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势肺环掷啵馐且蛭成缁岣厣矸荩矸菔且恢忠浴叭恕蔽镜牡匚弧！捌肺坏燃洞砣耸轮贫戎猩ㄓ氪鲋匚唬桓哒呷ㄖ兀庞鋈俪瑁允羧僖拢使糯墓倌灰曰窀吖俸窬粑伲肺恢鹊仁首阋月愦说认Ｃ笪恍睦矶奈杵渖辖Ｏ执墓俟倘徊灰匀戎忻晃疽迹袢嗽痹谄肺还勰钣跋煜拢砸韵碛衅芳兜匚晃伲遣蝗莘袢系模谡夥矫妫肺恢迫繁戎拔环掷嘀聘呒だ饔谩！保�19＇
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始于英国，这时的文官制度就属于“品位分类”＇20＇，人们或以“绅治型”、“贵族型”概括之，说它“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21＇。英国文官制形成较早，残留着浓厚“绅治”、“贵族”色彩并不在意料之外。台湾公务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几大类，每类又分若干阶，这也是“品位分类”的例子。台湾学者把它称为“名器尺度”＇22＇，这种论调，传统气味扑面而来。此外日本曾把官吏分为敕任、奏任、简任三大类，亦属同类。不过在60年代末英国文官制已向“职位分类”靠拢，台湾、日本在数十年前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型。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向“职位分类”的过渡，不过刚刚开启而已。美国则早在20世纪初就率先推广了“职位分类”，其文官体制被认为是这种分类的典型＇23＇，而且和美国政治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息息相关＇24＇。有一种文官制度的分类，把德国、法国的称为“官僚型”，把英国的称为“贵族型”，而把美国的称为“民主型”＇25＇。当然，“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者其实也是利弊相兼的。最新的动向显示，以效率为目的并强调按劳取酬的“职位分类”，实践中也存在着改良余地＇26＇。
“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已经简介如上了，继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对中华帝国的官僚等级制研究，这些概念到底能提供什么启发呢？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相当精致发达，其等级制度是相当完备的。虽如前述，传统的官员等级制大多采取“品位分类”形式，不过若从品级从属于职位、还是另有“从属于个人的品级”这个区别着眼，那么即使在本书所论的汉唐官阶制范围，还是能看到复杂得多的情况。进而再把“职位分类”重效率、以“事”为中心，“品位分类”重“身份”、以“人”为中心一点纳入考虑，我相信就能够提供一个新鲜视角。本章下一节就将提供一些情况，显示秦汉以“若干石”禄秩来标志的官僚等级，具有从属于职位的意味；同时唐宋“散阶”则构成了另一类型，它作为官僚们的“本品”，无疑就是跟人走的“品位”。那么“品位…职位”框架，看来就是个很便利的工具，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汉代禄秩和唐代散阶之间的差异，从而为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官阶研究注入新意，收“以论带史”之功。
不过若把“职位分类”一语直接用于古代，在初步尝试之余，犹疑依然挥之不去。在最初的思考中，我曾把汉代禄秩称为“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制度，把唐宋阶官称为“以品位分类为主”的制度。也就是说，还不打算把禄秩、阶官分别与“职位分类”、“品位分类”等同起来，而只是以何种特色“为主”＇27＇。还曾考虑可以更谨慎一点儿，采用杨树藩先生的成说，把唐宋散阶称为“阶职分立制”（详后），另创“秩职合一制”指称汉代禄秩。最终我还是感到，“职位分类”概念是很富现代性的，它伴随着职门、职系、职级、职等的精密规划，伴随着对权责资格的复杂考察，两千年前的等级制在这一点上很难与现代比拟。尽管汉代禄秩可能显示了从属于职位的色彩，而后代有些时候职事官品与官僚“本阶”被区别开来，但传统政治秩序中依禄秩或官品而授予的身份特权，依然使各种等级都染上了“品位”色彩。
事实上，“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这种现代概念，在制订时并未考虑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二者间存在着一大片尚未清晰定义的灰色区域，给自由引申留下了不小余地。一方面，若是断言传统官阶制，包括汉代的禄秩等级，全都属于“品位分类”，人们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给出许多“说法”；而另一方面，“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这个视角，确实有助于区分历代官阶制间不容忽略的差异，弃之可惜而不宜割爱。根据对史实的了解，我们有信心令“品位…职位”框架显示出锐利的分析价值，不过在这会儿做一些必要修订，使之尽量切合于研究对象的性状，当是明智之举。
在设计分析框架时我们遵循如下原则：尽量充分考虑各期各类官阶制的不同特征，并尽可能地以最便于把它们区分开来的方式定义概念。由此，本书最终的概念策略是：改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二词，对“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词取而代之。“分类”的字样改换为“分等”，便可以淡化与现代制度的可能联想，并“稀释”其职门、职系、职组等横向的“分类”意义，同时在纵向的“分等”上凸显一个关节之点：这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还是另有独立于职位而跟个人走的位阶；进而再把重效率、以“事”为中心，还是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问题，纳入考虑。
一番修订之后，这个由“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而衍生出来的“品位…职位”视角，或许就具有了更大可行性。在此之后，若有人坚决主张各种传统官僚等级制都属“品位分类”，传统中国并不存在“职位分类”的话，这和我们的视角已不存在冲突牴牾。我们已预先避开了他指责的锋芒，让他扑了一个空儿：本书所用术语已经是“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而不再是“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了。从这两种“分等”出发，考察所涉各种不同官僚等级的特征，及其来源、变迁和意义，由此就成了研究官阶制时可选择的思路之一。
