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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 北京法源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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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你感觉到的,是一个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 
  “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问题,这不只是英雄,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你谈到圣者,使我想起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按照当时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罚的方法,而由法官选择一种。当时原告方面是新当政者支持的群众,提出的罚法是死刑;苏格拉底如果请求怜悯,他们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这样,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罚法方面,只肯出三十个小钱,数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药。后来他的朋友买通了每一个狱卒,他可以越狱,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从容,他喝下毒药,还告诉围在身边大哭的学生们要安静,因为‘男人要安静的死’。苏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这么英雄,是圣雄。我觉得专诸的母亲和田光都是圣雄。” 
  “专诸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说来,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当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时候,更来得难能可贵。像专诸的母亲,她的一辈子历史,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没有名字留下来,她的名字也跟儿子连在一起,她叫——‘专诸的母亲’。” 
  他们到达会馆的时候,谭嗣同不在,门房说谭先生一小时以前出去了,一个人走的,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等了一阵,只好留下“有急事,回来时务请跟我们联络”的条子,离开会馆。他们决定留条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谭嗣同一回来,立刻可以离开会馆去找他们,这样也减少了他待在会馆的时间——会馆太不安全了。 
  四个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馆,天已经很晚了。林权助不在,他们去看了梁启超,谈话间,使馆的一个日本职员走进来,说英国大使馆来消息,张荫桓家昨天来了十多个人,说抓康有为,却抓错了人,抓了一个姓戚的,证明了情况已经非常恶化。张荫桓与康有为是同乡,同情维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总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长,他的官做得已经很大,不需要另外跟这些新人结盟。他做过到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钦差大臣,又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岁庆典的中国代表,他不赞成李鸿章的过分亲俄政策,使李鸿章对他不满;他跟光绪皇帝比较近,他见光绪,时间往往超过规定,引起西太后对他的猜忌。他是当时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个人,在外国住过,知道外国民情风俗,也知道中国必须现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为变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编成了《西学富强丛书》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国人注意。在变法这年春天,德国亲王来,在礼节方面,他主张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国际礼节,守旧大臣反对,可是光绪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风,使人认为康有为的变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见光绪,由他带进宫,他照国际礼节,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认为他勾结伊藤博文,那么亲热就是证据!所以这次大风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浏阳会馆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大家决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个阴天,平山周一夜没睡好,索性早点起来,五点钟他就叫醒了他们,穿好去外城。他们走进客厅,准备从容厅走出去,在客厅里,看到梁启超,一看那样子,就知道是一夜没睡。梁启超从怀里拿出三张写好的信,一个信封,交给平山周。 
  “我不能亲自劝他来,只好再写一封信,尽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说明昨天他以赵氏孤儿的例子,来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难成立的,麻烦你们看一下,转给他。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号是驴,有股驴脾气,很难听人劝,同湖南人办事,你最好提出资料、理由、暗示,让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认为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你劝的结果,这样他的驴脾气,才不会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过了信,和三个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说: 
  “梁先生写得真好,我们一定尽最大的说服工作、去劝他来。” 
  “劝不来,也把他绑架绑来。”粗线条的桃太郎插口说。 
  大家都笑了,严肃的空气稍微缓和了一下。 
  四个人到浏阳会馆的时候,正值谭嗣同在。谭嗣同首先为他没回话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启超的信,然后当众人的面把它烧了。 
  “我不想从这封信上留下蛛丝马迹,让他们推测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馆。”谭嗣同解释说,“请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谢谢梁先生的好意、也谢谢你们的好意。” 
  “谭大人,”平山周说,“梁先生交代我们,务必请谭大人不做无谓的牺牲。梁先生甚至说,如蒙谭大人谅解,不妨勉强谭大人一下。” 
  谭嗣同笑起来,“怎么勉强法?我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可能你们误会了。” 
  “所谓勉强,”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们四个人拥着谭大人一起走。” 
  谭嗣同笑着,“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这么说,因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谭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国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们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开句玩笑,你们想在中国搞绑架,这太像帝国主义了,把人绑到公使馆?你太不守国际公法!” 
  “对清政府守什么国际公法?他们还不是在伦敦绑架孙文?”可儿长说。 
  “结果不是闹了大笑话?这种人,你们可丢不起。并且他们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绑架中国人,这怎么行?” 
