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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体验。女孩子的生活比男孩子要稳定得多。打她们懂事起，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有份的。在生活中，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准则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公然发表自我主张。尽管如此，在孩提时代，她们还是和男童一样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特别是当她们还很小时，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那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只有到了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因为她的第二个真正的特权期才到来。在家里，由于一般情况下婆媳的关系都不会太好，因而不论是媳妇还是婆婆都会来笼络她；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希望能与自己的子妹关系融洽，因而也会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尊敬她；而孩子们为了赢得她的偏爱也都争着抢着要与她同睡，而她也会经常把祖母给她的小恩小惠分给那些两岁左右的晚辈们。日本人不喜欢自己一个人睡觉，晚上小孩们可以把自己的睡床搬到自己喜欢的长辈的旁边。证明“你对我亲不亲”的证据就是看两个人的睡床挨的紧不紧。虽然女孩子九、十岁的时候就不能再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但作为补偿，她们可以炫耀自己新的发型。十四岁到十八岁间日本姑娘的发型是最讲究的。那个年龄的女孩子们可以穿丝绸衣服了，而以前她们只能穿布料的。这时，家里也会千方百计地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优雅迷人。这样一来，女孩子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社会对女孩子的各种约束是要靠她们自己直接来承担和履行的，而不是要靠父母来强制执行。父母亲拥有的特权不是说他们可以任意体罚小孩，而是他们可以心平气和、一如既往地对小孩们提出自己的期望，希望女儿们能够按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来生活。我觉得引用一下下面的事例很有必要，因为它说明了在女孩成长过程中这种非正式的、特殊的来自父母的压力是多么的重要。稻垣钺子从六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她背诵经典中文诗词：
“在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老师除了双手和嘴唇外，简直就是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必须同样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我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就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双膝换了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角度，老师脸上立刻显出惊愕的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肃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先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心里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的画像行了一个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就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平日结课后我都会去向父亲报告一下情况，今天当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时，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但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这就犹如被丧钟重击了一下。直到今天，想到这件事时我仍然隐隐作痛。”⑦
第七部分第69节：子女教育（8）
杉本夫人在另一本描写她的祖母的书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日本父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祖母脾气谦和，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虽然没有叱责，也没有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却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使整个家庭都能按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祖母在训练每个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得非常明确。女孩子要培养的是一种习惯，而不仅仅是教会她们一些规则。在小时候就应该培养女孩正确用筷、进房的姿态。成年后她们还要学习茶道和按摩。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由长辈手把手的教，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并形成习惯为止。长辈们从不认为小孩子们没人教也能“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的习惯。在书中，杉本夫人描写了在她十四岁订婚后大人们是如何教她给未来的丈夫准备早餐的，而她却与她未来的丈夫从未谋面过。她未来丈夫现在美国，而她在（日本的）越后。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下厨给松雄（未来的丈夫）做了几个据哥哥说是他特别爱吃的点心。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给他夹菜，并劝他先尝尝。我学习关心我未来的丈夫，要让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做松雄就在跟前似的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一样。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尊重丈夫，如何摆正我作妻子的位子。”⑧
对男孩子的要求虽然不像对女孩子的那么严格，但人们也会通过一系列的实例和模仿练习来教他们逐渐养成细致的习惯。在“学了”这些习惯之后就不能犯任何错误了。然而，对青春期的少男们来说，却是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靠他自己主动摸索的。长辈们是不会教他们怎么求爱的。在家里禁止做出任何公开的示爱活动。而且，在八、九上十岁的时候，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男女孩间是没有机会接触的。日本人的理想就是双亲要在男孩自己对性感兴趣之前就为他订下婚约。因此，大家都觉得男孩与女孩接触时最好表现的“害羞”一点。农村人常常用这个话题来逗男孩子们，而他们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的确是很“害羞”的。然而，从古至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农村，也有许多姑娘，有时甚至还是大多数，都会未婚先孕。这种婚前的性行为是日本社会中比较自由的领域，不属于事关大事的范围，而且父母在谈婚论嫁时也对这些事不在乎。但是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社会仍然是教育女孩子们，甚至连女佣都应保持贞洁。中学的男孩也不许与异性有任何过密的交往。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两性在婚前有过分亲密的行为。