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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肯定是个死胡同。我不该要求你去猜作案动机。我一直不停地问我自己这个问题：致巴宾顿先生于死地的动机是什么？我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案子也就破了。”
“你认为不是精神病……”蛋蛋提醒他说。
“不，小姐。不是你说的那种精神病。这当中有某种原因。我必须发现这种原因。”
“好吧，再见了。”蛋蛋说，“对不起，打扰你这么久。只是我刚刚冒出这个看法。我必须赶快告诉你。我要跟查尔斯爵士看《小狗笑了》的彩排，你知道，这是威尔斯小姐为安吉拉。萨克利夫小姐写的剧本。明天晚上就是第一场。”
“我的上帝啊！”波洛叫道。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确实发生了一件事。一种思想、一个精彩的念头。哦，但是我一直是瞎子……我瞎了眼。”
蛋蛋注视着他。波洛似乎意识到他的反常情绪，他很快控制住自己。他拍了拍蛋蛋的肩膀。
“你会认为我疯了。根本不是。我听见你刚才说要去看《小狗笑了》，萨克利夫小姐在剧中扮演角色。你们去吧，对我所说的不要在意。”
蛋蛋疑虑重重地离开了。只留下波洛一个人。他在屋里快步地走来走去，一边在随着他的呼吸窃窃私语。他的眼睛像猫一样闪着绿光。
“这可对了……这就可以解释一切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动机，非常稀奇古怪的动机。这样的动机我从来都没有碰见过，然而却是合乎情理的。在一定环境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尽管这确是一个非常离奇古怪的案件。”
他走过餐桌，他的纸片楼房还在那儿耸立着。他随手一挥，桌上的纸片全都被他掀倒了。
“快乐的家庭，我不再需要它了。”他说，“难题已经解决，就等着行动了。”
他抓起帽子，披上大衣，然后走下楼来，听差为他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波洛告诉司机查尔斯爵士住宅的地址。
到了那儿，他付了车费，径直走进大厅。开电梯的听差不在，波洛只好走上楼去。当他到了二楼，查尔斯爵士套间的门打开了，米尔雷小姐走了出来。
她一见波洛就说：
“是你！”
波洛笑了。
“是我！不是吗？我又来了！”
米尔雷小姐说道：
“恐怕你找不到查尔斯爵士了。他和利顿·戈尔小姐已经去巴比伦剧院了。”
“我找的不是查尔斯爵土。我想，有一天我把手杖掉在这儿了。”
“哦，是这样。好吧，你抿铃，但普尔会给你找手杖。对不起，我不能呆在这儿，我正准备去赶火车。我要去肯特郡，到我母亲那儿。”
“我理解。我不会耽误你，小姐。”
他站在一旁，米尔雷小姐于是提着一个小皮箱，匆匆经过他身边走下楼梯。
她刚离开，波洛似乎忘记了他的来意。他没有继续走上楼梯的平台，而是转身回到楼下。他走到大门口，正好看见米尔雷小姐走进一辆出租车。另一辆出租车沿着小路边慢慢开来，波洛把手一伸，它便停了下来。他钻了进去，要司机紧跟刚才那辆车。
第一辆出租车往北驶去，最后在帕丁顿火车站停下。虽然从帕丁顿车站坐车前往肯特郡显然有些奇怪，波洛脸上井没有惊讶的表情。波洛走到头等车厢售票窗口，要求买一张去鲁茅斯的双程车票。五分钟后火车正点出站。他安坐在头等车厢的一个角落。由于天气寒冷，他把大衣领拉到耳边。
大约五点钟，火车到达鲁茅斯的小车站。天色已经暗下来。波洛站在靠后的地方，他听见一个听差友好地向米尔雷小姐打招呼。
“好吧，小姐，没有想到你会来。查尔斯爵士要来吗？”
米尔雷小姐回答说：
“我来这儿一定出乎你们预料。明天一早我就回去。我来拿点东西。不，我不想乘出租车。我沿岸边的石头小路走上去。”
天色更黑了。米尔雷小姐快步走上陡峭的崎岖小路。波洛隐蔽在后面的路上紧紧跟随。他脚步轻盈，像猫一般。到达鸦巢屋时，米尔雷Ｊ、姐从提包里拿出钥匙，穿过侧门，并让它半开着。一两分钟后，她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生锈的门房钥匙和一只手电筒。波洛往后一退，躲在茂盛的灌木丛后面。
米尔雷小姐绕过楼房后面，爬上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
赫尔克里。波洛跟着她。她不断地往上爬，最后突然在一个古老的石塔前停下。人们经常在海岸边看见这样的塔。这个塔比较矮小。然而，满是灰尘的窗子里有一块窗帘遮盖。
米尔雷小姐把钥匙插进大木门上的锁里。
钥匙转动时卡查卡查作响。门开了，铰链发出一阵呻吟。米尔雷小姐打开电筒走了进去。
波洛快步赶上。他也同样轻手轻脚地穿过大门。米尔雷小姐手里的电筒不安地闪着微光，照着周围的玻璃蒸馏器，本生煤气灯，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器。
