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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这场闹剧，惹来了文化的挑战与浩劫，洋人的船坚炮利文化，形成了新的挑战，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另一方面，中国本上的乡上的低层文化的猖獗与盲动，造成了新的浩劫，也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按照中国的经典文化，两国交兵，是“不戮行人”、”不斩来使”的，但是，当本土的乡土的低层文化窜升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自外国的公使以下，就都卧尸街头了。
西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是低层的，她的权势窜升到高层，文化水平却没窜升上去，结果由她点头肯定义和团、由她带头纵容义和团，就上下衔接，串连成腾笑古今中外的文化大乱命。在这种动乱里，不但中国的农民被杀了、外国的使节被杀了、中国在朝头脑清楚的大臣被杀了、民间在野的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被杀了。中国各地人头落地，不止北京城；北京城各地人头落地，不止通衙大道。在闾巷小街里，也不断传出不同的惨剧。西砖胡同的法源寺那边，就传出这么一个。
一夭傍晚，几十个义和团分子追杀一个黑袍大汉，大汉已经负了伤，他闪进法源寺，庙门也就关起。义和团们赶到，他们不尊重什么庙堂，费了一阵工夫，强行打开了庙门，推开和尚们冲进去，只见那黑袍大汉正伏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他们冲上去，乱刀齐下，砍死黑袍大汉，然后呼啸而去。黑衣大汉是谁，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不明。
但是，后续的说法也冒出来了。据事后法源寺附近的人透露，那个黑衣大汉，听说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但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仍不明。
直到十三年后，一个来自南方的行脚僧——“八指头陀”住在法源寺，在问及当年当家和尚余法师的下落时候，由于八指头陀出家时，曾经“燃二指供佛”，自烧指头的牺牲精神南北驰名，大家佩服他、相信他，才在当年法源寺目击和尚的口里，得到真相。原来自从谭嗣同的灵柩移到法源寺后，余法师就把普净“赶走”了，他不要普净再和他一样的当和尚。普净走后，余法师自己也行踪神秘起来了，听说他参加了援救光绪皇帝的行动，这一行动，是谭嗣同死前嘱托大刀王五代为执行的。由于清廷政府保护的严密，行动失败了。但余法师跟镖局里的人物，仍旧保持联系。两年后，义和团在北京大串连，闹得天翻地覆，听说大刀王五想混水摸鱼，摸出光绪皇帝，重新完成对死友谭嗣同的嘱托。可是，不知怎么惹来义和团对他的追杀，王五逃到庙里，余法师一边叫和尚们聚在大门前与义和团尽量拖时间，一边单独跟王五在一块儿。后来大门前和尚拦不住，义和团一拥而入在大雄宝殿前，砍死了黑袍大汉。义和团走后，大家才发现，穿黑袍被砍死的，竟是余法师！而王五呢，早被换成了和尚衣服，奄奄一息。大家极力抢救。可是，没用了，三个小时后，王五也死了。王五死前只断续留了一句话：“我错怪了余法师三十多年。如果可能，愿和他埋在一起。”余法师和王五神秘的关系，大家都不清楚，只听说王五一直看不起余法师，说他是懦种。但是，看到余法师穿着黑袍装成受伤的王五，以自己一死来救王五那一幕，大家才恍然大悟。他们死后，庙里不敢声张，偷偷买了两口棺材，埋在广渠门里广东义园的袁崇焕坟后面。当时为了搞清楚，大家搜查了黑袍的口袋，发现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下面注明诗是谭嗣同先生《狱中题壁》之作。大家研究了一阵子，无法彻底理解，就作罢了。八指头陀也是诗人，他夜里点着蜡烛，在古庙中研究这首诗，恍然若有所悟。他对前三句都能理解：“望门投止思张俭”是写后汉张俭被政府缉捕时，他亡命遁走，因为他有名望，大家都佩服他、都掩护他，害得许多人家都因掩护他而受连累。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不愿连累人，所以不愿逃走。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杜根”是写后汉杜根在皇帝年长后，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下令把他装在袋子里摔死。幸亏执行的人暗动手脚，使他虽受伤但得以装死逃生，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未能就太后归政皇帝上，有所成就，但忍死一时，目的也别有所待。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是写他已视死如归，从容殉道。八指头陀惊叹着，他心里想：“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是两种不同的高层次处事态度、赴难态度、牺牲态度。慷慨的表现，有一股很强烈的激情，或两目圆睁、或破口大骂、或意气纵横、或义形于色。以慷慨态度准备处世、赴难、牺牲的人，他们在内心里，有十足的正义的理由，但在外表上，却是感情的，并且是激情、强烈的激情形式的，用人比喻，这叫“方孝孺式”。明朝的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你不要管，你只替我们写诏书就好了。可是方孝孺连哭带骂，说要杀便杀，诏书我是不写的。明成祖说你不怕死，但杀起来不止杀你一个，要诛九族的。方孝孺说就是杀我十族，我也不怕。明成祖说，好，就杀你十族。照中国传统算法，九族是在直系方面，上下各杀四代，就是从罪人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另在旁系方面，还要横杀到三从兄弟（母族和妻族）。但并没有所谓第十族。方孝孺说他杀十族也不在乎，明成祖就要发明个十族出来，于是把朋友和学生，也都算进去。为了增加某种效果，明成祖抓来一个就给方孝孺看一个，方孝孺毫不一顾。最后统计，一共杀了八百七十三个。方孝孺自己也慷慨成仁。中国人说“慷慨成仁易”，因为慷慨成仁时候，都在事件的高潮点上，在高潮点上的人，是情绪最冲动的、最激情的，这时候的当事人，常常心一横，可以做出许许多多大勇和大牺牲的伟大行动，而不会冷静顾虑到别的利害与困难，也不会有恐惧、伤心、痛苦、孤寂等等使人沮丧、软弱的情绪。事实上，在高潮点上不久，当事人也就“成仁”了，死得没有破绽、没有拖拖拉拉，很干脆。所以说，慷慨成仁是比较容易的。正因为慷慨成仁比较容易，所以，有人相信：不给当事人慷慨成仁的机会，也许结果可能不同。于是千方百计在狱中软化他，使他屈服。但是有人却仍不屈服。像文天祥，就是最伟大的范例。不过，比对起“方孝孺式”来，这种“文天样式”却是更高境界的。多年的牢狱生活，那种牢，不是靠很强烈的激情才能坐的，而是靠一种平静的从容态度，而文天祥却正好表现了这一态度。最后他终于换得了你敌人来杀我。在柴市口，他神色自若，走到法场，从容而死……谭嗣同这首诗的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尤其好在这一“笑”字上。这一“笑”字，写尽了他的从容态度，但笑是一种激情也有点慷慨的成分。所以，谭嗣同之死，既有“慷慨成仁”之易、又有“从容就义”之难，难易双修，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视死如归，从容殉道。但是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指什么呢？这就费解了。
“他们都死了，”八指头陀在残烛下漫想着，“谁来检定他们的往事呢？现在，清廷王朝没落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时间愈久、时代愈变，往事就愈淹没了，但是，两昆仑的谜团，到底指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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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口到中国，加入清廷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六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沉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窄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