日本的电影也把那些爱与年轻妇女调情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把那些对可爱迷人的女子采取一种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是粗野态度的青年当作是所谓“好”青年的标准。日本人认为爱与女人调情的男子一般都是花花公子，人们不是追逐艺妓、就是爱与妓女、咖啡女郎们勾勾搭搭。经常光顾艺妓馆是学习示爱的“最好”方法，因为“艺妓会教你，男人只需旁观即可。”他不用为自己笨手笨脚而发愁，因为他也从没指望要与艺妓发生性关系。但是，日本青年中有能力光顾艺妓馆的人并不多。多数青年都是到咖啡馆去看其他男人如何接近女人的，但是这种直接的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所受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男孩们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会显得笨手笨脚的。性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为数极少的不能得到年长者亲自指导的领域之一。有声望的家庭会在年轻夫妇结婚时送给他们一本《枕草子》和一些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看书就可以学。这就好比庭园布置，父亲并不会教导如何布置一个日本式的庭园，但当你大了之后就会自己培养这种爱好了。”虽然大多数的日本青年都是通过别的办法来学习关于性行为的知识的，但日本人能够把性行为和园艺联系起来，并认为这两种都是看书就能学会的，这的确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性的知识都不是靠成年人的教导就能学会的。这其间种种差异使青年深信，性是独立于人生大事以外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里，不需要长辈的亲自指教、也不是说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能掌握的。这是一个由自己控制并获得自我满足的领域，尽管人们在刚开始时都会有些不安和迷惑。性的领域和其他领域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男人结婚后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寻欢作乐，这样做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妻子则没有同样的特权，她必须对丈夫保持忠贞。即使对他人有了好感，也只能偷偷进行，而且在日本很少有妇女和别人的暧昧关系不被丈夫发现的。人们常常把那些精神紧张或心绪不宁的妇女说成是“歇斯底里”患者。其实，女人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不是日常生活的麻烦，而是性生活的不协调。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歇斯底里（神经过敏、心绪不宁）患者都是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和谐。“妇女只能靠丈夫来得到性的满足。”⑨一位须惠村的农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的病都是“始于子宫”，然后殃及大脑的。丈夫如果只迷恋其他女人的话，妻子也会不由自主地手淫。下至农村上至大户人家，妇女们都秘藏有这种用于房事的传统器具。而且，在农村，妇女如果有了小孩了，她们就可以相当随便地谈论性行为。在没有作母亲之前，她们是不能开半点关于性的玩笑的，而当作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玩笑就成了男女聚会时的家常便饭。她们还会合着下流小曲的节拍，扭腰摆臀，毫无顾忌地跳着色情舞蹈。“这种动作必定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士兵服役期满复员回乡时，村里的人都会跑到村外去迎接。这时，妇女们就会女扮男装，互开下流玩笑，还假装要强奸年轻姑娘。
第七部分第70节：子女教育（9）
因而可以说，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自由的。出身越是卑微，这种放任的空间就越大。她们一生要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男女之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时，当男人提出性要求时，她们也是克制的。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卑微，她的淫荡程度甚至会比男人毫不逊色。日本人对品行端正的理解是妇女要因年龄、场合的不同而对性采取不同的态度。日本人并不要求妇女始终保持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贞女”或“淫妇”的一成不变的形象。
男人们也是如此，有时他们放纵不驯，而有时他们却节制谨慎。男人的最大乐趣就是在艺妓陪坐下，找一帮男友尽情地喝酒助兴。日本人喜欢喝酒喝醉，他们没有节制饮酒的概念。两三杯酒下肚以后，就会一反平日拘谨的常态，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极少数“难缠的人”会发生吵闹以外，一般很少看见粗暴行为或打架。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之内的事外，日本男人决不能干违反常规的事情。如果哪个人在生活中的其他重要领域做了违反常规的事，那就会被人骂作混蛋、傻子。
以前西方人认识到的日本人性格中的所有矛盾都可以再次从日本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得到明证。日本人的人生观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对它的每一面都应高度重视。日本人在幼儿期过的都是一种有特权的和娇纵的生活，虽然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经历了各种训练和考验，但他们始终怀念那种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因为，他们过去曾有过天堂。他们对自己童年的描绘都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众神慈悲以及作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的道德理念之上的。这样，日本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极端的思想，即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人人死后都能成神。这既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又使他们相当自负。因而很多日本人都会干一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甚至有时为了坚持己见而以死表达自己对政府的反抗情绪。有时，这种自信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妄自大。
六七岁以后，强大的压力就要求人们应逐渐学会“谨言慎行”、“明晓羞耻”了；如果犯了错，家人就会一致反对他。虽然这种压力不如普鲁士士兵的纪律那么强大，但却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在无忧无虑的幼儿时代，也有两件事情为以后个人自觉履行义务奠定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坚持要训练小孩自己撒尿并手把手地纠正他的各种姿式；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历使人们从小就对长大后将要面临的各种约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为了不被“世人”耻笑或是遭世人遗弃，他要学会抑制那种在幼儿时期的冲动，并不是因为那些冲动不好，而是因为那种做法已经与现实情况不相时宜了。现在他必须认认真真地生活。虽然童年时的那种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现在他可以享受更多的成人的快乐和满足。同时，幼年时代的种种经历并不会真正地在内心深处消失，那些刻骨铭心的儿时的经历对塑造人们的人生哲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所谓的“人情世故”上，他尽情地放纵自己；在那些成人的“自由领域”内，他再次体验儿童时代的特权。
在日本儿童从少儿时期向成年人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得到伙伴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