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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第三首，”梁启超寻思着，“就更沉郁哀艳了。佛门言死生流转，在人经历无量度数的轮回后，跟自己心上的人怀念的人，本已无法相值交会。不料，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又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以无情解脱自喜。自古以来，从燕宫归怨、到吴宫离愁、到入间的雁行折翼，本有着大多的离情别绪，纵使入间因缘，像羊叔子那样，本是李家七岁坠井而死的男孩的后身，且有金环以为物证，但是，又怎样呢？死生又流转了，再世相逢，最后空空如也，还如一梦中。”
“最后一首也有情诗成分，”梁启超心想着，“不过，它综合了前三首，把对生命、对国家、对人情的一切，都串连在一起。这首诗写人间柳絮飘萍，本寄迹水面，各自东西，虽然今天堕水成离，他年却会化泥成聚。目前，纵有着屈原《离骚》的痛苦，却可展现庄周随缘的无垠。佛门以波旬魔王常率他的眷属障碍佛法。《楞严经》有‘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我此说，即波旬说’之语，足征天亦有亲而魔亦有眷之外，魔眷与魔，又同为与佛说打对台的魔说。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的。《佛国记》有‘喝言菩萨从三阿僧抵劫苦行，不借身命’的话，阿僧抵劫是数目的极限，是无数的意思。纵使成佛也摆脱不掉天亲魔眷的拦路。但是，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也都是阿僧抵劫的历程，人生的千变万化，看开了，不过如什”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部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苫，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推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铜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大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铜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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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刀王五
梁启超回到上海，已是一八九八年的春天。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过去多少年的经营，都在这一年快速有了结果。先是四月二十八口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十六天后，五月十五日，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赏给梁启超六品官头衔，要他办理印书局事务。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召见，按照朝廷定例，一定要四品官以上，才有资格被皇上召见，皇上是不召见小臣的。那时候梁启超只有二十六岁，不但不是小臣，根本是一介布衣，由皇上召见布衣，这在清朝开国以来，都是罕见的事。
罕见的还不止此。七月间，谭嗣同也被召见了。七月二十日，发表了四个军机章京，军机章京像是唐朝参知政事的官，官位不算大，但接近皇帝，有近乎宰相的实际权力，光绪皇帝认为康有为名气太大，怕刺西太后的眼，所以把康有为安排在皇宫外面，双方通过四章京，保持联络。于是，在退朝以后、在下班归来，在南海会馆、在例阳会馆，就多了大家聚会的足迹。
不过，聚会对谭嗣同说来，不是很单纯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其他三位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他们都纯粹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所说的书生，他们的交游范围，是狭窄的，但是谭嗣同却不然。他的交游，除了和他一样的书生以外，还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物，也就是书生眼中的下层阶级。谭嗣同小时候读左大冲的诗，读到“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非常欣赏。他相信“草泽”之中，必有“奇才”存在，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而这种“奇才”，在书生中，反倒不容易找到，黄仲则的诗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就是这种观点。谭嗣同要结交五湖四海中的豪杰之士做朋友，为的是他相信救中国，光凭书生讲空话写文章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而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却只有从下层阶级去找，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帮会人物。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洪门”人物。“洪门”是明末遗民反抗清朝的秘密组织。它的远源来自台湾。当年郑成功义不帝清，退守台湾后，他和部下献血为盟，宣誓大家结为兄弟，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他开山立堂——开金台山、立明远堂，成立了“汉留”，表示是满族统治下不屈服的汉族的遗留。再派出了五员大将，潜入大陆，就成为“洪门的前五祖”，以福建九连山少林寺为大本营。为了向台湾溯源，谭嗣同说动了他二哥谭嗣襄去台湾，追踪郑成功“汉留”的足迹。可是二哥追踪的结果，却很泄气，他写信告诉谭嗣同，台湾已经不是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了，台湾变了，变得只见流氓不见大侠了，要找大侠，还得从大陆去找。于是，谭嗣同决定在中原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同志，就这样的，他认识了王五。
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十一年后，王掌柜死了，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他的本名，是王正谊。
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这种业务，叫做“走镖”。干“走镖”，或走“水路镖”、或走“陆路镖”，都要冒不少风险，风险就是路上的强盗，一般叫做贼。
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是打，而是和谈。遇到有贼拦路，镖局的头儿总是近上前去，一脸堆笑，抱拳拱手，向贼行礼，招呼说：“当家的辛苦！”那做贼的，也得识相，能放一马就得放。也会回答：“掌柜的辛苦！”接着贼会问镖局的名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