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弟就读于此。从父执辈之后最重要的教学变革是：校方不再坚持以拉丁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除此之外，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仍然秉持中古时代的作风。不过和住校生比起来，只上日间课程的安东已经轻松多了，住校生每天得五点半就起床。
安东和弟弟跟祖父住在一起。祖父家是一栋灰色、标准的中产阶级房舍，地址是皮埃尔贝隆路（rue PierreBellon）39号，徒步上学需要半个钟头。母亲到校为他注册，然后每年到勒芒陪儿子住一段时间。玛丽来到勒芒时和儿子住在克洛马戈路（rue ClosMargot）21号的租借屋，这间房子的空间极为狭窄，无论是室内或庭院都小得可怜，祖父家就显得宽敞许多。玛丽如果不在勒芒，就是回里昂或圣摩里斯照顾女儿。安东和弗朗索瓦则由安妮姑妈（Anas de SaintExupéry）负责照料，安妮常与芙诺默公爵夫人（Duchesse de Venme）作陪。
被迫离开圣摩里斯充满欢乐的家园之后，安东的日子一点也不快乐。在一张全班合照中，所有同学的脸上都缺乏九岁男童所应有的笑容，安东和同学们的表情严肃，好像被学校种种严苛的纪律吓得不知所措。有一位走读生名叫保罗·戈尔捷（Paul Gaultier），正好是安东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记者。1971年，学校出版百年纪念刊物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当年艰苦的求学经历。当年所有的男生都必须参加周一到周六早晨七点半的弥撒，以及周日早上八点半的大礼弥撒。平时自习时间到晚上七点钟，只有周日下午可以在家休息。由于害怕遭受处罚，学生们必须忍受寒冷，眼睁睁看着午餐时间慢慢逝去，玻璃瓶里的水冻结成冰，以及忍受冻疮的折磨。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留校察看，通常在周四和周日下午休息时间执行。周日上午大礼弥撒过后，学校会多上一小时的主日学。虽然有下课时间，但因为同学们在课堂上吵闹、不注意听讲或是不专心上课，因此下课时间通常变成课堂自习时间。
操场上的活动也在神父的严密监控之中，就连犯点小错也会立刻受罚：绕着大操场跑五六圈，或者整节课在树下罚站。如果犯了大错，神父就会祭出鞭子。
学生在这里别想保留个人空间和时间。每次远足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出去，而且通常是去宗教场所或遗迹朝圣。有一年初夏的郊游活动中，学生们挤上马车前往索莱姆地区（Solesmes）的圣本笃修会修道院。1910年，安东曾在家书中向母亲描述这次旅游，他的笔调幽默，让人感觉不出来他心里有埋怨。数年后，安东才透露出勒芒求学时期的种种悲惨遭遇：只要母亲回到里昂，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他在信中写道：“我记得你曾到学校见神父，要求他们取消留校察看的规定。我回家后背着又大又重的书包，不停地哭泣、抽噎，因为我被处罚了。反正，你也知道勒芒学校的作风。你的拥抱与亲吻总让我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你的支持让我更有勇气面对老师和神父。我们和你在一起时觉得很安全。除了是你的儿子之外，我们什么也不是。这种感觉真好。”
一直要等到放暑假前几天，学童们才可以稍微透透气。在那几天，他们获准在附近的河流游泳。除此之外，体育课总是激烈的团体竞赛。根据校友安德·迪南（André Dunant）的回忆，学校的体育活动通常都阳刚气十足，就连踢足球也很少有人遵守规矩。
大部分竞赛都必须运用军事策略，尤其是“攻防游戏”。老师会将一个班级分成两国，互相争球，同时设法夺取对方的旗子。
安德·迪南说，大家对于严苛的纪律并无怨言，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将来都会进入军校或公务员学校。他说：“我毕业后进入圣西尔地区（SaintCyr）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我发现圣十字圣母学校的教育和正规军队训练没什么两样。”
