂比起来，他的思想仍然偏向右派。两人在思想上能够契合完全是因为尊重、包容彼此的想法。他们以言辞交锋为乐，跨越了家庭背景与专业领域的限制。
莱昂写了一篇长达80页的文章怀念这段友情，篇名为《我所认识的圣埃克苏佩里》，他否认自己有左右安东的影响力。安东在一封信中提到，每当他和莱昂争执不下时，他通常到头来承认莱昂是对的。莱昂表示：“安东的意思是，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而且层次远超过我们的歧见。”安东与莱昂在情感上也相扶相持。安东成为莱昂小家庭里的一分子，他常常造访莱昂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公寓以及侏罗山乡间别墅。
莱昂与妻子苏珊承担了安东的婚姻问题，为安东与康苏罗提供情感的依靠与慰藉。康苏罗时常不告而别，如果安东没有她的音讯，只要先找维特夫妇准没错。只要维特夫妇离开亚萨斯大道住所，安东总会留言，顺便画上素描，言语之间颇有失望之意。芳心寂寞的康苏罗则时常向苏珊倾吐苦水。
1935年，经过《强势报》编辑德朗热的正式介绍，安东认识了莱昂。德朗热先前建议莱昂应该见见安东，据说莱昂的反应是：“那一定很无趣。”
其实安东也不是满心期待。莱昂将近60岁，文艺界人士都知道他性格沉郁、一本正经。他的样子看起来像是道貌岸然的校长，戴着夹鼻眼镜，长长的鼻子状似鸟嘴。
两人最后还是见面了，因为安东即将启程前往苏联，而莱昂稍早由于挞伐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被苏联当局拒绝入境。莱昂参与非正式左翼政治活动已超过20年，两人相遇之际，安东正积极探索新的政治体系。莱昂也是天生反骨，因此顺理成章成为安东见贤思齐的对象。莱昂酷爱抽烟斗，团团烟雾之下，掩藏了一颗叛逆的心。他和安东一样，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不同的是，安东一路走来，不断寻找途径，突破社会与宗教桎梏；莱昂则从小就能自由发展。
莱昂受到中产阶级父母的影响，遵守犹太传统，但他并非虔诚的犹太教徒。20世纪初德雷菲斯事件如火如荼上演时，莱昂并未侥幸逃过反犹太浪潮。莱昂因此放弃学业，开始打零工，包括在巴黎美食天堂磊阿乐区帮人搬运货物。在此之前，莱昂的学业表现优异，他在里昂预科学校求学时赢得了哲学奖项，似乎注定成为闪耀的学术界巨擘。
里昂在一次大战期间进入陆军服义务役，战后进入新闻界服务，认识了艺术评论家兼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米尔博大他28岁，两人很快结为忘年之交。在一次大战开打前几年，莱昂已是举足轻重的艺术评论家。1913年，他出版了生平第一本小说——《白屋》（La Maison blanche）。这本书带有自传色彩，由米尔博作序。安东效法莱昂，拒绝依循一定的社会、政治、写作规范，因此两人虽然出了许多书，但是每次风格都不一样。
一次大战期间，莱昂担任前线步兵。退伍后则摇身一变，成为反战分子。1919年，当局高呼爱国口号，歌颂英雄行为与无私奉献的美德时，莱昂以他的亲身经历作为背景，出版了一本反军国主义的小说，书名为《克拉韦尔士兵》（Clavel Soldat），结果饱受抨击。1926年，莱昂游览法属中南半岛，写了《安南》（Cochinchine），内容强烈反对殖民地政策。他特立独行、拒绝随波逐流，不但正宗左派阵营与他划清界限，连右派分子也不欢迎他。虽然莱昂为共产党报撰稿，并在1930年身兼反法西斯联盟副主席，但是他抨击斯大林的言论冒犯了共产党员，从此饱受非议。
1935年，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令法国文坛精英心驰神往。纪德的《自苏联归来》（Retour de l'URSS）以及续集《自苏联归来修正版》（Retouches à mon retour de l'URSS）则披露了斯大林的丑陋面目，揭开了幻灭的序幕。虽然安东与莱昂最初的见面以政治为出发点，但很快，两人真心期待有更多的时间交心。
内敛的莱昂在他简短的回忆录中并未多谈两人深厚的情谊，但是在他笔下，我们看到了安东鲜为人知的一面。莱昂说，安东具有“写实派作家巴尔扎克的性格”，或许最深刻的描述是关于安东没有办法长期保持快乐的心情。
