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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气陡增，抬头冷冷地说：“我不知道那个凶手是谁，即使知道，也不用着我去瞎操心；有你们这么多优秀的警察，他早晚会伏法的。”
蒋伟平又发难：“欧海洋，我们都是男人，也是直爽的人，我自始自终都对你非常坦率，你却这么不直爽，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当然，避害趋利，是一个人的本能。在张清禾的案子上，你死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但对城南垃圾场的命案你也这么遮遮掩掩，就太不明智太不象话了，我们无法理解你的动机和想法！你这样做，对得起你死去的两个朋友吗？你心里很清楚，将那个杀手说出来，其实对你并没有任何危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你没有任何理由任何顾虑坚持不说呀！”
欧海洋觉得这也是实在话，有道理，但仍然低着头，眼皮轻微而快速地眨动着，欲言又止。
蒋伟平继续说：“当然，如果你说出来，从事实上来讲，你和黑鬼他们都构成了未遂的敲诈罪，但只要你将那个杀手说出来，立了大功，完全可以将功补过，免予刑事处分了。”
欧海洋嗫嚅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仍想负隅顽抗，但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
袁世民趁热打铁：“刚才你都已经承认了，继续抵赖还有什么意思吗？”
“承认？我刚才承认什么了？”欧海洋惊问，觉得自己或许是真的昏了头。
林洋洋说：“你刚才不是说那个杀手很凶残狡猾，劝你的徒弟不要去吗？你如果不知道那人是谁，你怎么知道他很凶残狡猾？”
“是吗？我刚才真的这么说了吗？”欧海洋下意识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努力镇定，费力地眨着一双困眼，意识到自己在这种昏昏然的状态下做供述难免会说漏嘴，无法避重就轻，此时的上策，应该是回避实质的问题，或者干脆不说。
于是他打了一个又长又响的哈欠，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我已经有几天几晚没睡觉了，脑子有点昏，刚才有些话可能说错了，并不符合事实。”
林洋洋失去了耐心，激动地说：“欧海洋，你把那个杀手说出来，对你完全没有什么害处呀，你为什么不说呀？我可要提醒你，在张清禾的案子上，我们可能一时难以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你非法持有枪枝并开枪拒捕，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节严重可以判你十几年，你可不要把这个重要的事给忘了，更不要天真地以为，过了什么羁押期限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去。”
欧海洋已没有多少抵抗力的大脑又遭受重重一击，顿时又陷入慌乱之中，但他天生顽强的意志力仍守着最后的防线，艰难地说：“你们让我好好地休息一个晚上，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
袁世民怒呵着：“不要故伎重演了，我们不可能再相信你这一套把戏。”
欧海洋求道：“那你们让我休息两个小时，打一个盹，我说出红山监狱干警刘黄光被敲诈的一些内幕……”
“不行，你必须先说，再休息。”
蒋伟平温和地说：“好吧，我们再相信你一次，休息两个小时后再交待。”
欧海洋说：“必须让我回监房躺着睡，否则没有什么意义。”
“也可以，但你如果仍不交待，我们就连续审你七天七晚。”
欧海洋困乏地点点头。
半小时后，欧海洋又被带近审讯室。此时他的精神明显好多了，又喝了一杯热浓茶，脸上更是活泛些。蒋伟平有事走了，由袁世民林洋洋潘文海接着审。
欧海洋开门见山地说：“我估计，敲诈张清禾的那些人，就是敲诈刘黄光的那一伙。”
袁世民冷笑一声，示意他接着往下说。欧海洋知道这骗不过他们，但仍然要自圆其说。