经过严格的团体生活锻炼以及密集的宗教课程，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奉献自我的神职人员，安东有一位学长后来甚至成为勒芒地区的主教。
安东只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过勒芒，其他的书信、作品则鲜有提及。日后他告诉朋友，在那里很少觉得快乐。安东是个纤细敏感的人，身处苛刻的环境，尤其又必须与母亲分离，等于是痛苦的折磨。他的对应之道常常是默默承受一切。
安东的品德、体育和卫生成绩通常很差。刚入学的前几个月比较难熬，但最悲惨的岁月是1913、1914两年。在此之前，他沉默寡言、举止有礼。早年的成绩单上显示，他的礼貌无可挑剔。但是到了1913年和1914年间，他的礼貌成绩突然降到戊等，而操行则是戊下。这种巨变并非单纯的“年少轻狂”四个字可以解释，而是叛逆心驱使，因为安东已经接近退学边缘。
成绩中每得一个戊等都要罚两小时的留校察看。安东得了七个戊下，到了1914年放暑假前三个月，他已得到六个己等。换句话说，他大部分的自由活动时间都被留校察看。秋天开学后，他没有上学，一直等到1915年才回去上了半年课。但是他的操行毫无改进迹象，不过至少也不再粗鲁无礼。
种种行为问题的根源源自祖孙两人严重失和。安东小时候把祖父当成绝对的权威，祖父留着胡子，时常坐在大桌子后面。《小王子》里留着白色胡须的地理学家就是祖父的化身。祖父在皮埃尔贝隆路的房子比起圣摩里斯城堡，显然呆板、逊色许多。然而房子里却有一间藏书丰富的大图书室，从曾祖父开始收藏了很多珍本书，其中最吸引安东的莫过于记录天文资料的线装书。1911年夏天，安东一回到圣摩里斯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消息。
安东渐渐长大，祖孙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费尔南身兼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宗亲会会长，他完全否定儿媳玛丽的开明态度。费尔南和玛丽在性格与想法上出现严重落差，而安东总是站在母亲这边。美国学者海伦·克兰（Helen Crane）指出，根据安东的表亲夏洛特·丘吉尔（Charlotte Churchill）的说法，安东和祖父常常针锋相对。夏洛特说，在两个人身上都找得到南部人喜欢畅所欲言的性格，换句话说，祖孙两人都很爱讲话。从小，大人鼓励安东有话直说，但是祖父觉得小孩子应该多听，不该多讲。
在费尔南的眼中，安东受到太多保护，必须施以严格管教与体罚。1912年，安东曾告诉西蒙娜，只要他不听话就会被安妮姑妈鞭打。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漂泊万里的帽子
安东在勒芒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在身处逆境时总会出现患难与共的朋友，使他内心感到安慰。不过他必须忍受他人嘲弄他的外表，家里的人叫他东尼欧（Tonio）；在勒芒，他被起了两个绰号。一直到他长大，这两个绰号还跟着他。
第一个绰号是“大鞋子”，他的一双大脚丫常成为笑柄。1944年，安东飞机失事的前一晚，他曾在一家夜总会与一位16岁的妙龄女郎共舞，这名舞伴后来一直忘不了安东的大脚。“大鞋子”同另一个绰号“圆月弯刀”比起来还算温和，“圆月弯刀”指的是他那奇怪、往上翘的鼻子，以及漫不经心的态度。日后，散漫的做事态度影响了他的飞行事业。
安东的智育成绩一向很差，有部分原因是他以消极态度抵抗权威。他上过的课里，人数最多有19人，最少有11人。不管人多人少，他在班上都是倒数几名，分数最低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德文、拉丁文，以及拼字；他最拿手的科目则是法文，不过老师觉得他的文法很差。
安东在校时数理成绩不佳，不过飞行工作与发明嗜好却让他重新燃起学习兴趣，将数学与机械原理运用在实际生活。求学时代一直觉得数学很无聊的他，成年后却热爱几何学。在学校时他只喜欢作文课，在纸笔之间找到了自尊与不如意时的避风港。12到14岁之间，他的作文分数最高，时间上正巧是他的叛逆期。
鼓励他发挥写作天分的老师不是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1900年，法国政府将教团驱逐出境，不准他们教书。但是许多耶稣会学校，包括勒芒在内，仍暗中聘用神父并在传统教团以外的领域延揽神父到校任教。