“安东是最光明坦荡的人，也是最坐立不安的人。他会突然间丢开喜悦的感觉。他对任何事物都能忠贞不二，但快乐除外。”尽管在莱昂笔下，安东很容易从快乐的顶峰坠入忧郁的深渊，但一般而言，莱昂所形容的安东给人的印象仍是幽默风趣，对于那些欣赏他优缺点的人尤其如此。莱昂提到安东经常睡得很熟，许多早上的约会就此报销。不管别人叫得多大声、摇得多厉害，他还是安然不动。有一回，安东抬起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然后“回到梦乡，在这个外人无法进入的广阔天地中，无意识的思想与远见沉重地令人畏惧。一旦他再度入眠，很可能整个世界、海洋、土地、行星都受到牵引，陷入沉睡，所有的活动就此停摆”。
还有一次，莱昂告诉儿子，如果任何方法都无法叫醒安东，不妨试试在他耳边大力摇铃。
莱昂眼光锐利，观察到安东对于扑克牌把戏的着迷。他说玩牌可以“分辨谁能理性思考，谁只是一厢情愿相信奇迹”。
在所有朋友之中，大概只有莱昂能够欣赏、包容安东霸道、为所欲为的个性，包括半夜打电话跟他讨论数学问题，或者要求哼唱一首他已经忘词的歌曲。当大多数人就寝时，安东常常坚持立刻与他见面。
内莉证实了安东的疯狂行径。她说，安东不管白天或晚上，都可能在任何时刻打电话，时常可以在清晨接到他从地球另一端打来的电话。内莉说：“接到他的电话当然很兴奋，但是对话内容太丰富了，因此通常得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再度入睡。”
安东的医师乔治·佩利西耶说，安东打电话打上瘾了，有一次他看见安东拨同一个号码五十几次，希望能联络上朋友。佩利西耶说：“打电话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安东打电话的次数跟抽烟一样多。如果家人告诉我，有人从卡萨布兰卡、纽约或贝桑松等地打电话来，我能确定打电话的人一定是他。”
喜悦之心或许有如昙花一现，但安东仍不断追寻快乐的感觉。比如说，他常偕同维特一家人逛逛巴黎月光游乐场（Luna），或者围在平台钢琴旁，由他带头唱歌。盛夏某一天早晨，安东看见两名西印度群岛原住民路过莱昂公寓楼下，于是赶忙邀请他们上楼演唱几首加勒比海民谣。莱昂与安东时常在餐馆里辩论，议题包罗万象，两人一待就是一整晚。平时有人不接受安东的看法，他通常会瞪白眼，但莱昂从未见过安东对他有此反应。“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讲悄悄话，有点轻声细语，毫无虚伪造作之处。”“他和我说话的语气从未变过，这不是因为他特别有礼貌或学会了收敛自己的情绪。安东痛恨任何纯粹以攻讦对手、死守己见为出发点的辩论。”
然而，佩利西耶觉得，莱昂没亲眼见识安东发脾气的样子，实在很可惜。他形容安东盛怒时犹如海面上汹涌的浪涛，不过他懊悔的方式相当耐人寻味。
只有谈论到帕斯卡尔的哲学时，安东与莱昂从未发生意见相左的情形。两人同样喜爱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莱昂说，他们俩喜爱帕斯卡尔已到了崇拜的地步。莱昂说：“我们深信，所有法国作家中，只有帕斯卡尔的文字最铿锵有力。”“字字一针见血。继帕斯卡尔之后的文学作品大多平淡乏味，安东则以帕斯卡尔哲学为中心主题，不断加以变化。”
1935年12月底，莱昂与妻子苏珊是少数几位有荣幸亲赴布尔热机场为安东送行的朋友。第二架希姆F－ANXK也融入了莱昂的生活。莱昂时常驾着布加蒂老爷车下侏罗山，到昂贝略机场为安东接风。有时，莱昂搭乘希姆，遨游法国。
有一回安东故意降低高度，让飞机低空飞过森林，然后在千钧一发之际拉高机身。莱昂吓出一身冷汗，安东连忙解释：“我只想让你感受一下眩晕的感觉。”这种惊险刺激的戏码经常上演。莱昂说，安东往往以虔诚、恭敬的态度登上驾驶座。他说：“安东的动作有如温和的巨人，他的动作很大，正襟危坐的样子仿佛准备打坐冥想。”
1938年，腥红色的希姆在瓜地马拉凯坠毁，这一次意外成为安东此后人生的沉重负担。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最高级的纱布
1938年2月，安东向政府提出申请，开拓纽约到巴塔哥尼亚长达14万千米的航线。这项行动获得航空部支持，然而安东的动机仍与西贡之行如出一辙——逃离恼人的家务事。
内莉说：“当时他为私生活所苦，某些冲突几乎让他崩溃，他希望以出走解决争执。安东内心燃起强烈的飞行欲望，他不顾风险，毅然成行。寻求专业突破倒不是他的目的。”
安东必须耗费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