米尔雷小姐拾起一根铁棍，把它举起来正准备打到下面的玻璃仪器上。突然有一只手抓住她的胳膊。她倒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
波洛那双猫一样的绿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她。
“你不能那样干，小姐。”他说，“因为你企图破坏的是罪证”
第十五章 落幕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单人沙发里。壁灯已经关掉，只有一盏玫瑰色的灯照在沙发里的这个人身上。这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他独自坐在灯光之下，另外三个人是波洛的听众——查尔斯爵士、萨特思韦特先生和蛋蛋。利顿·戈尔，他们坐在灯光外的黑暗里。
赫尔克里·波洛的声音朦胧如梦。他似乎在对着空中而不是对着他的听众演讲：
“弄清犯罪真相，这是侦探的目的。为了弄清犯罪真相，人们必须积累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正如我们在玩建房卡片游戏时堆积一张又一张的卡片。如果事实不成立，就如卡片失去了平衡。于是，你必须重建房子，否则它就会倒塌……
“正如我前两天所说的，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有戏剧性的思维，即创造性思维。它主张现实可以用机械的设备制造出来。还有一种对戏剧表演反应敏捷的思维或青春浪漫型的思维。最后一种，朋友们，那就是散文式的思维，这种思维看见的不是蓝色的大海和含羞草，而是舞台背景上绘制的黑布。
“于是我来了，我的朋友们，来侦查８月份谋杀斯蒂芬·巴宾顿的案件。那天晚上，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提出了他的观点：说斯蒂芬·巴宾顿是被谋杀的。我当时没有同意这个观点。一、我不相信像斯蒂芬·巴宾顿这样一个人竞会被谋杀。二、我不相信，在那天晚上的客观环境下，对某一个特定的人下毒会有什么可能。
“现在，在这儿，我承认查尔斯爵土是对的，是我错了。
错就错在我是从一个完全虚假的角度来看待这次犯罪。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我突然发现了正确的视角。现在我要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斯蒂芬·巴宾顿被谋杀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不过，我想把这事暂时放一放，先带你们沿我踏过的小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把斯蒂芬·巴宾顿之死叫作我们演出的第一幕。当我们从鸦巢屋退场的时候，幕也就落下了。
“这场戏的第二幕，是从萨特思韦特先生给我看有关巴塞罗缨爵士死亡的报道时开始的。事实顿时明朗，查尔斯爵士判断正确，我判断错误。斯蒂芬·巴宾顿和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两人都是被谋杀的。两次谋杀是同样一个犯罪案件的两次作案。后来，第三次谋杀——杀害德·拉什布里杰太太完成了整个作案系列。因此，我们需要形成一个非常理性的观点，就是把三次死亡事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合情合理、一目了然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三次谋杀都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这个人有利可图。
“现在我必须说，困扰我的事情是，为什么谋杀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会在谋杀斯蒂芬·巴宾顿之后。如果按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来观察这三次谋杀，很有可能，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的谋杀案，我们可称之为中心犯罪事实，或者主要犯罪事实。其他两次谋杀案在性质上可称为次要犯罪事实。那就是说，这个结论是从这两个人与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的关系中得出的。然而，正如我过去说明的那样，人们犯罪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斯蒂芬·巴宾顿先被谋杀。因而，第二次谋杀好像是缘于第一次谋杀。据此，第一次谋杀似乎是整个事件的关键。
