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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劳龅闹帧保�55＇。但过分地强调了事物的某一方面，如只强调运动的间断性而忽视了运动的连续性，或者是相反；只强调了时空的变动性而忽视了时空的确定性，或者是相反等，都会违反常识，使辩证的认识超越了一定的“度”，从而使辩证的思维方法被诡辩所淹没。
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立特针对当时流行的事物绝对不变的观点，提出了“一切皆流”的辩证发展观，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著名命题，强调了运动变化的绝对性。但是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却把老师关于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思想加以绝对化，以至于完全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和静止，推出了又一个古希腊著名命题：“人不能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就同“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一样，认为事物没有任何相对的稳定性，一切处在瞬息万变之中。按照这种生灭不分的观点，人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做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确定性判断了。于此，便陷入了“刹那生灭”的相对主义的诡辩了。
（3）关于有限与无限的诡辩。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辩者二十一事”中的一个辩题，意思是说，一根木棍，每天撅一半，永远也撅不完。
“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这是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相同的古希腊芝诺的命题，意思是说，希腊跑得最快的人阿基里斯追一只乌龟。当他追到乌龟刚才起跑的地点时，乌龟已经往前跑了一段路；当他追到这个点时，乌龟又往前跑了一段路……如此不断重复下去，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
这两个命题都反映了一种思想：某一有限的距离可以无限分割。从常识所看，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决定了有限与无限是物质世界存在形式的固有矛盾。有限包含着无限，有限体现着无限；无限由有限构成，无限不能脱离有限而独立存在。任何具体事物，在存在形式上都是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如果把有限与无限绝对地割裂开来，或仅仅把有限与无限归结为数量上的有穷与无穷，都是形而上学的诡辩。因此，“一尺之棰”与“阿基里斯”的思维方法，仍然是把反映相互连接、相互转化的对立概念的有限与无限，看做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从而也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得出了荒谬的结果。
（4）关于个别与一般的诡辩。
“鸡三足”。这是“辩者二十一事”中的一个辩题，它将具体的物“数足二”与抽象的名“谓足一”混为一谈，混淆名实，违反分类标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混淆集合与元素的诡辩。意谓数“鸡足”的集合，这是一个。数“鸡足”的元素，包含左足、右足两个。把一个集合和两个元素加起来是三个。于是就形成“鸡三足”。这是将一般和个别等同的诡辩。
“白马非马”。这是公孙龙的辩题。它与“鸡三足”将一般和个别等同相反，是极端地夸大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的诡辩。
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总是从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开始的，而在认识个别事物时，必然要涉及到某一个别事物与其他个别事物之间的联系，因而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别是指现实存在的，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直接感觉到的具体的单一的事物；一般是指具体的单一的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共同属性，是许多个别事物中普遍具有的东西。
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上，第一，个别与一般是相互联系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56＇第二，个别与一般是有差别的：“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过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57＇ 第三，在一定的条件下，个别与一般可以相互转化：“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58＇基于此，作为任何一个认识成果的命题，均内在地包含着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及其相互关系的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59＇
但在“鸡三足”中，说鸡有“足”之“足”，指得是足的一般；说鸡有“左足”、“右足”之“足”，是指足的个别。说“鸡三足”，则是认为个别与一般等同。把一般看成是独立于个别而在的东西，又把个别看成是脱离一般而存在的东西，继而将这两种分别独立自存的东西相加。这就是“鸡三足”割裂个别与一般辩证联系，把个别与一般等同的诡辩所在。
而“白马非马” 却与此相反，它极端地夸大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凝固了“白马”与“马”之间的确定界限，反映在思维认识中，就是只强调了“白马”与“马”之“名”（概念）的自我同一性，否认了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只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对立，否认个别就是一般。
在公孙龙眼里，“白马”与“马”概念的确定性是永远不变的，用黑格尔曾批评过的话讲，就是“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60＇。黑格尔批评了这种绝对同一的思想，认为“概念……自然和它们自身是同一的。但是，它们之所以同一，只是由于它们自身包含有差别在自身内”＇61＇。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必须和主语不同。百合花是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主语或述语所包括不了的。”＇62＇所谓包括不了，就是“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63＇。
