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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由军功阶层造成的文散官的阶官化，就发生于这一背景之中。
北朝政治发展对官阶制的影响还不止此。此前北魏孝文帝的政治改革，便已显示了北朝官僚政治的蓬勃活力。在官品方面，孝文帝把简单粗略的九品官品析分为正从18级、30阶及流外七品，并把它用于考课进阶制度，这是一个重大进步。稍后梁武帝也制订了十八班及流外七班之制，但这不过是对孝文帝的东施效颦而已。可见北朝的制度建设已不限于学习汉晋南朝，其创制能力已足够地强大，已足以向南朝提供制度反馈了。梁武帝借鉴了孝文帝的官品析分之法，但对其考课进阶制却望而却步、视而不见，从而昭示了双方官僚政治的不同前景。
孝文帝和梁武帝时南北都出现了流内、流外之别，这也是一个重要变迁，“吏”阶层从此沦落到了“流外”。在九品官人法之下，中正二品以上为士族士大夫，三品以下则是寒士和寒人所担任的吏职。流外七品或七班，便是由中正品的三品至九品这7等转化而来的。先秦拥有爵命的士大夫与无爵的“官人百吏”或“府史胥徒”，本是两个阶层；战国至秦的社会变革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秦汉时基本没有官、吏分途的制度，入仕者皆“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再经过察举、辟召而“迁为牧守，入作台司”＇61＇。而魏晋以来，官、吏在身份上再度一分为二，显示了事物在一左一右地曲折发展。南北朝官与吏的分途和分等是以“门品”为基础的，属于“品位分等”范畴；流内流外之制与九品官人法的渊源关系，说明它本是中古士族政治的制度遗产；但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划分高级和低级文官的积极意义，所以某些现代国家中仍然有类似的做法。
北魏孝文帝的官品析分曾经反馈到南朝，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对此期的制度传播和互动，应该给予足够的注意。这种互动也存在于北齐与北周之间。西魏北周顺应魏末的滥授和“双授”，发展出了文武散阶并立的体制，并令官阶与军阶一致化了。对这个进步，东魏北齐拒绝了前者，却学习了后者。这与梁武帝效法孝文帝的官品析分而创十八班，却拒绝了考课进阶制的做法相类，都属于政治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接纳和排斥。西魏北周显示了浓厚军事立国倾向，承魏末积习继续向将士“双授”军号与散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东魏北齐政权则继承了洛阳的文物人才，其“文治”色彩令其更倾向于维系“正规”和“常态”，包括散官的传统性质和文武职类的严格区别，当然客观上这反倒阻碍文散官的进化。
讨论至此，我们业已涉入“东西南北”（北齐、北周；南朝、北朝）的制度互动与隋唐制度渊源问题了。以往有一个通行的叙述模式：北朝在汉化进程中不断学习魏晋南朝，隋唐采北齐及南朝制度而不采北周。然而我们的南北朝官阶制研究，却提供了一些不尽相同的事实：北魏的官阶改革反馈到了江左，西魏的军阶改革反馈到了北齐。隋廷面对南北及东西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其官阶制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最终在唐初定型的文散阶、武散阶及勋官并立之制，最早是在北周初具形态的。概而言之，就“东西”而言，北周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就“南北”而言，北朝对唐代散阶制的影响更大一些。
北周对隋唐的制度影响还不只散阶制而已，还见于兵制、爵制、法制、官制等更多方面。这说明北齐的制度和文化水准虽胜北周一筹，但北周官僚政治也并非一无可取，其探索创造之中，仍然包含着足以令北齐取法和隋唐继承的地方。学者或说北周的政治文化精神对隋唐社会文化的影响最大，或说宇文泰、苏绰改制有“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之功，这都可与“东西”制度异同优劣问题一并观察。至于在散阶制、考阶制，以至法制、监察制、学校制、均田制、府兵制众多方面，北朝都深刻影响了隋唐制度，则显示了北朝相对于南朝的更大政治活力。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就是在文学方面，到隋、陈对峙时北方也已胜过南方了。