进一步说，这个“品位…职位”视角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与另一组概念的结合，而变得更为精致丰满。考察时我们的关注并不限于官品官阶本身，也关注着由官品、官阶的变迁而投射出的传统官僚的性格变迁，由文官等级制问题进及于帝国官僚政治问题。这就将涉及专制强度与官僚特权之间的制约与均衡，官僚对专制者的从属程度，其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其自主性的限度、其贵族化倾向，以及官僚自身构成一个阶级的可能性，等等。在此不必过多征引以免枝蔓横生，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一个分析框架，我们觉得已足够清晰明快了。在艾森斯塔得看来，帝国官僚可能呈现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1．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
2．演变为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动工具，几乎没有内在的自主性，或几乎不为民众的不同阶层提供服务；
3．取代了其为不同阶层和政权服务的目标，代之以自我扩张目标，或为一己和（或）他们与之密切认同的群体的利益而僭夺权力的目标；
4．以自我扩张和谋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取代了其服务于主要阶层的目标，但同时又保持了为政权和统治者服务的目标。＇28＇
现实中的官僚取向被认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叠；中华帝国的官僚被认为属于第一类“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他们极大地顺从于统治者，同时因科举制度，他们也构成了士人群体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不过在各王朝的衰落时期，则官僚们往往显现出第三项“自利取向”。
为了便利起见，不妨以简化方式着重观察其第二和第三项，即“服务取向”（service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orientation），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在第二项“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完全顺从于君主，只有很小的自主性。统治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个人仆从”，对官僚强大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支配，使之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卓有效能的工具。特别是在新王朝的初期，统治者有能力不循规蹈矩而把官僚任意调任，破坏确定的晋升模式，并施之以严刑峻法。在这类情况中，中上层官僚总是从下等阶层或弱小的中等阶层中录用的，录用程序使官僚与其由之而来的阶层疏离、与传统社会的身份疏离，并建立了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官僚为唯一顶端的身份等级制。
而在第三项“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则极力强调其自主性和自我利益，甚至要求摆脱政治监督，淡化职业责任。这时官僚将变成一个效率低下、谋求私利的群体，主要通过在官僚内部引荐亲私的方式进行铨选，将其职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视为私有甚至世袭财产。由此便有超出行政需要的官额膨胀，部门增殖而效率下降，越来越多的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这时官僚已演化为独立的半贵族阶层或“绅士”阶层，甚至变成了既存贵族阶层的一部分。
我们打算，把“品位…职位”框架与上述的官僚取向分析结合起来，做出如下设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相应的理由过于简单，我想就不必赘述了。本来，从不同文官分等制度的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事”为中心的区别，转入到传统官僚政治的特性问题，其间还有一步之遥；但是现在我们又引入了“自利取向…服务取向”概念，就填上了预设概念中的空档或缺环。由此，“品位…职位”视角就变得更充实、更切题了。
说到这儿，对所谓“贵族化”一词还得略作说明。这里的“贵族化”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用来指称这样一个进程：在其两端，分别以纯工具性的行政官僚和世袭的或封建的贵族作为和终点；由前者到后者的蜕变演化，则包括特权的累积、身份的凝固、作为阶层的自主性和封闭性的不断增强等等。早在1821年，黑格尔就曾论及官僚获得贵族式独立地位的可能性＇29＇。政治学家拉斯基也早已说过：“在极端的情况下，官僚还会变成世袭阶级（ahereditarycaste），为他们的个人私利而操纵政权。”18世纪的法国官僚就曾经变成了贵族＇30＇。王亚南先生在论述传统官僚政治之时，也曾提出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这样的论题＇31＇。当然也存在相反的进程，例如贵族性官员的“官僚化”变迁。
本书用以考察汉唐官僚等级制的分析框架，就是这么构筑起来的。随后就将展开这样的尝试：对中华帝国的各色文官等级，观察它们是偏重从属于官员个人的，还是偏重从属于职位的；并由“品位分等”较重身份、“职位分等”较重效率一点，进而探讨历代官僚政治的倾向与性格，亦即“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若考察发现某朝官阶更富“品位分等”色彩，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更大“自利取向”和“贵族化”倾向相关；若发现某朝官僚等级较具“职位分等”意味，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较强“服务取向”相关；其间因果，则涉及皇权的专制强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
当然，概念只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而已，现实的官僚取向必定存在着大量重叠或居间的情况，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官僚层次也可能呈现出不同取向，并进而导致不同性质的等级制的同时并存。比方说吧，在官、吏两分的时候，就可能为士大夫官僚提供了跟人走的品位性质的等级，而对“吏”的高下安排，则使之近于“职位分等”。分析框架的简明性，不应该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也并不等于研究结果。
史学家们对所谓“理论”有两种态度：一是将之看成历史规律的归纳升华，二是将之看成研究者预设的分析工具。这两种态度各有偏重，我之所取则为后者。作为预设的分析工具，它必须切合于特定对象才有意义＇32＇。在科学演算之中，“公式”好比炊具，“得数”就是垂涎以待的佳肴；但人文研究有时候就得换个比方了：有时“公式”、“得数”不过餐前小菜、餐后水果而已，不吃也罢，“演算过程”本身倒成了餍人口腹的正餐。生活之树长绿，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在具体叙述之中，干巴巴的概念才会真正鲜活起来。那么随后的任务，就是把分析框架和历史事实编织在一起，并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