这些均表明，在思维认识中，作为思维认识成果的基本要素概念，除了自我同一性外，还有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判断中得到了外在的表现。即表明了一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同时，这种联系又是以按同一性进行连接的概念之间必然存在的某些差异性为条件的。
但是，公孙龙反复论证“白马”与“马”的差别、对立，认为“白马”就是“白马”，“白马非马”。这种以夸大的差异性割断联系的认识，显然是有见于概念或词语（名）之间以及判断的主、谓词之间的对立和分离性，却无见于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一致性和相互联系。公孙龙的这个不管不顾的“白马非马”，是他的“正名”学说中，以离散的分析方法，有见于个别，无见于一般；只承认个别，不承认一般的诡辩“硕果”。
（4）关于量变与质变的诡辩。
“谷堆”、“秃头”。这是古希腊麦加拉学派中的欧布里德所提出的的命题。
“谷堆”是说一粒谷子不能说成是一堆谷子，再加一粒也不可能说成是一堆谷子。这样一粒一粒地加下去，也将永远不会堆成谷堆。
“秃头”的论证方法与“谷堆”相反，是说减掉一根头发不能成为秃头，再减去一根也不能成为秃头。这样一根一根地减下去，也将永远不会成为秃头。
这两个诡辩涉及到了量的积累能否导致质的变化的问题。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量变是指事物在原有性质范围内所发生的数量上的增减，它是一种渐变。在一定范围内，量变在保持事物的稳定性的基础上，体现着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连续性。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转变，这种转变破坏了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以其显著的根本性质的变化，以其“渐进过程的中断”形式，使一事物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64＇而转化为他事物。在这种转化中，事物的质变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定在的量的规定可以改变，而不致影响它的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不影响质的量之增减也有其限度，一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改变。例如，水的温度最初是不影响水的液体性的，但液体性的水的温度之增加或减少，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这水的聚合状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水一方面会变成蒸汽，另一方面会变成冰。当量的变化发生时，最初好像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但后面却潜藏着别的东西，之表面上无足轻重的量的变化，好像是一种机巧，凭借这种机巧去抓住质（引起质的变化）。”＇65＇
为此，黑格尔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有个农夫，当他看见他的毛驴拖着东西愉快地行走时，便连续不断地一两一两地给他的毛驴增加负担，而当他再增加某一两时，这头毛驴终于不堪重负地倒下了。
黑格尔认为，这个寓言说明，量的变化一旦突破“度”就必定要引起质的变化。这就好比，在某种范围内，多花钱、少花钱并不重要，但花钱多或花钱少毕竟应该有一个“度”，一旦超出这个“度”，就会引起质变，要么成为穷奢极欲，要么成为吝啬鬼。
但是，“谷堆”、“秃头”的论证却把量变与质变极端绝对地对立、割裂，从而否定了量变会引起质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反映“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的“谷堆”、“秃头”的概念时，概念的灵活性就成为诡辩者的挡箭牌了。因此，这种诡辩也正如列宁所说的：“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中主义与诡辩。”＇66＇
因此，当我们遇到类似“谷堆”、“秃头”的诡辩时，我们应问问诡辩者：“你吃了几个包子？”
（5）关于其他相对主义的诡辩。
“郢有天下”。这是“辩者二十一事”中的一个辩题，意思是说楚国的都城包含天下。常识是整体包含部分，天下有郢。而辩者却从某种意义上（如楚国称王）说“郢有天下”，即部分有整体。这个辩题是颠倒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诡辩。
“犬可以为羊”。这是“辩者二十一事”中的一个辩题。任何一个实体概念都同事物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词语是表达概念的，与事物并不是必然对应的。词语在最初约定时具有人为性、随意性，亦即具有相对性。辩者们抓住了这一点，诡辩说“犬可以为羊”。这是用一个方面（语词的随意性）来搅乱另一个方面（概念的确定性）。
“火不热”。这是“辩者二十一事”中的一个辩题，是用人对火热的感觉来代替和抹杀火本身热的性质。
至于中国古代庄子的泯灭一切事物对立的“齐物”、泯灭一切是非对立的“齐论”、泯灭是非标准的“辩无胜”等诡辩，无一不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庄子？齐物论》）的绝对相对主义的诡辩，＇67＇是他哲学思想上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是他对当时名辩思潮中取法标准上主观主义的批判结果。＇68＇
列宁曾经指出：“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做过通向诡辩术的桥梁。”＇69＇从上述古代诡辩者们的各种相对主义的“思辨的把戏”来看，它们都是在辩证思维方法上又随心所欲地任性地往前多走了一步，从而滑入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泥坑。
但是，黑格尔认为，任性不是以必然性为基础的，而是依赖于某种偶然性的东西。故而他把任性称做“形式的自由”、“主观假想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培根则更是要求人们注意知识的确定性和适用的范围，要时刻警惕理性离开经验去任意驰骋，因此他要求“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70＇。
问题在于，古代多走了一步的相对主义的诡辩，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自古至今，谬种不绝。作为一种思维习惯的残余，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在许多人脑中存在着。例如：
曾被人们炒得沸沸扬扬的“高薪养廉”，一直是比较流行而又争议颇大的说法。有人把“高薪养廉”视为反腐败的制胜法宝，似乎“高薪养廉”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现实存在于社会而被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有人则对“高薪养廉”嗤之以鼻，认为其最终结果是“高薪养活”。
其实，绝对的高薪肯定是不现实的，其社会代价无疑将很大。而且，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