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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三兄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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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泽民双手抱头跑回了家,见到了哥哥泽东:“哥哥,哥哥,爸爸要打我!”    
        哥哥听到喊声,急忙迎出门,小泽民一头扎进哥哥怀里。    
        “咋啦?咋啦?”哥哥道。    
        “老二跟我顶嘴!”爸爸赶到说:“你不要护他!”    
        “你不能打人!千错万错,他还是个孩子啊!”哥哥泽东道。    
        “你要护他,我连你也打!”爸爸跳脚上去。    
        “你有诺言在先!”毛泽东立即据理分争。    
         “不许打孩子!”母亲文氏听到院子的吵闹声,小脚颠颠地从屋子里跑过来,一见丈夫的拳头就要打到长子毛泽东的头上,就急了:“你有没有记性?孩子们给你跪下时你说的话不记得了吗?你是当饭吃了还是当酒喝了,还要打人,不嫌害臊!”    
        父亲虽脾气暴躁,倒还是个君子,他举起的手在妻子的提示下又放下了:“好,今天我放了你!”    
        久而久之,在反抗家庭暴力和父亲的家长作风中,母亲举起了旗帜,泽东、泽民,还有泽覃和泽建都跑到了母亲的阵容。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的进攻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在这家庭的“两个派系”的对立中,有时表现得异常激烈,在激烈中他们求得统一,在统一中又积蓄着对立的力量。在对立、统一的递进中,三兄弟逐渐长大懂事。这便是毛氏家庭的唯物辩证法。    
        再说在这个家庭对立斗争中,母亲文七妹的善良不光表现在对三兄弟的呵护上、时不时地张开“羽翼”,成了三兄弟的保护伞;同时还表现在对三兄弟的理解上。在三兄弟挽手走向学堂的时候,学校离家比较远,中午都要求带饭的。泽东、泽民在一所学校念书,泽东带的饭总比泽民带得多。可是曾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晚上放学回家,总是喊饿,晚饭菜也吃得特别多。这事被母亲看在眼里,记到心里,母亲奇怪地问儿子:“你晚上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妈妈中午给你带的饭不够吃吗?”    
        开始毛泽东还不大好意思说,她知道母亲的善良,也就照实说了:“我们班新来了一位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把自己带的饭菜分一半给了他吃。”    
        “为什么不早告诉妈妈呢?”善解人意的妈妈责怪道。    
        毛泽东回答说:“我怕父亲不理解我们,弄不好我们娘俩儿又要挨他的骂。”    
        母亲点点头表示理解。    
        从此以后,妈妈总是让毛泽东带上两个人的饭菜,一直到他们毕业。这件事一直在毛泽东的母校流传着,成为学校育人的“传家宝”。