来自勒芒附近小镇、村落的神父承诺将遵循耶稣会信条，他们谨守诺言，以至于到二次大战为止，圣十字圣母学校一直是保皇派和反共和保守人士的堡垒。虽然他们为了保卫信仰不惜反抗政府的勇气值得钦佩，但是他们反政府的激进做法，却导致许多校友误入歧途，在二次大战期间加入极端分子菲力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领导的维希临时政府（Vichy régime），或支持分化族群的反犹太运动。
幸好每个神父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于学生的天赋独具慧眼。奥古斯特·洛奈神父（Auguste Launay）首先发现安东有说故事的天分，洛奈神父曾和全班学生一起照相，只见17个面无笑容的13岁男童或站或坐，中间坐着表情严肃、留着平头的神父。洛奈神父非常严格，因此学生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凯撒，他天生就是文学批评家。安东念三年级时，其他老师已经发现他优异的创作能力，但只有洛奈神父常常把安东的作文拿来做范文。
洛奈神父的出生地与安息地都是邻近的市镇西莱纪尧姆（SilléleGuillaume），他的父亲是木匠，小时候当地没有公立学校，因此为了受教育，他将毕生奉献给了神职，后来在勒芒教了34年书。洛奈神父“苦行僧”的形象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洛奈神父总是身着一袭黑袍，上课时很少起身离开讲桌。他完全不碰粉笔，叫学生替他写黑板，同时提出一连串艰涩的拉丁文法问题折磨学生。
洛奈神父教授的科目包括拉丁文、希腊文与宗教，14岁的安东很怕这三科。安东比较听得懂法文课，不过文法分数还是很低。神父非常欣赏安东的文章，一直到二次大战初期他退休为止，安东的两篇作文一直被他用来当作法文课范文，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篇是《漂泊万里的帽子》（L'Odyssee du chapeau），故事描述一顶风风光光的大礼帽最后沦落非洲，被压得扁扁的，然后成为了偏远部落酋长的头巾。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在一开始时，大礼帽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诞生于帽子工厂，“忍受各种折磨”。
大礼帽完成剪裁、展开、上色的过程后被送到巴黎的店铺，成为最抢眼的展示品。“我的外表光鲜，路过的太太小姐们都忍不住多看我一眼；有钱的绅士看了我，无不想占为己有。”后来一位富翁买下这顶帽子后，他在俱乐部里的朋友无不露出艳羡的眼神。后来叙述富翁的仆人小心翼翼地收藏、清洁这顶帽子。就这样，大礼帽过了几个月的“舒服日子”。
“一名忠心耿耿的男仆平时负责整理富翁的衣柜，他对我呵护备至，让我受宠若惊。他每天晚上把我擦得亮亮的，到了隔天早上又重新擦一次。”
富翁将大礼帽送给一位即将成婚的马车夫之后，大礼帽的运势开始走下坡路。才过一天，大礼帽就在泥巴堆和尘土中打滚三次。马车夫没将帽子擦干净，后来帽子“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报仇欲望”，整个身体缩水，接着就以30生丁的价钱被卖给了旧衣店。
“旧衣店的老板是个可怕的犹太人，他的鹰勾鼻让他看起来奸诈狡猾、脾气暴躁。经过一番清洗，我又进了橱窗，但老板随便用一条脏兮兮的绳子把我吊起。这次我成了众人嘲弄的对象。”
帽子被一对年轻夫妇买回后曾度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卡洛琳和马修在塞纳河畔散步时，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我飞了起来。我非常害怕、痛苦。飞了几秒钟后，我掉进河里，安静地和鱼儿一起漂流下去。鱼害怕地看了我一眼，心想我是一艘新船。”
一位拾荒人救起这顶帽子。经过另一番折磨、修补后，帽子被放进包裹，寄往非洲。
“有一天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照得我不得不张开眼睛。只见眼前站了一群黑人，我简直吓坏了。这些黑人的脸部被嘴唇占去大半面积，身上只穿着老式游泳裤，另外还挂着鼻环和耳环。这些陌生人坐在装着饼干的箱子上，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用羽毛掸子做成的令牌，不过那把掸子上的羽毛全掉光了。他身上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