  “噢,我们是日本人!我忘了我们是日本人了。”可儿长摸着脑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国,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险了。”谭嗣同笑着。 
  “危险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时候日本人认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仍旧认为你是日本人,那时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转过头来,望了可儿长一下,一阵狐疑从他眼神里冒了出来。平山周转过头来,对着谭嗣同: 
  “那时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困难时争取独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会否定我,中国人也不会。” 
  “不会吗?你太乐观了吧?”谭嗣同冷笑了,”你说这话,证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国来往的历史了。历史上,在中国困难的时候,你们日本从来没有帮助过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帮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国人朱舜水到日本来请求帮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户侯的尊礼,帮助日本改进政治经济教育,等于是国师,可是他孙子后来从中国去看他,日本竟不许他们祖孙会面。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难的时候,日本都不帮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国帮日本忙。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国人李竹隐和中国和尚祖元的帮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动力;明末时候,靠中国人朱舜水的帮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维新的精神渊源。从国与国的立场来说,日本人实在欠中国的、日本实在缺乏帮中国忙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就根本不简单,所以,我劝你最好别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这么说,我们跑到中国来干什么?这么大早跑到浏阳会馆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帮助中国人呀!”谭嗣同笑着。 
  “不是说没有帮中国忙的传统吗?” 
  “是啊,你们帮的是中国人,但不是中国。帮中国人当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这是什么道义?通吗?” 
  “有什么不通?国与国之间是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国与国之间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间却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讲道义,但只在人与人之间,你们到中国来,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帮助中国个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为然。 
  “如果这个帮助跟国与国冲突呢?”谭嗣同再问。 
  “目前并不冲突。”平山周答。 
  “如果冲突呢?” 
  “当然牺牲个人。” 
  “如果那种牺牲有损于道义呢?如果错的是日本呢?” 
  “就让它有损于道义。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你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你个人的道义。”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国家利益面前,都会被你出卖?”谭嗣同逼问。 
  “是。但你用的‘出卖’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着嘴。 
  “不好?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备有一天将他出卖?” 
  “我并不是为了出卖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来帮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证将来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 
  “看事情不必这么悲观呵!我们到中国来,不是来交敌人的、也不是来看正阳门的,我们是来做对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这件事对日本不利,你做吗?” 
  “当然不做。” 
  “现在你们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对中国对日本都有利。” 
  “我认为相反也应该成立——对日本有利的,对中国也有利。”可儿长插进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种认识下,才跑到北京,起这么早嘛!”平山周说。 
  “那就好了!听你刚才讲话,你好像不单纯,很有黑龙会的口气。”谭嗣同说。 
  “你看我像吗?” 
  “那也很难说。黑龙会的人,很多都看起来好好先生,抱个猫在怀里,很慈祥,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忠肝义胆。但一碰到中国问题,他们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来另一种标准,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的地位。”谭嗣同笑着,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我们虽然发生了怀疑和辩论,我仍愿告诉你们我内心的感觉,我是感谢你们的。并且,就个人的侠义观点说,我相信你们个人的侠义举动。好了,今天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们日本月照和西乡的故事,在一个矛盾局面降临的时候,总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诉梁先生,月照与西乡两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顺便想想你们日本的维新志士吧,维新的第一功臣,是西乡吗?是木户吗?是大久保吗?是伊藤吗?是大隈吗?是井上吗?是后藤吗?是板垣吗?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阴。吉田松阴一辈子没有一件成功的大业可言,他要逃到国外,失败了;要纠合志士帮助皇帝,失败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恶势力前来,失败了。最后以三十岁年纪,横尸法场。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风起云涌,最后达成维新的果实,这证明了吉田虽死犹生、虽失败犹成功,他以败为成。我就用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临别纪念吧!” 
  四个日本人走出浏阳会馆的时候,大家嘀咕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是支那通。”平山周赞叹着,“想不到原来谭大人是日本通!他脱口而出的这些日本历史与政情,真是如属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着。 
  “谭大人说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说过。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乡,是指谁啊?西乡是指西乡隆盛吗?”桃太郎问。 
  “西乡是西乡隆盛。”平山周说,“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为人家侠仗义,他出国回来,在西方压力和幕府压力下,进行勤王尊王的活动。后来事情闹大,由近卫公安排,避难于萨摩,由西乡隆盛收容。最后牵连到西乡。月照不愿连累近卫公和西乡,乃伸头给西乡,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乡却若无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抢救,救起了西乡,可是月照却淹死了。西乡后来变法维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遗愿。刚才谭大人叫我们把月照和西乡的事转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努力完成未袁之业。谭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物,我们日本要亡中国,可早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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