“到那时为止，我仍然倾向于概率论的观点，以致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我头脑里形成。是否有这种可能：巴塞罗缨是被预谋杀害的第一个牺牲者。而巴宾顿先生中毒只是一种失误？然而，我被迫放弃了这种观点。凡是认识巴塞罗缨·斯特兰奇爵士的人，不管对爵士熟悉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会知道他有厌恶鸡尾酒的习惯。
“还有一种意见：凶手毒害的对象是第一次宴会的另外一个人，可却错把斯蒂芬·巴宾顿给毒死了俄找不到支持这个意见的任何证据。因此，我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结论，即杀害斯蒂芬·巴宾顿肯定是有预谋的。马上，我又遇到了一块很大的绊脚石——这个结论明显是不可能成立的。
“人们总是带着最简单、最明显的观点去开始查询。假设斯蒂芬·巴宾顿喝下了有毒的鸡尾酒，那么是谁才会有机会在鸡尾酒里下毒呢？乍一看，我以为能干这事的只有两个人，比如说兑酒和拿酒杯之类的人：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自己和客厅女仆但普尔。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将毒品放人酒杯，但他们两人没有谁能够有机会安排将哪一个酒杯送到巴宾顿的手中。但普尔可以熟练地从托盘里递送酒杯，最后剩下那个有毒的酒杯，然后递给他，因此她可能作案（不容易，但可以做得到。）查尔斯爵士可以别有用心地拿起那一个酒杯，然后递给他，因此他也可能作案。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只有偶然的机遇才会把那杯有毒的酒送到斯蒂芬·巴宾顿手中。
“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和但普尔都接触过那些鸡尾酒。但是他们两人有谁参加了梅尔福特修道院的宴会？都没有。谁最有可能调换巴塞罗缨的葡萄酒杯？是那个潜逃的管家埃利斯以及他的助手客厅女仆。但是，听着，客人中有人作案的可能性，也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要冒险，但有可能，因为参加别墅宴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溜进客厅，将尼古丁放进葡萄酒杯中。
“当我在鸦巢屋加入你们的行列时，你们已经去过鸦巢屋和梅尔福特修道院两次招待会，并且写下了所有客人的名单。现在我可以说，列在最前面的四个名字：戴克斯船长及夫人，萨克利夫小姐和威尔斯小姐，我立刻就排除了。
“这四个人事先绝没有可能知道他们会在宴会上碰见斯蒂芬。巴宾顿。施放尼古丁毒品的手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绝不可能一时心血来潮就能做到。名单上还有三个人——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利顿·戈尔小姐和奥利弗·曼德斯先生。虽然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有可能。他们都是当地人，可以设想都可能有除掉斯蒂芬·巴宾顿的动机，而且可能选定开宴会的那天晚上将他们的阴谋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我没有发现他们中有任何人实际上已经作了案。
“我想，萨特思韦特先生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跟我的一样。他把嫌疑放到奥利弗·曼德斯身上。可以说，小曼德斯在当时还是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在鸦巢屋那天晚上，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之中。由于他个人处境艰难，对生活有某些扭曲的观点，又正值不稳定的年龄。事实上，他曾经与巴宾顿先生争吵过，或者说他对巴宾顿先生表现出一种憎恶的情绪。然后，梅尔福特修道院发生的事情让人感到奇怪。接着又发生了他收到巴塞罗缨·斯特兰奇来信的不可思议的故事，还有威尔斯小姐证实他持有一张有关尼古丁中毒的剪报。
“就这样，奥利弗·曼德斯的名字显然被排在七个嫌疑人的名单之首。
“但后来，我的朋友们，一种奇妙的感觉出现在我的头脑里。那个作案的罪犯必定是两次宴会都在场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也是合乎逻辑的。换句话说，他出现在七人名单之列。不过，我有一种感觉，这种明显的事情，是有人有意安排得如此显眼。这是一位头脑清楚、思维缜密的人才有可能想到的。我意识到我实际上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