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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整合了小德意志地区，作为民族统一使命的完成者自然在德意志地区享有极大的威望。同时在普奥战争之后吞并了汉诺威、黑森卡塞尔等邦的普鲁士几乎可以代表整个北德意志，即使南德四邦的加入也难以动摇普鲁士的主导地位。
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新生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毕竟巴伐利亚一直保留着驻外使馆，还顺手拒绝了德国对于王**事演习的视察要求。
于是直到一战前柏林也拿捏不住南德诸邦会不会跟着一起跳进战争的火坑，但万幸的是在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和1848革命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威廉二世的刻意引导下早已成了了一个庞大怪物，在狂热民族主义的裹挟下，群众欢脱的扛着各邦投入了这场“条顿民族和高卢人、斯拉夫人”关系民族生存的“伟大”决战并被机枪一波又一波的收割，带着为“日耳曼梦”而光荣献身的迷梦倒在那看上去亘久不变的战线上。
现在轮到了看上去永远摇摇欲坠但是却坚挺到了一战的奥地利。
奥地利帝国还保留着普世帝国的梦想，但是她所背负着的历史时时刻刻束缚着她的脚步。
帝国在各地所拥有的特权是不尽相同的。为了追逐普世帝国的理想，用同一价值观同一行政体系等改造帝国，拯救帝国，就不得不迎接这些历史遗产的挑战。
对于被严重压迫的地区，这只是减轻了身上被试驾的负担。对于原本享有足够自治权的地区，这只是哈布斯堡暴政的又一例证。
君主国试图达成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平等的被压迫，而约瑟夫二世的尝试可悲的遭到了贵族、教会的阻扰而失败了。
但1848年革命以及匈牙利战争中哈布斯堡的胜利给予了帝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重新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忙于外交，打压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的野心，内政大臣巴赫则主导了国内的事务。
在这段时期匈牙利的历史特权被取消，其他民族甚至是在1848革命中依旧忠于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也失去了他们的议会和自治政府。
维也纳成为了这短暂时期帝国境内唯一的权力中心。
然而在法奥、普奥战争中接连落败、帝国权威一落千丈的状况下，弗兰茨约瑟夫不得不选择奥匈妥协，来换取匈牙利人的支持。
奥匈协定使得总人口只占五分之一的匈牙利人在奥匈的事务上和其他五分之三的人口享有同样的话语权。
安德拉西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醒科苏特分子，“如果有人抱怨说我们从'协议'的条件不利于匈牙利，我要回答说我们目前只付共同开支的30％，享受的权力却和付70％的那些人相同。”在外莱塔尼亚，虽然1868年通过了一项宽容的民族法案，给予少数民族广泛的权利，可以在当地政府使用民族语言，在非马扎儿地区少数民族可以当选当地政府的行政长官，日后马扎儿沙文主义者执掌的政府使得这个法案除了空洞的文字和浓烈的反讽意味别无它物。
被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抛弃在外莱塔尼亚的各民族感受到了深深的背弃感。特别是忠诚的克罗地亚人无论是1848动荡时期，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战争中都支持哈布斯堡，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最终还被其抛弃给马扎尔人。
奥匈谈判的同时帝国也在和捷克人进行着类似的谈判，帝国愿意给予捷克人类似的自治权换取波西米亚对帝国的忠诚。
帝国政府和捷克民族主义者就自治的多少和自治区的大小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捷克人坚持波西米亚是波西米亚人的波西米亚，正如匈牙利是马扎尔人的匈牙利一样。甚至还要求将这个范围扩大到整个大波西米亚地区，包括摩拉维亚和部分西里西亚。
这个要求超出了帝国可以接受的范畴，毕竟“满足波西米亚人的愿望就是宣判德意志人的死刑。我们可以牺牲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满足波兰人，牺牲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以满足马扎尔人，因为前者会被波兰人同化，后者会被马扎儿化，但德意志人可不会被捷克人同化。”
奥匈内部的民族分布，在大波西米亚（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还是存在为数不少的德意志人的。
1868年奥捷的谈判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绝望的捷克人试图获得法国人的帮助。
此时的法国却需要奥地利来一起对抗北德，弗兰茨在得知捷克人试图获取法国人的帮助后态度也强硬了起来。
此时的安德拉西给濒死的奥捷谈判补上了最后一刀，他指出满足捷克人的条件就将引起内战。“你准备用大炮来使波西米亚王国权利得到承认嘛？如果不是，那就不要实行这个政策。”
在较小程度的自治政策被捷克人拒绝之后，他们便失去了这接近获得自治的机会窗。
等到19世纪末，捷克民族主义者愿意接受按照民族分布划分管辖范围，而维也纳也再次向捷克人抛出橄榄枝，颁布语言法令，规定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两省捷克语和德语一样成为通用语言，所有官员都必须通晓两种语言时，帝国的善意反而遭到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反扑。
在奥匈帝国的德意志人无疑是迷失的一群人。我身而为德意志人，而今却不复为德意志人。
其实部分德意志人渴求实现大德意志梦想，回归德意志母国。
华皇能憧憬的只有德奥的势力范围，而德奥的势力范围中，除了老大德国，现在华皇只剩下意大利王国和西班牙王国能继续努力一把了，这样的局势，华皇又怎么能够不着急？
【1229 意大利王国首相接见】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道理，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道理的。
华皇在被动的状态下，加大了对欧洲，尤其是德奥系列强和次强国家的外交贿赂，广泛结交上层贵族和当权派。
华皇这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要不然，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外交不是靠买来的，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贿赂上层，能在短期内改变一些事情，也没有疑问。
几天之后，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华皇先后出访过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希腊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匈牙利王国，以及华皇现在所在的意大利王国，上层社会的舆论普遍倒向华国，本来这些国家就属于德奥系，和英法不对路，打打嘴炮，还能得到好处，何乐而不为。