第二章 少年时代少年轶事

        毛家三兄弟从6岁开始就下地干活,这倒不是别的,因为家中地多,虽然说家里有雇工,但是人手还是不够用。先是捉虫子、除杂草、收稻子、摘棉花等。后来,又干起了较重的活,比如挑肥、犁地、耙地、播种、插秧等。初干活时,三兄弟还感到新鲜,等干到一定的时候,便感到又苦又累了。    
        有一次,父亲叫毛泽东和毛泽民到田里去摘豆子。弟弟调皮,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摘,这样就显得快多了。不一会,弟弟选的那块地方就摘完了。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摘,摘半天也难得“进展”一步。父亲来了,站在地头上随便看一眼,便夸奖弟弟而责备哥哥道:“你在干什么呢?这么大功夫只摘了一小片,看看你弟弟,他比你小,他已经摘了多大一片?”    
        毛泽东没有吭声,低着头继续摘他的豆子。父亲从地头走过来,先看看弟弟的篮子,表扬几句,再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你呢,你听见没有……,”父亲突然不讲话了,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天合不拢嘴。    
        原来,毛泽东的篮子里,豆子要比弟弟篮子里的豆子多得多!    
        父亲不自在地笑了,他知道自己批评错了。    
        秋收时节,农民把稻谷打下来,摊在坪里晒。忽然吹来一阵狂风,紧接着乌云遮住了太阳,一道闪光接着一声霹雳,豆大的雨点从空中飘落下来。不少人家都往坪里跑去,收拾自家的谷子,而毛泽东跑到坪里后没有收拾自家的谷子,却先帮助一家佃农收拾去了。等收拾完别人谷子后,再去收拾自家的谷子时,坪里的谷子却泡了汤。父亲看了十分生气,跳脚训斥儿子道:“这可好了!胳膊肘往外拐,你就喝汤吧!”    
        毛泽东十分平和地对父亲说:“古书上讲,人之初,性本善。人都要互助友善么,再说人家家里穷,还要给我们交租,损失一点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湿就湿了吧,关系不大。”    
        儿子引经据典,讲得有理,父亲无言以对。事后母亲抚摸着毛泽东的头,夸奖道:“要是母亲在,也会这样做的!”一句话说得毛泽东热泪盈眶。    
        三兄弟都是从8岁开始念书。那时是私塾,读的是“四经五书”、“之乎者也”,毛泽东很不感兴趣,但是无法选择。念书就念书呗,早晨和下午他们还要到田里去干活,这是父亲给他们规定的。三兄弟不悦时,父亲便说:“你们忙,我不是更忙吗!我是除去睡觉外全部泡在了田里!”    
        泽民带有几分调皮地道:“我们不是不做田里的活,古人讲,‘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怕是到头来,书没有读好,老爹怪罪我们不成!”    
        父亲道:“读书吗,就是认几个字识个数,将来帮爹爹记个账,出门不把自己的名字写错就行了。我吗,也是只不过读了两年书。依我看,书读多了,怕是心大了活也干不了。”    
        从父亲的言谈举止中,三兄弟也看出了父亲对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也像父辈一样,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度一生。这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人生设计。    
        父亲有句名言:“吃不愁花不愁,计算不到发了愁。”在三兄弟眼里,父亲与别人不同的是他过人的算计,家里的粮年年有余,地不断地买回,应该说他是一位成功者。他吃饭都在算账,算未来的账,算儿子长大后的账、算小康的账。他是一个成功者,又是一个贪婪不满足的成功者。    
        可是父亲万万没想到,三兄弟没按自己的设计发展,而走了另一条自我发展的道。    
        在学校,等他们读了三四年后,该认识的字都认识了,他们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便开始读一些当时被禁止看的书。比如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造反的故事:《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精忠传》、《反唐》、《隋唐》、《西游记》等书。而教书育人的老师则深恶痛绝这些不正经的书。若是老师来了,他们就用平时读的经书掩盖下来,等老师走后,再拿出来看。    
        那禁书太精彩了。有一次,毛泽民看得实在入迷了,直到老师走过来他还在看。老师光火了,不但没收了那本《精忠传》,还当众在同学面前批评了他。事后,老师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的大人,父亲毛顺生手举棍棒不依了:“你给我跪下!”    
        小泽民规规矩矩地跪了下来。    
        “从哪借的书?”    
        泽民不情愿地说:“哥哥。”    
        这时泽东也走了过来,父亲火冒三丈地:“你也跪下!”    
        泽东不从,道:“为何让我跪下?”    
        “你还有脸讲!你是哥哥,自己不学好,还把弟弟不往好里带,把坏书借给弟弟看!”    
        泽东也跪了下来。    
        他们整整地跪了一晚上,直到妈妈出来讲情,兄弟俩写了保证书才结束惩罚。    
        后来,他们又读了一些接近现实的书,比如《醒世良言》、《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都是清朝主张革新变法的老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缺乏西洋的工具:诸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谈古论今,掀起了三兄弟心中不满的情绪。正如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所说:“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要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的。后来,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是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就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反思使三兄弟走上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革命道路。    
        事隔不久,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毛泽东一生的事件。    
        一天,毛泽东他们正在上课,突然学校外面的街道上跑来了很多人,有喊有叫的,隔着窗子都能看到。下课后,学生们都跑过去看热闹。原来他们是从长沙跑回来的米商们,因为城里发生了大乱子。    
        毛泽东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城里闹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饭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推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后,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政府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布政使,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于是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掉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使学生们感到惊异。它给予毛泽东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不过他们把这事当作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毛泽东却永远不能忘记它。他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这种不公平的愤恨深深地埋在他们的心里,只待发芽 ……


第二章 少年时代冲突,发生在挑肥一件事上

        三兄弟之一毛泽东从8岁开始读书,13岁辍学帮助父亲记账,帮干一些农活。其实,毛泽东的辍学也是文化不高的父亲的刻意安排。    
        稻田里的用竹子搭的方台上,坐着一位身穿灯笼蓝裤的少年,一头浓密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充满幻想地在看着一本厚厚的书,他身材单薄,但个头对他那尚未成年的年龄来说颇高了点。他的任务是向田里挑肥,竹台下放着两只空空的筐和一根挑担。    
        葱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世外桃源的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之中。一座长长的石桥横倚谷中,谷下莲花正红,眼前的大自然是这般的宁静。可是埋头看书的毛泽东一心只读圣贤书,却不为这大自然的俏丽所动。鸟儿从他头顶调皮地飞过去,他不知晓;气呼呼的父亲找来了,他还在看书。直到父亲干咳了一声,他才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像一个惊惶的小鹿,道:“爹,有事吗?”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毛顺生问。    
        “不,”毛泽东回答说:“我只是歇会儿。”    
        “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    
        “谁说没挑,”毛泽东抗议道:“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    
        “到底几担?”爹问。    
        “至少也有五六担!”毛泽东说。    
        “磨磨蹭蹭的,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可以白养活你啦?”    
        “那你说你半天能挑几担?”    
        “20担,”爹说完又改口说:“起码也得15担。”    
        “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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