在南北朝史研究上，学界现有“南朝化论”和“北朝主流论”二说。看上去矛盾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可以并存互补、相得益彰。“南朝化”论指出，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发展上承南朝，而来源于北朝部族传统的那些特点则日趋淡化。这个论断符合各少数族政权入主中原后的一般发展趋势，即“汉化”或说被华夏文化所同化的趋势。而“北朝主流论”则揭示，华夏政权每每周期性地由盛而衰，而振作衰颓的动力有时就北方少数族的入主，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体制的衰败时代，最终以北朝为其“历史出口”，就证明了这样一点。具体到本书对官阶制的考察，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作为唐初散阶的直接来源，北朝是“主流”之所在；但此期散阶发展以武号为主导，散阶的授予以武人为对象，这毕竟显示了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并非传统政治的“常态”。世入李唐，文散阶逐渐凌驾于武散阶之上，文臣逐渐凌驾于武将之上，这便是“南朝化”意味的动向了。既非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也非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而是专制皇权所操纵的“士大夫政治”，最终主导了隋唐散阶的发展方向。
较之汉代禄秩等级的“职位分等”性质，唐代散阶制属于“品位分等”，但由前者到后者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演进，中间还隔着一道魏晋南北朝的曲折。在为中古时代区分了两种“品位分等”之后，便可为唐代散阶制更准确地定性定位了。相对江左五朝的维护士族门阀的“门品秩序”，我们把军阶和北周的文散阶另行称为“官品秩序”，后者更富于功绩制色彩。唐代的文武散阶，上承的乃是北周的军阶和文散阶，它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的范畴之内了。唐代以品级、本阶、勋官、封爵等与职事官相互为用，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复合体系，它为帝国的官员管理提供了更灵活的手段。正如王德权先生的论述：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而散位的高低具体地反映在各种官人待遇的等级中，形成‘考绩…散阶…待遇’间的密切联系：考绩优则升其散阶，散阶升则提高待遇。若将唐制特别强调考绩一事置于此一联系里加以观察，就显得是极具意义”，这“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62＇。
但另一方面，与“等级附丽于职位”的汉代禄秩相比，唐代散阶制毕竟为官员提供了从属个人的品位，具有“以人为中心”的性格，这就显示汉唐官僚政治的形态差异。唐制：“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63＇以“劳考”进阶发生在居官之后，而入仕之初所叙散阶，主要取决于门资，所谓“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64＇。正如池田温所论，唐代官阶的特质是一种“身份官人制”，因为官人由官品而来的待遇，超过了与职务有关的合理范围，而泛及于生活的全体，这便是它与近代官僚制的相异之处。这种对品官的优待，并不是针对职务的保障，而不外乎表示附属于品官自身的身份特权＇＇65＇。唐人经常说“置阶级所以彰贵贱”＇66＇，这个时代的散阶制依然散发着贵族身份的气息。由此看来，散阶制的演生，也是历史发展中官僚阶级所获权益的一部分。
五、一个尝试：传统官阶制的五段分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官阶制发展，已扼要叙述如上了。以此作为基础，我们还打算对中华帝国的历代官阶变迁，做一个宏观的鸟瞰。这个展望依然要借助于“品位分等”、“职位分等”这些概念，它们的“以论带史”之功，足以使形形色色的官品官阶，暴露出了某些原本晦暗不清的面貌，并使潜在的“阶段”呈现出轮廓来。