所以，华皇在同这些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后，等于在经济和文化上，也取得了不错的开端，小规模的来往，肯定在受欢迎的范围中。
在众多的嘴炮中，最有力量的是安德拉希伯爵，华皇给安德拉希伯爵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不管是出于个人的欣赏，还是出于华国在东方的政治地位，安德拉希伯爵觉得，为华国说几句话，对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没有任何损失，是一个示好的好时机。
华皇其实可以通过贸易偷偷的将武器贩售到非洲和美洲去的，但是因为华国的外贸，现在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多是通过英法系商人到华国来开办商行，都是以合作的方式，很难在不被英国察觉的情况下，偷偷进行军事贸易，这样的话，安全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被英国抓到华国通过军售介入地区纠纷的证据，反而容易让华国在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的境地，华皇是很注重国际舆论的，现在华国在这一块，一直经营的很不错，尤其是在华皇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
所以，华皇只能在德奥系中，找到一个到两个，具有全球开拓能力的大国！
意大利王国和西班牙王国勉强可以算这种大国，只是意大利王国的优势是在工业制造方面，由于统一的时间才刚刚结束，还没有几年，底蕴不足，在外面没有什么殖民地，所以，即便是有了厉害的军舰，也不是说增强全球影响力就可以增强全球影响力的。
而西班牙王国的情况则更加特殊了，西班牙王国曾经是全球霸主，甚至能够支配整个欧洲的经济，但是从200年前，无敌舰队覆没之后，西班牙王国基本上和满清差不多，成天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却无法转型，甚至在西欧诸强中，成了吊车尾，到现在都不能算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仍然只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已，这就搞笑了，19世纪末，农业国家想在国际舞台跳舞，只能跳僵尸舞。
但是意大利王国和西班牙王国是华皇最后的救命稻草，不管是跳什么舞，华国现在连到国际舞台跳舞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华皇如果能够跟这两个刚刚兴起的国家，和已经衰落的国家一道，就满足了。
伊藤博文人虽然在柏林，但是对于华皇的一举一动，都在密切关注，派了专门的特务跟踪华皇的行踪。
统计局是什么水平？华国的统计局，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特工组织，情报机构，这不仅跟华皇的重视有关，也跟华粹党的强大有关，世界上，以国家来算，华国不是最强大的。
但是从政党的角度来看，华国的华粹党，一定是最强大的政党，不但人数最多，华粹党甚至比这个时候整个地球的所有政党人数的总和加在一起都要多，最关键是华粹党是单一的政党，团结无比，尤其还处于成长的阶段，有活力。
再过十多天，到了1879年的五月初，华皇在罗马每天的耐心等待，终于得到了一个大的回报，意大利王国的首相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同意接见华皇。
如果以权势和声望来说，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甚至在安德拉希伯爵之上，甚至在很多小国的君主之上，这可以算是华皇这次欧洲之行以来，结交到的最大的政治人物了。
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是意大利王国政治家，早年为马志尼的信徒，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逐出撒丁和那不勒斯，后归顺政府，两次出任首相，最激进的殖民主义者。
俾斯麦讽刺他胃口太大而不幸长着满嘴蛀牙。
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生于西西里，早年学习法律，因对当地情况感到失望而前往那不勒斯，青年时是一个热忱的共和主义者信徒，鼓吹共和国，曾积极参加过1848年的西西里革命运动，起义解放了西西里，但当两西西里王国波旁王朝的费迪南多二世重占西西里时，随即流亡都灵当新闻记者，因有参与1853年米兰起义的嫌疑，被放逐，后前往伦敦结实共和派领袖马志尼。
1859年独立战争返国，在加里波第的指挥下，参与筹备“千人远征军”解放了西西里，任内政大臣，他接受了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和伊曼钮尔的胜利”这一口号的君主主义含义；随加里波第归属于意大利王国。但因与首相加富尔伯爵冲突而辞职。
1861年当选议员，树敌甚多。
后来在1865年，他完全放弃了共和主义，在意大利国会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声明：“共和制使我们分裂，君主制使我们统一。”从而和马志尼分道扬镳。
在这篇声明中他把其他一切考虑完全放在他要求统一的热忱之下。
在从事国会工作的最初20年，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虽是一位主张自由措施的杰出战士，但由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因而不可能组织，也不可能领导一个强大的左翼政党。
1876年当选议长，1877年访问德国后主张三国同盟，他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最显要的地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克里斯皮生性专横，加上在本国历史重要关头有机会表达这种性情而不遭大的反对时，就使他的民主主义染上浓厚的雅各宾色彩。
在理论上他承认议会制国家和人民自治的权利，事实上他把个人人格放在宪法权利之上，把一切实现民治曲解为一切为了人民。
他的两任政府代表了意大利这样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民主政治开始让位给独裁政治和**制度，这种趋势表现在克里斯皮进一步大力实现中央集权，牺牲立法权来加强行政，还表现在他残酷的镇压所谓的西西里百姓中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萌芽。
同马志尼一样，他对社会主义运动怀有极度的仇恨，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和野蛮、残暴和利己主义是同义的，恨不得扑灭他。
因为他怀疑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是法国扶植的，根据许多理由他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他对教会政策是交替运用的，一方面由于他对共济会的同情以及他对法国在梵蒂冈势力的憎恨，采取极端的反教会政策，另方面又企图在