“我们为刘黄光准备了一捆假钞，并尾随着他，第一次去了红星广场，结果被那伙人发现。第二次是在城南垃圾场，我们是偷偷去的，躲在旁边的树林里观看，结果那伙人仍然没有现身，只是发信息指令刘黄光将钱打到一个农业银行的卡上。刘黄光无可奈何，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乖乖地把钱打了上去。这伙人的整过作案过程，与敲诈张清禾的过程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断定，这两起敲诈案应是同一伙人所为。”
林洋洋冷笑道：“你怎么知道敲诈张清禾的过程也是这样的？”
欧海洋也冷笑：“你们是不是据此断定，敲诈张清禾的人就是我？你们到街去打听打听，张清禾的事哪个人不知道？他已经出了钱，现在又下了台，还有什么不敢讲？我做为一个普通市民知道此事难道不正常吗？”
“刘黄光和黑猪估计是谁在敲诈他们？”袁世民避其锋芒，及时结束无聊的对话。
“他们说劳改释放人员的可能性最大，但也不排除狱内的干警。”
林洋洋问：“为什么？”
“具体我不知道，黑猪在电话里对我只说了这些。”
“刘黄光到底有什么把柄掌握在那个人的手里，让他乖乖地付了15万元现金？黑猪没有向你透露一点吗？”
“刘黄光和黑猪死的那天晚上，从下水道里跑了一个人，但在此之前，也有人想从下水道里逃跑，只是没跑成，反倒死在里面。那一晚的值班干警，也是刘黄光。黑猪说，当晚刘黄光在值班室里喝酒，和他谈了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他又私自将那个逃犯放了下去，导致出现脱逃和死亡的事故。就是在那个晚上，那个神秘的窃听者将他们的对话录了下来，事隔一个月后，才在电话里放给他们听，使他们记不起当晚的具体细节。那盒录音带所记录的内容，对刘黄光和黑猪来说，都是致命的，可以使他们被判刑或加刑，他们都很害怕，被捉弄了两次后，只好乖乖地破财消灾。”
欧海洋交待这些内容与监内一些犯人的反映可以相互印证，说明这些内容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袁世民预感到这可能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不禁一阵暗喜，但尽量不表露出来，皱着眉疑惑地问：“一个普通的重刑犯监狱内出现了窃听器，应该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黑猪没对你谈起过这方面的疑惑吗？”
“谈过，他说在值班室的办公桌下，发现了安装窃听器的痕迹，可能是用电胶布粘的，看样子，那窃听器很大，也许是一个……”欧海洋又突然打住，可能是觉得这样说对他不利。
林洋洋两眼发光，赶忙追问：“是一个什么？”
“他没有说出来……反正他没用过，也搞不清那种东西是什么样子。”这样遮遮掩掩，进一步说明他对窃听器比较熟悉。
“你能够肯定刘黄光被窃听的那一天晚上，红山监狱死了一个犯人吗？”袁世民知道再往下问，也很难获得别重大收获，不如抓住这个线索好好查一查，看能不能据此打缺口。
“黑猪在电话是这样对我讲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敢肯定；你们到监狱查一下就知道了。”他发现袁世民暗藏着惊喜，内心又忐忑不安起来，不知他们根据这些情况能否找到那个神秘的窃听者。如果找到了，对他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呢？从表面看起来，似乎不会，但他凭直觉，隐隐约约觉得可能会间接地产生对他不利的后果。
第八卷 第三十六章 第一节
从审讯室里出来后，袁世民他们三人立即赶往红山监狱。
袁世民破例亲自驾车，脸上出现了难见的阳光，连声说他们今天的收获很大。
林洋洋则保守地认为，监狱里的窃听器并不是新线索，不一定会带来突破。
袁世民说以前虽有犯人反映里面可能有窃听器，刘黄光和黑猪也被窃听过，但没有人说出他们被窃听的具体时间，且当时没把窃听器当做一条重要线索来查，而这一次欧海洋所交待的不同，有具体的时期，他们可以根据当晚的值班记录，有目的地寻找蛛丝马迹；另外，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那个人成功地敲诈了15万尝到甜头后，应该不会就此罢休，会继续作案。
林洋洋顺着袁世民的思路，问他是不是觉得那个使刘黄光左光辉欧海洋他们疯狂又导致七条人命消失的光碟，也是这个人录制的。