由此所呈现出来的阶段，就我们所见大略有五：一、先秦时代；二、秦汉时代；三、魏晋南北朝时代；四、唐宋时代；五、明清时代。这个段落划分，初看上去与一般通史教科书的章节了无大异，不过具体说来就不同了。在我们的观察结果之中，历代官阶制的形态和倾向变迁并不是一个直线前行的简单历程，它们有其起伏不定的波峰和波谷，并涉及了“品位分等”、“职位分等”和“自利取向”、“服务取向”各自份量的此消彼长。前面几节中，已简略交待了第一阶段的情况，着力阐释了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情况，因有必要再为唐宋和明清两个段落，提供必要的叙述。
在唐朝初年，文武散阶制度就相当成熟严整了。不过在传统政治中，涉及官僚权益的名号位阶都有一个渐趋猥滥的规律，秦汉的二十等爵、魏晋南北朝的散号将军都曾越授越滥，唐代的文武散阶也未能免俗。唐代中期的“泛阶”做法，也导致了散阶的猥滥和贬值，包括俸禄在内的种种待遇只好向职事官品转移。但在政治形态尚未发生决定性变化之时，官阶的“品位分等”色彩并不会骤然淡去。以“职”为实，以“散”为阶的制度衰败之后，以“使”为实、以“职”为阶的新制一波再起。随着“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三省六部官、御史台官、卿监长官、诸卫大将军等等官位，借助“检校”、“试官”、“加宪衔”等等，而开始另一类形式的阶官化，它们开始变为“使职”的“阶”了。在唐末五代，甚至连一些使职本身也阶官化了。与散官构成的阶官相类，这种由“带职”构成的阶官，也发展出了一套年考成资、依资改转的成熟制度＇67＇；在散官构成的散阶因贬值而变质之后，这明显构成了一种代偿性的机制＇68＇。
宋代初年承袭了唐后期的情况，散官几乎仅仅是荣号而已；至于本官的官阶则使用三省六部官名，是所谓“寄禄官”。宋太宗时“始定迁叙之制”，所制订的官阶包括“文臣京官至三师”共42阶，“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共27阶。朝廷向寄禄官发放俸禄，向任职的“差遣”发放职钱，二者共同构成了官员报酬＇69＇。由于职钱已经依“差遣”而定了，所以有人认为这兼采了“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之长＇70＇。然而这时依然存在跟人走的品位，仍有大量的官僚权益从属于“本官”，我们认为这依然是一种“阶职分立制”。到宋神宗元丰改制的时候，又重新启用了开府仪同三司到承务郎等散官作为本阶，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又回到唐初那种以散官为阶官的办法上去了。如前引杨树藩之论：宋代“其阶职分立制之运用，较唐尤佳。宋定三十七阶，除每阶附以阶称阶品外，并以‘阶’来定俸额，通称‘寄禄官’。官府编制之职称，曰‘职事官’。按职事官大小、职务性质定津贴，通称‘职钱’。同样性质之职官，支同等之职钱。阶俸则不然，视出身之高低，年资之深浅，考绩之优平而定。如此既区别劳考之分序，又顾到同职而同酬，堪称良制。”
唐末五代进一步荡涤了士族和贵族因素，宋代科举制的繁荣标志着“士大夫政治”的发达成熟，其时的官阶制相应也多了一些理性行政色彩。但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唐也好、宋也好，其时的“本阶”毕竟都是以“人”为本的，从而有异秦汉禄秩从属于职位的情况。邓小南先生指出：中晚唐的“职事官通用为赏”造成了职事官的冗滥猥杂和队伍分化，既有治本司事者，又有带本官充他职者，更有坐领俸禄者，这成为宋代以职事官为阶官、以差遣任实职的直接原因＇71＇。孙国栋先生也曾论及：唐代用以叙品阶的散官，由于后来授受太滥，不为人所重，不得不以中央职事官作为赏功勋、叙位望的空资格＇72＇。唐代作为阶号的散官本来就官职，中晚唐叙品阶的散官猥滥了，然而仍然“不得不”用某种官职来叙品阶、系禄位；承唐而来的中央职事官“冗滥猥杂”，到了北宋依然无法克服，其实反映了两朝政治情态的一脉相承处。从专制和行政角度看“职位”首先是一份责任，薪俸能少给就少给以省钱增效；而从官僚私利看“职位”首先是一份享受、荣耀和地位，尽量多拿钱不干事才好呢，能让儿孙接班就更惬意了。假如后一要求占了上风，就可能导致“以官为阶”的变迁，官职本身变成了品位。唐宋的“阶职分立制”，都对应着其时官僚较淡薄的“服务取向”和较浓厚的“自利取向”，因而都可视为历史发展中官僚所获特权的一部分。
可以用更多事实，来旁证唐宋官僚为一己权益猎取了更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