袁世民说这个可能非常大，因为到目前为止，在红山市使用窃听器做过案的，只有欧海洋一伙和敲诈刘黄光的那一伙，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第三伙这样的人也在活动，而欧海洋一伙制作了那张光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红山监狱系列命案的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敲诈刘黄光的那伙人。
潘文海也兴奋地表示同意袁世民的看法，但他认为很可能是一个人干的，不然敲诈者的行踪不会那么诡密，让专案组这么多人和那个狡猾的凶手找了这么久，连个象样的嫌疑人都没有找到。
他们兴奋地推测着猜想着，好象终于发现了他们一直苦苦录觅的最大冰山的一角。
他们没有事先打个电话，直接来到教育科，找到当时直接负责追逃叶马的鲁再国，请他回忆，帮忙查找那晚在六监区值班的所有干警。
鲁再国听说死鬼叶马逃跑的当晚有人在六监区的值班室里安装了窃听器，也兴奋不已，说不用查，他还记得当晚在六监区值夜班的所有干警，并立即兴冲冲地带他们前往罪犯生活区。
经过六监区的外边时，鲁再国指着三楼的值班室说：“这就是当时刘黄光值班的地方，假如里面安装了无线窃听器，那么在这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监听地——对了，那一晚确实有人发现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停在这里，且听到警报器响后立即开走了。当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一辆接应逃犯的车，特意查找了一下，但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发现叶马死在里面，才打消了这一疑虑。现在看来，那辆面包车可能是一辆监听车。”
袁世民兴奋地问：“谁看到了那辆车？”
“一个武警战士和狱侦科的陈科长。”
他们立即赶往武警营房，查阅当天的值班记录，很快找到了当晚在门卫岗楼上值班的战士张小河。根据他清晰的回忆，初步确定那个神秘的窃听者是一个戴毡帽穿暗黄色外套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
林洋洋兴奋地急问：“你认识他吗？或者，你是否在监狱里看到过他？”
张小河说：“距离太远，灯光较暗，看不清。”
袁世民问：“他的身影你觉得熟不熟悉？”
“不熟悉，假如他是我们中队的，也许我能认出来……不过，他当时穿的外套，我倒见过，监狱里有几个领导穿过。”
鲁再国惊讶地说：“监狱的领导穿过？”
“对，你也好象穿过。”
“是不是暗黄色带格子的那种？”
“应该是吧，如果你拿过来，我应该还能辩认。”
十几分钟后，鲁再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件外套。
张小河见了立即说：“对，就是这种外套。”
袁世民问：“老鲁，你们监狱里有这种外套的人多吗？”
“前年，这种衣服刚流行，我们监狱给每个处级干部都买了一件，七个党委成员和六个助理调研员都发了。”
“六个助理调研员？这么多！除了这13个人之处，还有没有别的人自己买了这种外套？”
“可能有几件，但颜色不尽相同。”
潘文海问：“那么，在有这种外套的人里面，谁喜欢戴毡帽？”
“只有两个人。”
林洋洋兴奋地问：“谁？”
“助理调研员陆康和辞了职的邓拓；他们两人都有些秃顶，经常带这种帽子。”
潘文海问：“他们会不会开车？有面包车吗？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们都是老公安，会开车；陆康有一辆五菱面包车，颜色好象也是蓝色的。他们以前都是监狱级领导，陆康由于年龄和其他的原因，已退居二线，担任助理调研员；邓拓则辞了职，现在不是监狱警察了。”
林洋洋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辞职后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经常到这里找一些老干警搓麻将。”
袁世民两眼放光，急问：“在香港？！干什么？”
“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做生意，也可能是帮他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带孩子吧。”
林洋洋问：“他们退了，有什么怨言吗？邓拓已经是处级了，为什么还要下海？”
鲁再国吐了一口浓烟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